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鹏

【摘要】 “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政策经历了所谓“三起三落”的发展轨迹。与此相对应,作为整个“十七年”中国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纵向时间维度上便呈现出了三个较为清晰的发展阶段,即探索起步阶段(1954-1955)、发展高峰阶段(1956-1960)、曲折式微阶段(1961-1965)。

【关键词】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历史叙述

一、探索起步阶段(1954-1955)

1954年,当时刚刚公私合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滥觞之作”—《山间铃响马帮来》(黑白10本)。影片的摄制阵容堪称强大:著名军旅作家白桦担任编剧,上影厂著名导演王为一担任导演,上影厂著名电影演员于洋在片中饰演云南边疆苗寨联防队队长黛乌,“刚刚从香港回归祖国”的孙景璐饰演苗族少女蓝蒡,著名电影演员兼导演刘琼在影片中饰演苗寨联防主任拉若埃,1著名演员仲星火饰演哈尼寨联防队长噶瓦,著名演员方伯饰演敌司令,著名演员冯奇饰演区委书记。影片外景地选在昆明,为了拍摄出“少数民族味道”,影片创作组在拍摄之前曾经深入到边疆的金平苗族自治县采风,体验少数民族生活,随后在昆明开始拍摄。整个拍摄过程自1953年2月始到1953年10月,历时近10个月。后来为了提高效率,甚至连剪接组也到了云南,使得上影厂“一个电影厂基本上都搬到了云南”。影片在拍摄过程中要求每个演员通过“写家史”来寻找对角色的感觉。2影片故事情节讲述了解放初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困难,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人民政府派出马帮为少数民族村寨输送必需的生活用品,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勾结境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在边防军的支援下,苗族、哈尼族人民和边防军共同挫败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影片表现了新时代条件下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建家园的新气象,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军民联防的历史情景,并把云南边疆特有的环境风貌融入其中,如秋收时节的边寨风光,白云在群山上游弋,勇敢勤劳的苗族和哈尼族人民开垦着千层梯田......美丽的风景更衬托出和平安详的重要。影片以少数民族人民与边防军齐心协力共同挫败境外敌人的破坏为线索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优美动听的电影乐曲不时穿插其中,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生活气息。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云南边境斗争的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有一个好的故事、一首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个武打段落和热烈的爱情”,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片”。“它完成了对惊险式样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初步探索。该片虽然在总体气氛的把握与营造上没能拍出实际的惊险效果,但是它为以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此类式样上的探索打下了基础。导演在初步的尝试中,以定型的叙事元素,建构了一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简单模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勇敢而善良的少数民族人民与对新中国政权进行破坏与颠覆的敌人形成了一对相互对立的戏剧矛盾,最后以前者战胜后者为结果。”3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中国电影在式样和风格上的一种探索,《山间铃响马帮来》“第一次”在新中国电影银幕上呈现了热烈的爱情,“为新中国电影留下了两个温暖的亲吻。”在当时“爱情”被“遮蔽”的特殊历史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和大胆。4

在《山间铃响马帮来》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和探索之后,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另一部“十七年”著名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神秘的旅伴》(黑白 10本)。影片最初起名为《两个巡逻兵》,后来由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赐名《神秘的旅伴》。影片根据著名军旅作家白桦的短篇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改编而成,由长影厂的年轻导演林农担任导演。和影片的名字一样,影片的摄制过程一开始就踏上了“冒险的旅程”:首先在人物设置上,导演林农为影片设置了五个主角;其次在演员的选用上,影片的五位主演除了田烈(饰演特务萧五)之外,其余的四位主演印质明(饰演边防军排长冯廷贵)、刘增庆(饰演彝族民兵朱林生)、王晓棠(饰演彝族的小黎英)、李颉(饰演特务魏福)都是初登银幕的新人;最后是外景地的选择上,当时为了响应国家“厉行节约”的号召,摄制组放弃了到云南选取外景地进行拍摄的计划,选取了吉林省毗邻中朝边境的“挺像云南”的四道沟作为影片的外景地进行拍摄。当时为了让影片的演员体验生活,增加表演的逼真,摄制组甚至为扮演特务的田烈和李颉到法院提审了两个真特务让他们观察和模仿。影片于1955年在全国上映,影片因为有“神秘”两个字,又加上“旅伴”,还有“爱”、还有“歌”,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当年卖座率最高的影片。5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还受到当时著名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先生的赞赏。

