渠占辉

一国一地一城一池，在经济版图上欲图雄起，一般都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尤其人杰，或许最为重要。因为说到底，事事都得人来做，人是终极因素。天津的发展，除得益于它建卫后不断提升的军事、政治地位，以及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外，荟集天下英才尤其经济强人，将天津做为他们施展拳脚和平生抱负的大舞台，也是促进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天津，在经济史上最为辉煌的岁月里，经济强人云集，构成此领域的人才高地

“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如天津的生意有利可图”

爬梳天津的商脉，有一些图像总让人血脉贲张，有一些数字总让人浮想联翩。时光飞逝，曾经的辉煌不该悉数如炯飘去。岁月留痕，今天的我们当有更深的思索和更新的观照。

“当我们靠近天津的时候，情景是那样生机勃勃。无数的小船和帆船几乎塞满河道，岸上人群熙熙攘攘，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天津的贸易额非常大。每年有500多条货船抵达天津，这些货船来自中国南部、越南、泰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如天津的生意有利可图。”1831年，当普鲁士传教土郭土利乘船来天津时，他目之所及看到天津的繁华，不禁让他联想到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史料显示，天津在开埠以前，已经不仅是海河流域水陆交通的枢纽和长芦海盐的营运中心，而且，作为京城漕粮的转运站，它还成为漕船卸载南方洋广杂货和携带北方土特产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上一天比一天繁荣。所以有学者认为，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贸中心和港口城市。

晚清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1860年，根据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规定，天津被迫开埠。从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天津开始了它向近代化的转型。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在这里迅速登陆，使天津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商业上比以前更加繁荣，一个以天津为终点市场的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逐步地构建起来。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有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在内的非常广阔的经济腹地，上述地区出产的皮毛、棉花、农副产品等商品，都要经过天津运销至国内其他商埠或出口到国外。天津已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利用运输和原材料上的优势，天津还发展起了自己的近代工业和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业。据1928年天津有关部门的调查，当时九国租界内有中、外资工厂3000多家，租界以外的中国城区有华资工厂2000多家，其中面粉、火柴、纺织、制盐、制碱等行业出现了福星、大丰、北洋、恒源、久大、永利等名满全国的大型企业。若拿1933年和1947年对北方四大工业城市(天津、北京、青岛、西安)在全国主要工业城市中所占地位作一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企业的家数、工人数还是资本额来比较，天津都超出其他三市5～10百分点甚至更多。伴随着天津工业的繁盛，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并从中获利的新式金融业——银行开始出现。英国汇丰银行于1882年在天津成立分行，这也是天津第一家近代银行。之后，英国麦加利、美国花旗、大通银行等相继在津设立分行。受此影响和现实经济的需要，中国人也开始在津设立银行。被金融界称为“北四行”的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家银行以及中国实业、大中、大生银行，基本构成了近代天津银行业的主体。近代天津银行业的发展速度虽与上海有差距，但其规模和实力始终位居全国第二，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天津，这座1361年才建立、最初只有7姓人家的海津小镇，面积小得曾被管理它的地方官称为“仅如斗大，且多洼下”，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的变迁，从清中期开始走向繁盛，至近代已巍然执北方经济之牛耳，在全国与上海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其崛起的原因颇值得人们去认真探究。

笔者认为，天津的发展除得益于它建卫后不断提升的军事、政治地位，以及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外，荟集天下英才尤其经济强人，将天津作为他们施展拳脚和平生抱负的大舞台，也是促进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天津始兴于商，商之兴则离不开巨商大户

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首先起自商业，而商业之兴盛则是靠经营长芦盐业的盐商和从事贸易的商人率先推动。时人皆闻天津有以经商致富的八大家，“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这是天津人关于八大家族的一句谚语，益照临就是张家盐引的牌号。谚语中起首的天成号韩家，是天津八大家的首富，靠海运起家，航线自沿海各埠直至台湾、朝鲜、日本等地，营业范围很广，几乎垄断了天津当时的海运业。益德裕引高家，靠盐务起家，是天津老牌大盐商，也是盐商中的首富。杨柳青镇石家，是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外号“石万顷”。土城刘家，从贩运做香油的副产品芝麻渣滓起家，发展到开设油坊，贩粮食，广置土地，成为八大富商之一。正兴德号穆家，回族人，原务农，明万历年间弃农经商，贩运粮食致富，至康熙年间，人口蕃多，分成四大房，各房分别经营绸布丝茶等商业。振德店黄家，是由盐务起家，并兼营其他商业。黄家的盐引占有河南、河北二十几个县，绰号“黄山大王”。长沅号杨家，以银匠作坊起家，逐步发展为天津典当业的巨头。益照临引张家，创业人张锦文，曾积极帮助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的北伐军，为清政府和英国人所赏识，从而发家致富，经营盐务和其他商业。

