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芳

【摘要】纵观中国自古至今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结合各民族文化的纯粹性这一概念和东西文化势差的存在,来分析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立场。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想要使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身份不面临失语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切实结合本土文化的现实状况,不能一味的批判后殖民,也不是急功近利的急于继承或者抛弃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如何坚持对现实文化境遇的关怀问题。不然我们的后殖民批评将会出现语境与方法双重失重的尴尬状况。

【关键词】后殖民批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文化的纯粹性;文化势差;偏执的本土主义;失语的危机;现实文化境遇

后殖民批评源起1979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主义》(orientailism)一书的出版——今天的后殖民批评家和研究者多把这一事件看做后殖民批评产生的标志。后殖民主义批评在1993年被译介到中国。而后,在中国的艺术批评领域中,后殖民理论为中国的艺术批评家广泛借用,在各种杂志、期刊数据库和网站上,我们可以检索到大量基于后殖民的评论类文章,尤其在当代艺术领域,后殖民艺术批评的的讨论也日渐激烈,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尽管后殖民艺术批评和对后殖民理论进行的专项研究越来越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澄清和进一步研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后殖民话语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的具体情景中,或者说如何将后殖民理论更好的与中国的本土艺术结合以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先锋性。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甚至有些政策还存在着朝令夕改的嫌疑,可以说是非常矛盾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这种状况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对于一个闭关自守达数千年的中国农耕社会,民族主义意识根深而蒂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始终水乳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在很多时候,文化上的民族保守主义就等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因此,在西风东渐的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界时常出现鲁迅所说的“搬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的政治事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接触到的西方世界越来越丰富,在黑猫白猫的政治论调下,以及在一种强烈的落后焦虑和身份焦虑的状况下,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几乎达到一种痴狂的态度。究其背后的原因和目的,仍然是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直至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文化的交流更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跟异质文化的国家交流。但在这种交流中又始终都有所顾忌,战战兢兢,生怕在这种交流中民族文化被异质文化潜移默化的吞噬和消解掉。这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发达国家时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就如同男女之间的关系那样充满暧昧,充满了博弈。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上的落后最终导致了文化这一软实力上的弱势地位。虽然中国的当代艺术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发(下转第137页)言权(right to speach),但话语权——权利和权力(right and power),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应该说,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接受是一种被动、被迫的选择。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在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国文化的纯粹性,尤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中国文化的灵魂和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说,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不纯粹的,都或多或少的移植了其他异质文化的精神气质①。文化纯粹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语境的逼迫下,更难找出一个确定的、本质的“民族文化”概念。例如从中国的标志性文化——佛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来看,佛教的教义是从奥义书哲学中引申而出的,佛教神话也多是从印度传统神话谱系中发展而来的。由此看来,中国的佛学文化也并非是纯粹的。在艺术领域,虽然我们早在近百年前就引进了西方油画,但油画的“民族化”始终是中国油画家试图解决的首要课题。林风眠的艺术作品就是吸收了东西方艺术精华自然巧妙融合的独特创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异质文化的先锋性内化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提升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先进性。笔者个人认为,林风眠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的范例。并且,把中国当代绘画创作放在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也随处可见当代中国绘画创作对西方古典与现代绘画移植与变异的痕迹。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立场,尽管可以很好的清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霸权,但有时也会容易造成对现实问题的歪曲。因此我们在进行后殖民批评这种话语的同时,不能一味的对西方文化进行片面职责,而应当切实深入到中国的现实问题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所捍卫的那种具有本质属性的民族性,已经面目全非,已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变得不再纯粹。那么对这样一种民族性的坚守便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种文化的影响已经内化到另一种文化里面,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具有合法性,那么一味的排斥批判就是脱离现实的,不理性的②。

事物的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势差的存在,固然是文化殖民产生的原因之一,但民族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不谈的。首先,在艺术创作手法方面,存在着对西方艺术创作手法的表面机械模仿的弊端。想要使我们的东方艺术真正成为能与西方艺术平起平坐的文化,只有在学习和理清西方文化发展脉络的同时,总结出西方文化的先锋性并把这种先锋性巧妙移植到本民族文化中以提升其精神气质。模仿和借鉴西方这都是可取之道,但不能急功近利,在文化这个软实力上赶超西方将会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学习西方和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不要以为民族文化就在身边,不用花功夫研究就能够悉心体会。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是最不可取的。当《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的出自西方人之手却以中国的题材为内容的动画片在中国大肆上映之时,当我们的国人啧啧叫好之时,当这样的片子同时满足了他们的商业目的之时,当我们再面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时,将情何以堪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蔡元培说艺术是唯一的世界性语言。那么,如何让中国的艺术变成世界性的语言呢?很多艺术家都在探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探索过程中,某些艺术家幸运的被西方认可,并使他们误以为真的在自己的手中诞生了伟大的世界性艺术。殊不知这种幸运是一种蓄意的幸运,为西方文化认可的作品都是满足了西方国家披着审美趣味外衣的政治取向。他们对政治波普感兴趣,对底层美学感兴趣。但当我们的艺术家渐渐发现这样的事实以后,却为了满足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固执的不改变原有创作方式,反而甘愿把自己符号化,甘愿当西方国家政治餐桌上的春卷,这样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方式完全背离了艺术世界的自律性③。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禁要反问:民族文化的先锋性从何而来呢?这样的艺术创作永远成不了“正途”,也不能成为主导世界的主流艺术。

今年五月起,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封杀日本动画的消息,12月份又强制性关闭了很多网站,这一措施大大减少了我们对外国电影的和美剧的观看,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所作的演讲也只是局限于针对小规模的人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时纠结的心态。但限制和封杀都是不可取的,现实的中国,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态度,应该保留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正视当代正在发生的一种东西方艺术交流事件和文化移植与变异现象,用一种非常智慧的方式跟西方文化进行协同与博弈,而非坚持一种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

因此,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立场,应该切实结合本土文化的现实状况,而不是回到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合法性的古老历史和传统中。对本土文化现实状况的置若罔闻,只能导致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身份面临失语的危机。因此,面对民族主义主流话语的这样一个问题,必须理清以下两点:1.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中,那些是东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话语,那些已经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今天仍然生效,而后才能对之提出质疑;2.在以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哪些是不再或不可能具有现代化前景的,哪些是在当下现实文化情境中依然具有有效性的,然后才有言扬弃只可能。所以,在后殖民批评中,最为首要和重要的不是一位批判西方文化,咒骂着后殖民,也不是功利主义地急于继承或抛弃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如何坚持对现实文化境遇的关怀问题④。不然,我们的后殖民批评将会出现语境与方法双重失重的尴尬状况。

参考文献

[1]《移植与变异——东西方艺术交流》王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0世纪艺术批评》 沈语冰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9》 吕澎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4]《清华美术——卷7》 主编杜大恺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