影片讲述了云南边境上的两个边防战士和一个彝族小姑娘把两个偷运武器的特务和他们的外国主子一网打尽的故事。反映了边防军和彝族、瑶族人民携手同心,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击破了敌人阴谋,歌颂了他们对祖国边疆的无限热爱,以及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的英雄行为。影片除结尾部分有些打斗场面之外,敌我双方主要以斗智为主,这就使影片的人物刻画、情节安排、情调韵律等与同时期影片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艺术特点。影片中,敌我双方形成了一种当面称兄道弟,暗中互相监督的情势,进而引出许多微妙而惊险的情节与场面,呈现出一种外松内紧的节奏。影片中人物虽然不多,情节也比较简单,但并不使人感到单调,自始至终都悬念跌出、曲折有致。特别是在马店中交换货物一场戏,把敌人凶狠狡诈但恐慌的心理和我军侦察员机智沉着的应对,表现的淋漓尽致。随着故事的一步一步展开和深入,影片情节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理,引人入胜的斗智情节在影片中出现过多次,吸引了观众的欣赏兴趣。美丽的小黎英、英俊的朱林生、美丽的花环配上好听的“缅桂花开十里香”,这样的场景让亿万电影观众难以忘怀!

影片在拍摄手法上显得质朴清新,其展现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和边地的风俗人情,也为观众增添了不少新鲜感。影片中小黎英的扮演者王晓棠一炮而红。她扮演的小黎英眉目传神,热情奔放,感染了一代电影观众,“成为新中国最耀眼的电影明星之一。”另外两个扮演特务的演员李颉和田烈从此则成为“特务专业户”,成为新中国电影最著名的反派演员之一;而扮演侦查员的印质明则从此走上了饰演“侦查员之路”。

《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神秘的旅伴》两部影片都是“十七年”中国电影中 “具有娱乐功能的反特片”, 两部影片虽以“反特”为题材,但主体部分加入了浓重的观赏性成分,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浪漫的爱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神秘风情、惊险曲折的悬念设置、新老明星的加盟等,无疑是“商业片要素在红色政权下的变相运用”。它突破了主流电影模式的框架,确立了反特片内在的娱乐性功能和类型化倾向,体现出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神奇的电影魅力,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的电影创作人员的创作热情。《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神秘的旅伴》的成功创作带动了1956年至1959年间的反特惊险片创作的高潮。6

二、发展高峰阶段(1956-1960)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1956年新中国“十七年”电影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高潮”。10月,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舍饭寺胡同会议”,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自一中心”(即自由选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与以导演为中心)的重要主张,会后发布了《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的文件,使整个电影界深受鼓舞!新中国电影事业出现了“全方位突进的”。7在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影片数量和艺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了勃勃生机。这一时期共拍摄了《芦笙恋歌》(1957 )、《边寨烽火》(1957 )、《两个巡逻兵》(1958 )、《锡城的故事》(1959 )、《五朵金花》(1959 )、《摩雅傣》(1960 )、《勐垄沙》(1960 )共7部影片,8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比较成功的影片有《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摩雅傣》、《勐垄沙》,尤其是《芦笙恋歌》和《五朵金花》更是成为“十七年”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芦笙恋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摄制。编剧彭荆风,导演于彦夫,汪杰和宋雪娟分别扮演男女主角扎妥和娜娃,新中国“十七年”著名音乐家雷振邦先生担任了影片的作曲。影片故事情节主要表现了解放前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对拉祜族人民的迫害,反映了新旧社会拉祜族人民生活光明与黑暗的前后对比。影片在故事情节上模仿了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白毛女》,但在拍摄手法和视听语言上却又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同样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时代话语,《白毛女》更多表现的是阶级压迫所带来的苦难和屈辱,而《芦笙恋歌》中则表现为“阿哥阿妹情意深”的浪漫传奇。影片采用倒叙的手法,喜儿的命运反映的是深刻的阶级同情和阶级仇恨,而扎妥作野人的经历,其视听更多表现的不是苦难,而是充满了可供观赏的神秘和离奇的异域情调。影片通过圈入圈出的倒叙手法,营造了一种追忆往事的感伤气氛。影片“对爱情场面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月光下,树林中,扎妥和娜娃热烈的接吻,拉祜族乐器芦笙演奏的电影插曲“婚誓”凄婉悠扬,音乐与画面交相辉映,彼此渲染,形成“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爱情场面特有的缠绵和绚烂。但是影片过多的渲染了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遭遇,似乎一切只是为了爱情,削弱了新旧社会对比的现实意义,所以影片上映后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却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评。9