谁也说不清天津八大家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有人估计，每家少则数百万两白银，多的达千万两以上，也有人形象地说他们个个富比王侯。这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北方旧式商业资本的一笔财富积累。但是，天津八大家积聚的巨额财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开埠，经洋务运动期间近代工业的创办，直至二十世纪初八大家逐渐衰落为止，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工业，没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而是将大量金钱在生活上挥霍掉了。在1911年的一场盐务风波中，曾任天津市商会总理、盐业纲总的王贤宾等大盐商被官府抄家没收全部财产，遭此沉重打击，靠经营传统商业起家的津门富商势力逐渐走向衰落。

亦官亦商牛人荟萃，周学熙是个榜样

时光之箭指向清末民初。

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这四五十年间，清政府举办的洋务企业和新政举措大都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试办和落实，天津始终处在清政府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天津机器局、直隶工艺总局都是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已无力再推动改革了。进入民国以后，天津一度成为北洋军阀统治的重镇。北洋军阀过去多属清廷“旧臣”，受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的熏染，见识到经营近代企业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当改朝换代社会

进入转型期时，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纷纷投资近代工商业，充分发挥自身亦官亦商的便利。不难看出，历史上一直不受重视的商人和军人阶层，在这个时期开始活跃在天津的经济舞台上。

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几年里，天津建立了一批与北洋派系有关的金融资本企业，其中又以周学熙的资本集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引人注目，同时，它也是由官僚资本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企业的典型。周学熙创办的企业包括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和被它兼并的湖北水~／gy-，滦州煤矿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所属天津、青岛、唐山、衡辉四个纺织厂，中国实业银行，京师自来水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等。像滦州煤矿公司、启新水泥厂虽然厂址在唐山，但是，其资金、管理、技术都是在天津组织与经营的，其董事会和总营业处也设在天津。它的全盛时期，主要企业的资本总额至少有4200万元左右，建立起包括水泥、煤炭、纺织、玻璃、自来水、机器制造、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的企业集团，堪称华北最大的工业资本集团，时人把他同晚清状元资本家、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张謇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周”。周学熙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华北工业之父”。

提起周学熙，坊间还曾流传着一些说法，说他就是《雷雨》里周老爷的原型。周家人从来都不接受上述说法，其实，这不过是关于周家的流传很广的一个误会。《雷雨》的作者曹禺先生后来说，自己家和周家在天津是世交，写作的时候只是借鉴了周家宅院内的一些场景，至于叙事情节与周氏家族毫不干涉。不过，周学熙与虚构故事中的周朴园有一个地方倒是很相似，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而且周学熙还是赫赫有名的官商。周学熙的从商经历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周氏祖籍安徽，其父周馥作过李鸿章的幕僚，任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深受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他曾说过跟着李鸿章搞洋务运动30年，天津的好多洋务都是他开始搞起来——海军、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学校、大沽口炮台、造船厂、铁路、开平煤矿等。父子二人均曾长期担任天津海关道、长芦盐运史、淮军总钱粮、北洋实业道、银元局总办等要职。周学熙更曾追随袁世凯，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两任财政总长，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虽然属于不情愿的“被上任”，但盘桓官场的几十年时间，为他的经商积累下丰厚的经验和人脉。当周学熙的妹妹嫁与袁世凯的八儿子后，袁、周两家的联姻关系，使得周学熙进入政、商两界都相当地顺利。

如果一个人要成功的客观条件已诸事俱备，而当事人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一切也是枉然。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铸币厂被毁，铸币停顿，加之侵略军大肆掳掠，造成市面流通的制钱奇缺，形成钱荒，工商业萧条，军费拮据。所以袁世凯到直隶以后，即任命周学熙为天津候补道兼办北洋银元局。1902年6月，袁世凯赴保定前叮嘱周学熙：“我月余归来，冀见鼓铸之成功。”当时银元局是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底本，四无机匠，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但周学熙硬是选择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河北大悲院作为厂址，拆卸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东局子修械厂和造币厂的旧机器，先后向支应局筹借底本银十三万五千余两，召集工匠日夜赶制，仅七十二天就开工铸出了铜币。袁世凯回津后直呼周学熙是当代奇才。这一次，袁世凯领略到了周学熙的经营和组织才能。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前往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在日本的两个月，周学熙先后考察了神户、京都、大阪工业区和奈良、横滨、东京的文化区与商业区，拜访了日本的大藏大臣，同日本、正金、三井这三大银行的总裁、协理及董事等，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从中深得体会到日本“区区小国能自立于列强商战之世”，多赖日本银行业之发达。因此他说：“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日本之行，让他感悟出金融为实业之先、实业之本的道理。

