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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学习者习得英语冠词的对比研究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2010-09-06柯应根李长生

池州学院学报 2010年4期
关键词:定冠词冠词错误率

柯应根,李长生

(巢湖学院 大外部,安徽巢湖238000;南京大学 大外部,江苏 南京210093)

二语学习者习得英语冠词的对比研究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柯应根,李长生

(巢湖学院 大外部,安徽巢湖238000;南京大学 大外部,江苏 南京210093)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瑞典大学生语料库分析冠词的使用频率。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冠词出现频率依次为A/A n﹤The﹤0,但是瑞典学生使用三类冠词总量要比中国学生大,在定冠词上表现最为明显;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和英语水平呈正相关英语水平越高错误越少;口语和书面语存在明显差异,口语中冠词的错误率要远大于书面语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学生在习得冠词时出现的错误率要大于瑞典学生,具体表现为在零冠词上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差异最大,不定冠词最小,定冠词居中。

冠词;语料库;错误率;频率

冠词是二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经常感到困惑和经常出错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母语中没有冠词体系的中国学生来说,冠词是很难正确掌握和使用的一类词。冠词是英语中最常用的词,在一般语篇中占总字数的8.5%,冠词对语言交流常常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冠词是语法中最难掌握的部分,也是最后才能完全习得的部分[2]。

国外对冠词研究较早,而且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外研究主要是将冠词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冠词的使用、习得特点,研究对象很少涉及中国学生,特别是国外针对中国学生冠词习得研究很有限,仅有三篇:如李[3]等研究了三名中国儿童的英语冠词习得,发现他们对定冠词the的习得不同于前人用布朗[4]的方法分析外国人习得the的结果,但是对a/an的习得与外国人的习得情况相似。罗伯逊[5]用实验方法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冠词时的变异性,报告了18名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不定冠词和定冠词时的变异性,发现在英语为母语者会使用冠词的地方中国学习者使用了78%的冠词。Daniel Robertson研究受试对象是18名在列斯特大学留学的中国研究生。 除此之外,很少有针对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进行的,特别是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同是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对比研究)习得英语的错误率对比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冠词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一般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冠词的功能、用法等的归纳和总结;针对冠词习得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几篇,如李景泉、蔡金亭[6]研究大学生英语写作中冠词误用;闫丽莉[7]利用语料库研究冠词错误的成因;彭珮璐,岳福新[8]零冠词的误用等,主要是从错误分析的角度对整个冠词系统加以描述;王津[[10]用实验的方法对大学生习得冠词进行调查研究;王剑[11]研究英语定冠词的非类指用法的习得。国内冠词研究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缺乏,特别是针对学生语言错误的研究很少。

由此可以看出,冠词研究很有必要继续而且深入进行下去,研究成果更好的服务英语教学和学生学习。笔者研究主要关注:瑞典学生和中国学生(英语作为二语)在习得英语冠词时,他们的使用情况如何以及错误率和英语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性。

1 理论基础

中介语这一术语首先是由Selinker[12]使用的,它表达了互有关联但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第一,中系统;第二,中介语指形成学习者“内在学习大纲”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系列即中介语的延续性。二语习得的过程是中介语形成的过程。中介语是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所拥有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该语言系统在结构上既不是学习者的母语也不是目的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受两者的共同影响[13]。 在通常情况下,母语与目的语相似,会促进中介语向目的语接近;相异,则不利于中介语向目的语的发展[14]。

Lado在 1957年出版的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多文化之语言学》)一书中,以行为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理论和联想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该理论认为:目的语中与学习者母语相似的成分对他来说是简单的;与其母语相异的成分对他来说是困难的。它强调根据对比分析母语和目的语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可以预测学习者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要犯的错误,并推测学习者母语对目的语可能发生的负迁移,以此作为教学重点,达到减少或避免外语学习错误的目的;另一方面它提出对于学习者常犯的错误,可以利用反复练习等强化手段克服母语的负迁移,建立正确使用目的语知识的新习惯。

语料库研究方法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中介语对比分析法(简称CIA),它通过比较本族语使用者语言和学习者语言,让我们较系统地发现学习者中介语的非母语特性,即偏离,包括误用、多用、少用和回避等,因而是研究学习者中介语的一种可取的方法。Granger[15]认为,利用学习者语料库进行研究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中介语对比分析和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

2 研究问题

具体来说,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和瑞典学生在冠词使用错误率上的分布情况及其差异性:

问题一、中国学生与瑞典学生冠词出现频率比较:冠词、定冠词、不定冠和零冠词?