《五朵金花》诞生于“难忘的1959年”。时逢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周恩来总理看了“新中国建国10周年献礼影片”的安排后,认为缺少轻松愉快和富有美感的影片(主要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和“拔白旗、插红旗”所影响,1958年生产了一大批无聊的“艺术性纪录片”),希望写一部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戏剧影片。随后,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推荐云南女作家季康为编剧,选定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由王家乙担任影片导演,影片拍摄仅用了4个月,“创造了当时拍片最快速度”。“影片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优势,将民俗、音乐、民族风情和故事有机结合在一起,取得巨大的成功。”10

影片以白族小伙阿鹏寻找自己心爱的“金花”为主线,通过戏剧性的电影表现手法连接了五个富有戏剧色彩的故事,使活跃在不同岗位的“五朵金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景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歌颂了阿鹏和“副社长金花”之间纯真感人的爱情。影片中的人与情、情与景、景与歌、歌与舞,环环相扣,自然融洽,浑然一体。影片以精巧的艺术构思,构成了独特的喜剧风格。“歌颂了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歌颂了男女之间纯洁的、永恒的恋情。全片格调清新优雅、妙趣横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浓烈的时代气息。苍山、洱海、三月街、蝴蝶泉等奇山丽水、民族风情的描绘,富有诗情画意,使整部影片轻松愉快,赏心悦目。”11影片通过阿鹏与金花的自由相恋,展示了生活的美好和丰富多彩,展现了人们对爱情和自由的执着追求,从而暗合了不同时代观众潜在的审美接受心理。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们内心永恒的渴望,它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褪色,反而赋予影片以永恒的艺术魅力。

在1959年11月2日文化部、中国影联庆贺“国庆新片展览月”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称赞“《五朵金花》歌颂了我们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人,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12影片1960年春天在全国隆重上映,在当时众多严肃和宏大叙事的革命斗争题材电影中一枝独秀,分外引人瞩目,受到了全国电影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中的插曲《三月三》、《苍山洱海找金花》、《蝴蝶泉边》成为当时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影片中16岁的主演杨丽坤也一夜成名,成为当时“红透全国”的电影明星。影片在国内外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先后有46个国家放映了这部影片,被称赞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的“五好影片”。13《五朵金花》放映后,在全国“立即出现了‘万朵金花运动,有的农村民公社还提出了‘条条战线开金花的号召。电影形象和虚拟事件对现实造成的如此广泛的轰动效应,一方面有时代气氛的原因,但即便今天恐怕也很少有一部电影达到如此鼓干劲的影响力。

《五朵金花》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香港和越南。当时与大陆社会政治语境保持距离的香港媒体《大公报》对《五朵金花》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论,颇为认同剧中人物:“王苏娅演的炼铁厂金花顽皮活泼,专爱和人闹别扭。朱一锦演的拖拉机手金花娇滴滴,千娇百媚。谭尧中演的畜牧场金花看似泼辣实是善良。孙静贞演的积肥模范金花热情庄重。人物都很有性格而且合乎身份。”141960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节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导演凭借《五朵金花》获“最佳导演银鹰奖”,云南籍女演员杨丽坤获“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后来,《五朵金花》与《阿诗玛》、《刘三姐》一起被评为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三大经典”,成为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弥久。《五朵金花》的巨大成功标志着“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达到了高峰!