周学熙还非常重视为工厂培养技术人才，他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工业愈发展，愈需要有掌握精深技能的高层次的劳动者——教习、工程师、专家，所以他出资兴办的学堂以数、理、化、外语为教育重点，设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以上为正科，学制三年)和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以上三科为速成科，学制二年)等6科。自1904年至1907年，3年共培养各科毕业生153人，其中化学、机器等科毕业生73人，有46人被派到日本、美国学习化学、机器及农、工、商等。除一部分代培生毕业后回原籍外，其余均从天津本地招录，这就为当时天津及直隶新兴近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同时，在他开办的北洋劝业铁工场中，培养了为数甚多的机器工人。我国旧机器工人以区域分大致有三帮：华南为广州帮，华中为宁波帮，华北一为唐山帮，一为津沽帮。唐山帮由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和北宁路而来，津沽帮则来自劝业铁工厂及其分厂大沽船坞，因此该厂被誉为“华北机匠的摇篮”。但这两帮机器工人展转传习，衣钵相承，追寻其渊源，都与周学熙的投资支持有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迁，周学熙经办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周学熙决定退隐，他的侄子也是后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周叔瞍，开始接管像唐山启新洋灰这样的大企业。

云集了国内—流实业家，拥有国内—流的公司团队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不仅意味着周氏资本集团依托的政府关系今将不再，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开始慢下来。不过，官商资本的衰退，恰好给民营经济的发展腾出了舞台。天津的近现代历史上，不乏懂得经营又兼怀爱国情怀的民营企业家，范旭东、李烛尘、宋棐卿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相当一段时间里，天津成为国内一流实业家的一个大本营。也正是这些经济强人，成就了近代天津工商业名城的地位。

我依稀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部讲述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生平的电视剧，其中的故事情节似乎把侯先生描绘成久大、永利的创始人了，结果范旭东的家属写信给天津《今晚报》，要求澄清相关事实，此事一时成为津门父老口中的谈资。实际上，范旭东才是天津久大精盐工厂、永利制碱工厂和南京硫酸厂的创办者，它为中国奠定了酸碱盐三位一体的基本化学工业，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创举。范旭东不仅办厂，而且还独具慧眼，认为发展工业。必须科学研究先行。因此，在久大精盐工厂化验室的基础上，1922年成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私人创办的科学研究机构，从而形成了“永久黄”工业团体，把生产和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范先生是湖南湘阴县人。有着湖

南人开风气之先的闯荡劲儿。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过应用化学，回国后看到中国盐业落后，影响国^健康。他首先勘探天津塘沽盐滩，向当地渔民租得一间小屋，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实验。他描述初到塘沽时所见到的荒芜景象：“……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但他立志筹办精盐工业的愿望没变。有人说，久大精盐工厂的成立，“中国基本化工的一只翅膀就长出来了”。久大出产的精盐质量好，广告词写得更妙，“此盐系用化学的再结晶法制成，盐质精纯味正而美，且包装完善，诚家庭烹饪或当礼品赠亲友之宝也。天津久大公司敬启。”精盐热销，长芦旧盐商群起攻之，一番较量后，久大终获胜利。初战告捷，范旭东决定制碱。但当时酸碱工业的核心技术由国际财团所垄断，行业进入的门槛很高。垄断国内碱业的英国卜内门公司的经理曾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是非常重要，只可惜足下办得早了些，就条件来说，再后三十年不迟。”范旭东反唇相讥：“恨不得早办三十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奋起直追，还不算晚。”外商的讥诮，加上试验中的一再挫折，股东们的责难，让侯德榜等科学家感到压力重重。范旭东却—个劲儿给他们鼓劲打气。经过反复试验，并购回了美国最先进的炼制仪器。永利碱厂于1926年6月29日再次开工，终于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1928年，“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举夺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之象征”。“红三角”纯碱除畅销国内，还行销到日本及南洋市场，永利还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印度和巴西等国建厂，为国争光，使永利进入国际化工企业的前列。

范旭东在创业过程中，为企业罗致了大批科学和经营管理人才，像李烛尘、侯德榜、孙学悟、何熙曾、陈调甫等，都是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高材生，范旭东给予他们很高的礼遇和物质待遇，使他们在企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范旭东对自己倒是规定了三个处事原则：1不利用公司的钱财来谋私人利益；2不利用公司的地位来图私人的利益；3不利用公司的时间来办私人的事务。他平素生活简朴，不尚豪华，出门也很少坐汽车，并常说：“人生两条腿，不走还行。”每次出门，夫人总是事先把钱—包一包地包好，并记下作何用途，私事决不动用公款。