问题二、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是否有差异?

1)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和英语水平是否相关?

2)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在口语和书面语上是否有差异?

3)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是否有差异?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与两个语料库,一是中国大学生口语笔语语料库SWECCL[16],笔语部分主要是专业四级作文;口语部分是即席主题讲话(3分钟),用于对比的语料库是瑞典大学生笔语语料库,两个语料库容量大体相当,题材和内容比较接近,而且都是学生作文,具有较高的可比性。

3.2 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软件Word List工具选择目标文件,提取索引行并显示冠词,利用SPSS计算P值。笔者对两个语料库中所出现冠词及其分类(不定冠词、定冠词和零冠词)的词频分别进行了统计,并用该语料库提供的搜索引擎按照该语料库的语法错误标记找出英语冠词的错误用法,最后计算和统计三类错误的频率,并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两个语料库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和瑞典学生冠词错误率存在的差异性。

4 结果与讨论

4.1 冠词的使用频率

WordList工具检索统计结果表明:冠词在中国大学生口语笔语语料库中一共出现1570次,而在瑞典大学生笔语语料库中出现2485。冠词在语料库中分别占8.03%和8.11%,说明它们出现的频率大体相当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中瑞学生冠词使用频率比较表

ANOVA分析中国和瑞典学生在冠词上出现频率:如表2所示:中国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73.97;而瑞典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102.23。远大于中国学生,而且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的MD值为28.26,这说明中国学生在零冠词上的使用频率低于瑞典学生;中国学生在冠词上的SD为12.96;而瑞典学生在冠词上的SD为22.22。同样大于中国学生,这说明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冠词上的使用频率相比具有典型差异性P值为0.000,差异性明显(见表2)。

表2 中瑞学生冠词典型差异比较表

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不定冠词、定冠词和零冠词上出现频率呈现依次递增,但是瑞典学生使用三类冠词的总量都要比中国学生大,而且在定冠词上更加明显。这可能说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学生在如何正确使用冠词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误用、漏用和不定冠词代替定冠词等现象;二是冠词的使用和文章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有关,名词出现的频率也制约了冠词出现的频率。因为冠词是虚词,依附名词而存在;彭佩璐,岳福新冠词的出现频率和名词的出现频率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名词的出现频率在对话中比在其他语域中低得多,从而导致冠词的使用频率下降。Corder[17]等曾就冠词的使用频率作了统计实验,结果发现:定冠词频率最高,零冠词次之,不定冠词最低。而且Master[2]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他根据COBUILD语料库的词频统计表明:在冠词系统中定冠词the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不定冠词a(n),最后是零冠词。Corder和Master统计结果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在冠词系统中定冠词the的使用频率最高,而对于不定冠词a(n)和零冠词的出现频率统计正好相反。在本研究中三类冠词在中国大学生口语和笔语语料库和瑞典大学生笔语语料库的出现的频率依次为A/AN—→THE—→ZERO,其中零冠词出现频率最高,而不定冠词出现频率最低,定冠词居中。在不定冠词使用频率最低这一点上和Corder一致,但是在零冠词和定冠词出现的频率有差异,造成这样的差异性可能与选库及样本的大小有关。因为不同的语料库里面名词的出现频率是不一样的,这就直接决定冠词出现的频率。彭佩璐,岳福新研究发现,‘在对话中冠词用得最少,在学术文章中用得最多。’