三、曲折式微阶段(1961-1965)

这5年间,由于整个中国电影环境的变化,一共只拍摄了2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分别是《阿诗玛》(海燕电影制片厂1964年 编剧:葛炎 刘琼,导演:刘琼,主演:杨丽坤 包斯尔)和《景颇姑娘》(长春电影制片厂 1965年,编剧:杨苏 李鉴尧 王家乙,导演:王家乙,作曲:雷振邦,主演:梅普玛鲁)。其中,1964年拍摄的《阿诗玛》是“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中的又一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著名电影演员杨丽坤的“谢幕之作”,15为“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留下了最后一缕绚丽的光影。

影片根据云南石林撒尼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而成。由当时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先生担任文学顾问。在创作的过程中,导演刘琼从找到的关于长诗的二十多种版本中,发现阿黑和阿诗玛都被表述为兄妹关系,只有一封材料显示二人为爱情关系。据此,刘琼果断地在剧本中将男女主角的关系确定为恋人,以增加戏剧化艺术效果,最终成就了这部爱情悲剧。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导演刘琼与影片作曲葛炎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影片表现形式的基本格调:“以音乐形象突出人物,全剧不用一句台词。以歌唱传递感情,以音乐渲染气氛。在以歌唱作为抒情和叙事的手段时,导演注意节奏的把握和镜头内部的信息量,避免了冗长拖沓感。”16“在电影语言的表达上,导演借用中国园林艺术中的‘移景手法,以布景和实景的交替,长短镜头的切换,把景和人巧妙组合在一起,凸现了阿诗玛这一美好的艺术形象。”17

除了音乐歌舞片的必备元素,旋律感强、朗朗上口的歌曲、优美的舞蹈之外,云南的石林风光、撒尼族的民风民俗,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云南少数民族情调的银幕时空,使这个浪漫忧伤、带着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独具魅力。此后,“《阿诗玛》作为歌剧片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共同推动了“十七年”歌舞片的艺术飞跃”。18遗憾的是,影片刚一拍成,就遭受了极“左”文艺观的批判,被斥为“大毒草”并禁止在全国上映。其“罪状”有两条:一是宣传“爱情至上”,二是扮演阿诗玛以及一群女伴的演员都是美丽的姑娘,像在“选美人”,是资产阶级思想。19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阿诗玛》才得以首映,此时影片导演刘琼经是66岁的花甲老人。20后来,在1982年西班牙桑坦德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阿诗玛》荣获“最佳舞蹈片奖”,1995年《阿诗玛》还获得首届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故事片纪念奖”,今天,《阿诗玛》与《五朵金花》、《刘三姐》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三大经典”,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编:《中国艺术影片编目》(1949-1979),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2]云南省志编撰委员会:《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中下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4]孟梨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5]陈景亮 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6]刘橱著:《老电影往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7]天一:《“金花”、“阿鹏”:我自豪,我是漂亮的白族》,《民族工作》2000年第7期。

注释

1 刘琼后来导演了“十七年”著名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阿诗玛》。

2 资料来源于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

3 李二仕:《作为艺术探索的“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当代电影》,1999年05期,第82页。

4《山间铃响马帮来》后来在1995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的评选中获故事片纪念奖。

5 资料来源于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

6 后来出现的推理化悬念破案片《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古刹钟声》、《前哨》和类似“敌中敌”模式的惊险反特片《英雄虎胆》、《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都是当时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影片。(见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电影艺术》,2003年05期,第25页)

7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1949-1959)》,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9月第一版 170页。

8 1995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评选中,《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摩雅傣》同获“故事片纪念奖”,此外,《边寨烽火》的主演达奇和王晓棠在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青年演员奖”。

9 李二仕:《作为艺术探索的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当代电影》1999年05期,第3页。

10 陈景亮 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一版, 第266页。

11 陈景亮 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一版, 第266页。

12 刘橱著:《老电影往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128页。

13 陈景亮 、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66页。

14 李二仕:《五朵金花的“今点”意义》,《当代电影》,2005年05期,第93页。

15 拍摄《阿诗玛》之后,杨丽坤在随后的“文革”中被诬为是宣传“黑路线”的领头人物、“黑苗子”,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多次被批斗、游街、毒打,最终导致精神崩溃,2000年7月病逝于上海。

16 陈景亮、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13页。

17 陈景亮、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14页。

18 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电影艺术》2003年05期第28页。

19 申致远、魏春桥:《“悲惨”的<阿诗玛>》,《大众电影》,2005年02期,第57页。

20 应观:《忧伤的阿诗玛》,《大众电影》,1999年09期,第22页。

作者简介:

杨鹏(1979-),男,苗族,云南威信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电影学)硕士,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专项课题“边缘与绚丽——新中国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 (09ZX08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