范旭东注重人才战略，注重自主研发及开阔的营销思路，就是放到现在，依然很“IN”很牛，仍是响当当的经济达人做派，更别说那是八十多年前了，绝对领时代冈气之先。

另一个“牛人”代表宋棐卿出身于买办家庭，父辈即是有名的富商，他燕京大学肄业后，曾赴美学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声浪中，市场上洋货滞销而国货畅销。宋荣卿抓住机会，利用天津口岸的原材料优势，于1932年在津创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国货品牌“抵羊”牌(谐音抵制洋货)毛线，一经问世即供不应求，公司在全国的分销处多达600余家。抵羊毛线的热销，引起了洋商的忌惮和同行的眼热，有一家企业生产出了—个名为“飞艇”牌的毛线，以图与“抵羊”牌毛线竞争，宋棐卿马上采取策略。生产出“高射炮”牌毛线与之对抗。如今，时光已流过几十年，当年商场上的竞争硝烟已经散去，但重读历史，仍能让人感觉出那商场如战场的萧萧杀气。

“抵羊牌”毛线能够在一两年就妇孺皆知，与东亚公司完善的营销体系、成功的营销策略，及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密切相关。宋荣卿采取积极的全面的营销策略。东亚公司设有广告部，大力进行广告宣传，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产品。当时毛衣编织技术还不普遍，一般家庭妇女都不会编织毛衣，影响毛线推销。东亚公司于创办初期成立了编织部，在天津开办编织技术义务传授班，各阶层妇女均可自愿报名，免费学习。编织部还经常创造新奇花样并改良国外各种编织图案。编织班最盛时曾设初、高级班共4班，每期收学员百余人，为期3个月，测验合格者给予证书，培养了一支推销毛线的义务宣传队。抵羊牌毛线的推销对象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千家万户，特别是家庭妇女。为此，东亚公司从1932年开始发行以家庭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方舟月刊》，内容包括卫生常识、育儿知识、婚姻问题、夫妇之道、烹饪技巧服装设计以及照片、漫画、各种奇闻、小说等，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宣传抵羊牌毛线及编织技术。刊物全年订费才1.5元，还不及印刷费用的一半。但是，赔本赚来了吆喝，几年后，刊物的月销量达12000余册，遍布全国各地，毛线的销量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宋柴卿的广告意识和广告策略，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广告业的经典案例。

提到东亚公司的管理特色时，不得不佩服宋棐卿的独到之处是善于用人，东亚公司上至董事会成员、高级职员、技术人员，下至普通工人都经过了将心选用。东亚公司董事会是各类人才汇集的典型。其中许多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在公司重大决策中有战略眼光。但很多人之所以被宋棐卿选中，是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企业在对外关系方面清除障碍。企业要在如此动乱的社会环境中谋生存，不能不靠各种势力的扶持。在企业内部，宋棐卿则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东亚公司聘用的经理、主任中，有9人具有大学学历，其中1名博士、2名硕士，其中一些还毕业于国外名牌大学。东亚公司则以高素质的工人取代了童工、徒工、养成工，这在近代中国纺织行中是难能可贵的。公司人事部制定了—套严格的“雇工”方法。一个工人从报名到被正式录用，要通过十种考试和检测。宋棐卿认为，人不同于机器和原料，人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个体，最大的浪费与节约都在于能否挖掘出劳动者的潜力。在企业内部发行的刊物《东亚声》中，他强调要打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通过研究和满足人的需要来激发员工的主动精神。他营造的企业文化核心——东亚精神，凡当年到过东亚公司的人，都会在那里感到一种不同的、浓厚的“东亚气氛”。一进厂门，只见迎面大楼的山墙上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几个大字，可以说，“东亚文化”凝聚了一个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的公司团队。

中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到扼制。抗战胜利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整体上遇到了瓶颈，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坚持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以资源委员会为主的政府部门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重工业。李烛尘等为代表的北方工商业者赴京请愿，要求政府扶持民营经济，几经磋商，延至1947年内战正酣，国家国库空虚，准备将原由政府把持的许多工矿事业标售民营，只不过，此时以天津为代表的北方工商业者，为避战祸，开始将资本变卖或南迁至广州、香港，对于标售的企业，北方的民营企业已无力或无意接盘了。

回眸近代天津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到，无论官商还是民企，汇聚懂经济、有魄力敢为天下先的经济强人，是推动企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