4.2 中国学生在习得冠词时错误率分布

如图1所示:中国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在冠词习得上所表现的错误一直呈下降趋势,三年级到四年级又有所上升,但是总的趋势是下降。一年级到二年级下降趋缓,大学生刚上大学,处于适应期、调整期。二年级到三年级下降明显,说明这一阶段是大学四年中最好的学习阶段,大学生学习处于最佳时机。三年级到四年级有所回落,主要是大学生面临毕业压力,学习精力分散如写论文、实习和找工作等。从整体看不定冠词在四年中下降最明显,不定冠词比定冠词和零冠词在三年级到四年级的过程中回

落程度要大,说明定冠词和零冠词的习得困难要比不定冠词大。这说明三类冠词的习得要区别对待,不定冠词最简单,定冠词次之,零冠词最难(见图1)。

图1中国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冠词出现频率的柱状图分布

4.2.1错误率和英语水平是否相关 如表3所示:中国一年级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0.2021;二年级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0.1891;三年级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0.1353;四年级学生在冠词上的Mean为0.1552。 中国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在冠词上比较的MD为0.013;二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在冠词上比较的MD为0.0538;三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学生在冠词上比较的MD为—0.0199。而且一年级和二年级相比有显著意义P值为0.001;二年级和三年级相比有显著意义P值为0.000;三年级和四年级相比有没有显著意义P值为0.051,但是邻近显著意义标志P值为0.050,特别是从总体看一年级到四年级有显著意义(见表3)。

表3 比较中国大学生一到四年级冠词错误率的平均值分布

朱叶秋[10]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冠词的习得和英语水平没有相关性,而苏文、王新[18]针对定冠词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却表明:英语水平和学生所犯错误呈负相关;那么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错误率和英语水平是否相关,笔者通过语料库对中国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的30位学生进行语料错误分析,结果表明:英语水平越高学生,冠词习得性错误就越少。统计资料同时还说明以下特点:第一,冠词的错误率在一年级到二年级错误率下降不明显,二年级到三年级最显著,三年级到四年级有所回落。从错误的平均值来看,一年级到三年级不管是不定冠词还是定冠词或零冠词的错误统计都是呈下降趋势,而四年级和三年级相比较有退步,但是总体来说是呈下降趋势。这和闫丽莉[7]的观点基本吻合,她认为:“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学习层次越高所犯错误越少,不同层次学习者在冠词习得上的难点上是相似的”。原因一:根据以往研究“大学2-3年级是学习的黄金时期”的假设(指2-3年级是学习的最佳时段)。大学一年级刚来学校处于适应期,而四年级学生面临毕业、写论文和找工作等压力,学习的连续性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大学一年级到二年级时学习成绩上升趋缓,和大学三年级相比,四年级成绩有所反复应在情理之中,属于正常表现的范围。原因二:冠词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和学习的困难性导致。现有的冠词使用规则并不能囊括所有的用法,很多情况下冠词的使用是由文中的语义来决定的[19-20]。从语料库资料经SPSS统计软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总的来说,冠词掌握程度是和英语水平呈现正相关的。

4.2.2错误率在口语和书面语上是否有差异 如表4所示:中国学生在口语上习得冠词的平均值Mean是0.1471,在书面语上习得冠词的平均值Mean是0.1691; 在口语上习得冠词的标准差 SD是0.02981,在书面语上习得冠词的标准差 SD是0.02981;口语和书面语的平均数差MD是-0.022;P值为0.000具有显著意义(见表4)。

表4 ANOVA分析中国学生口语和笔语冠词错误总的比较

中国学生在习得英语冠词时,在口语和书面语上错误率是有差异的。这一点可以从以往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研究发现:在各种语域中定冠词与不定冠词的分布有巨大的差异,在笔语语域中定冠词出现频率是不定冠词的两倍,但是在对话中不定冠词和定冠词的出现频率相当。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口语和笔语语料库研究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利用四年级的口语和笔语材料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手段得出结论。结果表明:口语冠词的错误率要远大于书面语冠词的错误率。在具体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定冠词、不定冠词和零冠词的错误率有所区别,但是都表现较大的差异性,而且总体趋势是书面语的错误率要比口语错误率低。初步分析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书面语更加直观,思考的时间更多,容易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错误率相比口语要低;第二,口语和笔语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口语要求流利,顺畅,能够理解就可以了。冠词又是虚词,一般来说不会影响理解的准确率,学生容易忽视它,而书面语要求语言表达的准确无误,措辞恰当,学生更加关注语法规范和书写规范。因此,我们说在口语和书面语上存在差异性,语料库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口语和书面语相比具有显著意义。

