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悲剧意识是西方艺术审美中重要一环,其思维方式到了当代语境也未过时。悲剧审美要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本文试图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美、悲剧的不同认识出发,对悲剧意识进行溯源,并以亚里士多德悲剧思维解析艺术,探讨悲剧意识之于人类的永恒性。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悲剧

古希腊哲学将文艺理论提升到了哲学认识的高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各人哲学基础上对艺术美的阐释,使艺术美得以到升华到美学理论、哲学的高度。

“理念”论是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基础。理念论把世界分为两部分。现实的世界是个别的,不可靠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才是永恒的,真实的。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理念”论相反,他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形式与质料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事物都具有物质的基质。

他们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也就导致其在美学认识上的不同。在柏拉图看来艺术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艺术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柏拉图认为艺术双倍的脱离真实,不值得提倡,但他也不完全否认艺术,认为唯有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才是“非摹仿艺术”。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所摹仿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美”的本质不能脱离具体美的事物,所以他认为艺术要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美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纯粹的美,美是具体的。他曾说:“每一个事物本身与其本质并非偶然相同,而是实际合一的。”在他看来美和美的本质并非是同一样东西,美的事物一方面必须和美的本质合一;另一方面,美的本质又不是简单存在的,它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事物来呈现。美和美的本质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柏氏和亚氏对悲剧都有各自的论述,其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柏拉图认为在悲剧中亵渎了神的尊严。悲剧还让人产生怜悯、痛苦的情绪,这种消极的情绪会放大,削弱人的理性力量。他坚持悲剧会影响到了国民的心理健康,危及城邦的建设与安定。所以要将低级的诗人和艺术家驱除出“理想国”。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和诗都是摹仿,但不仅仅是对自然和生活单纯的摹仿。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事物规律进行创作,同时也是在创造美,并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他在《诗学》中提到:“悲剧是对一个严肃、有长度的行为的摹仿,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他认为悲剧不但有教育功能,有“净化”的作用,而且还为观众提供“精神享受”。悲剧中的英雄人物遭受的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使观众的情绪得以发泄,从而 “净化”观众的心灵。这种在精神上的享受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同时能产生舒畅的审美快感。这就是悲剧式的“愉快感”,观众也从中得到审美的体验。

亚氏的悲剧理论具有深远影响,在后世艺术中成为众多艺术家们情感表达方式的源泉。悲剧以真实反应人内心世界,久久存于艺术的各个领域之中。悲剧同时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当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看起来时如此的渺小。当他面对灾难、不幸和死亡时,是无奈的、无助的,他只能孤独的一个人默默承受。他的遭遇在其他人看来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也许就是致命的。这样的体验和情感内容便是“痛苦”。我们将这种痛苦称为艺术的“悲剧性”。在每一个悲剧艺术作品中,痛苦、不幸和死亡都相互交织,冲击着我们的眼球。正是这些痛苦、不幸和死亡引起了艺术家的共鸣,在他们拿起画笔之时,这些痛苦和恐惧通过艺术创作得以释放。无论对艺术家还是观众,亚氏的理论较之其师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也因此在西方历史被上广为接受。

19世纪浪漫主义画家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画中垂死、疲乏却又奋力挥舞着手臂的人,周围咆哮着的海浪,怒吼着的风欲将一切撕碎。其宏大场面,具有戏剧性的情感、气势磅礴、激烈的动态和悲剧性的力量,冲击着观众的视觉。木筏上的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向远处的船求救。在死亡面前,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同情油然而生。艺术家在创作此作品时宣泄了心中的情绪,而观众在画面中看到了悲剧的崇高,使情感得到了升华。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对人心灵的“净化”。

在罗丹的《地狱之门》中也体现着悲剧的痛苦。这座雕塑的主题取自但丁《神曲·地狱篇》。在诗中,但丁写道:“你们进到这里,丧失一切希望!”诗句中激荡着悲哀、绝望,罗丹从其中得到启示,由此雕塑了众多被罚下地狱的人们扭曲着身体,抓狂地在痛苦中挣扎。“思想者”坐在门楣中央,在罪恶与善行、受罚与救赎之间,做着痛苦的抉择,进行命运之思。人们在这件作品面前都会感到无比的震撼,仿佛自己正身处其中,做着垂死挣扎抉择的痛苦。在“思想者”足下,还有一对相拥热吻的男女,这又给了观众希望,残酷与绝望中也有无限的美好,美好的希望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罗斯科始终坚信在艺术创作中“只有悲剧和永恒的主题才是站得住脚的”。人类是无法逃脱悲剧性的命运,人格的力量表现对人类悲剧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思考,并运用艺术来抚慰人生的悲剧,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艺术中的悲剧意识。悲剧性艺术既是生活的现实,又是艺术家的呐喊。悲剧艺术在带给人们痛苦情感,同时通过这种痛苦情感的释放,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悲剧式的艺术审美的“愉悦”。

悲剧艺术在人类艺术史具有永恒性,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净化从未停止。它对人类艺术的意义影响是深远的,直至今天仍不断引起我们对命运、人类世界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

[2][法]让.贝西埃等主编,史忠义译《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3]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4]马国新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吴永强,《外国美术史——传统与现代》,海南出版社2004年

[6]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7]张丽云,《浅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区别》,《玉溪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思雨 (1984-),女,四川成都人,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09级油画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