4.2 .3中国和瑞典学生习得冠词错误率是否有差异

如表5所示:中国学生在书面上习得冠词的平均值Mean是0.1471,瑞典学生在书面语上习得冠词的平均值Mean是0.0562;中国学生在书面语上习得冠词的标准差SD是0.02981,瑞典学生在书面语上习得冠词的标准差SD是0.01185;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书面语的平均数差MD是0.0909;P值为0.000具有显著意义(见表5)。

表5 ANOVA分析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冠词上错误率比较

根据中介语理论和错误分析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都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从理论上来讲两者相比较不应该有差异,但是笔者通过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笔语语料库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习得冠词时有差异,中国学生在习得冠词时出现的错误率要远大于瑞典学生。具体表现在的三类冠词上有差异性,零冠词上中国和瑞典学生差异最大,不定冠词最小,定冠词居中。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虽然瑞典是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的,但是由于地缘关系,语言交流频繁,有助于语言的习得;第二,瑞典和英国同属于一个语系,语言存在一定的同属关系,有相通性,便于学习;第三,中国语言中没有冠词体系,来自母语的干扰要远大于瑞典学生,影响了英语冠词的习得。表现在冠词学习上就是错误率高。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习得冠词出错率相比有显著意义,语料库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 结语

冠词是英语的一个封闭功能词类,虽说是个小品词,它使用频率极高并常常影响交际的成功与否[21],而且其使用却极其频繁。所以一直是语言学家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尽管语法学家对它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大都局限于传统的句法领域。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人们研究语言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冠词的研究开始转向涉及语用、语义和认知等领域。

本研究探讨的是目前冠词学习中出现的错误频率是否和英语水平相关以及中国学生在口语和笔语方面存在的差异,这充分反映了当前教学的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国外研究者早就关注到这一点,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国内针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定量研究很少,国内学生与国外学生对比研究就更加鲜见。国外研究主要是针对英语是第二外语的外国学生,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和母语系统中没有冠词体系的中国学生学习和中国教师教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目前针对中国大陆学生的定量研究较少,中国学生在冠词习得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反映冠词教学可能存在问题,如教学方法简单,缺乏相关教学研究,影响了学生的习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冠词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学生冠词习得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表现出与外国学生不一样的特点,定量研究的结果揭示冠词习得的规律性,有助于中国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二是:冠词习得顺序不一致,冠词习得和英语水平是否相关意见不一致,冠词习得性错误在口语和书面语是否有差异。三是:通过语料库研究手段,比较中国学生和瑞典学生在冠词错误率上的具体差异,瑞典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都是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习得的,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研究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养成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相似性中寻找差异性。

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在定量的研究方法层面,由于所选的语料库样本不大,反映三类冠词的错误率存在差异不全面,而且研究对象只限于大学生。建议以后进一步扩大语料库研究样本;扩大研究范围,从中学生、大学生到研究生,全面把握和研究,这样可以清楚观察到学生在各阶段冠词习得的规律性,从而为有针对性教学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定性研究层面,主要表现在对于冠词错误的认定可能存在部分偏差,影响了数据分析的结果,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已冠词错误标注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样尽可能的避免人为的因素影响。由于语料库呈现的是终极产品,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无法确定使用者使用语言时的心理因素,因此无法对其原因成因进行分析。以后的研究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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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义兵

A 81

A

1674-1102(2010)04-0076-05

2010-06-23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08 sk371)。

柯应根(1973—),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大外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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