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杰

【摘要】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代表,思想承接孔子,而又有所不同。它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思想为核心,以崇扬至大至刚的人格为特征。其音乐思想附属于他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基于“仁政”与“性善论”。“与民同乐”作为一种音乐社会观,是基于“仁政”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民本思想。

【关键词】孟子;民本思想;与民同乐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发展孔子学说,赵岐为《孟子章句》所作的《题辞》称:“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第一次将孟子尊为“亚圣”。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强调伦理道德精神修养。孟子直接谈论音乐的地方不多,他主要是研究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制礼作乐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伦理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因此,他不能不涉及音乐问题。其音乐思想立论主要基于“仁政”与“性善论”,是附属于他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孟子的“与民同乐”作为一种音乐社会观,是基于其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则是其“仁政”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与民同乐”的思想基础

孟子的音乐美思想是要使音乐能够为他的“仁政”服务。孔子是要把殷周的“礼乐”制度,加进新的“仁义”的内容,然后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为孟子继承孔子也主张和提倡“礼乐”,其出发点同孔子一样,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仁政”在孟子那里,是以“性善论”作为依据。“性善论”理论首先强调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孟子·公孙丑》,此四心是善的开端,可发展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而孟子又以四心来区分“君子”与“小人”,认为“君子”存之,“小人”失之,失之便同于禽兽,故应通过主体的修养来“养心”、“反求诸已”,求其“放心”,恢复四心,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把这四心推广到政治上,使统治者同情老百姓的痛苦,不施行“暴政”,而施行“仁政”,提出“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这类历代统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所谓:

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天下可运于尊。《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是颇有抱负的,声言:“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行“先王之道”。但是:“先王之道”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当时的客观形势是:

当时之是,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荀列传)

这就是说,当时各诸侯已经开始在夺取政权,他们执行各家之术,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以强势弱、面面相对。各诸侯以攻伐作为圣贤的标准,用刀光剑影来开辟自己前进道路,无疑是血腥的、残酷的。孔子和孟子提出“仁政”和“先王之道”来对抗这一混乱局势,事实上很难说服那些暴力的国家统治者。但孟子提出以“仁心”为基础的“仁政”和“以德服民”的“王政”却被这些封建帝王当作笼络和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各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为了一统天下、统一全国,都想方设法招兵买马,招徕人民。当这些国家统治者还没有做稳“安逸”的君主时,他们对百姓都会表现出一副慈悲的面孔,手持利剑却身披“仁政”、“王政”的外衣,装出一副关心人民疾苦的样子;当他们做稳了君主时,他们完全是一副刽子手的面目,实行的只会是“霸政”。孟子所游说的战国时代,正好是各国君主都在互相争夺,谁也没有坐稳君主的时代。因此,对于那些兵甲还不那么坚、仓库还不那么实的君主来说,争取人民的拥护,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因此,孟子的游说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说服力。他向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反复陈述人民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他所说的“王政”,才能得到人心,笼络人心,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向下》第十四节)的著名理论。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这是站在君主的立场出发,要君主用这样一种心态来笼络民心,在《尽心章句下》中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各诸侯要想当上“天子”,就必须把人民放在首要的地位,只有这样,顺应的人民才会加多,土地才会更广。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所说的“民为贵”与今天所说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希望君主能够看重人民,以争取人民的拥护。张岱年先生认为:“孟子‘民为贵说,虽不是以民为主,却是以民为本,可称之为‘民本论”①。正因为孟子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看到了“国以民为本”所以他要实行“仁政”和“王政”,他要把“君为主”与“民为贵”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与民同乐”就是一种重要途径,而“与民同乐”的音乐社会观正是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二、“与民同乐”的思想

“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孟子见梁惠王和齐宣王时所提出来的。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王就必须“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样,“与民同乐”之“乐”就不仅仅指音乐所带来的乐,而是指一切美感享受。就是说,王所享受的一切美的东西,应当与民同享: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人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上》)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赤之有也。(《梁惠王下》)

这里的“乐”有快乐的意思,引起“乐”的有视觉上的具体事物,包括亭台楼阁,花鸟池鱼、园林宫殿等。因此,“与民同乐”的范围是及其广泛的,音乐当然也应当包括在内,音乐也应“与民同乐”,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就提了出来: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无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

这段话,孟子充分阐明了他“与民同乐”的音乐思想,分析起来,可以看出有下列几层意思:

孟子同齐宣王谈“好乐”之事,孟子开口就说:“如果王真的好乐,且懂乐的真正意义,那齐国就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充分展示了说话技巧,把乐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当然会让齐宣王放平心态、放下身份,乐其心而愧其表。齐宣王心惧孟子指责他不喜好先王雅颂之乐,略带谦意而又坦率地承认自己“直好世俗之乐”,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新声”。但孟子此行并不是为了来给齐宣王推崇先王雅颂之乐,至于是哪一种音乐形式,并不是他注意的重点,孟子是要由此进而引出更重要的话题,说明其“与民同乐”的观点。

第一,孟子从审美感情出发,认为人都有审美情感,行乐能让人得到愉悦快乐,得到情感体验,今人古人都是一样的。并补充说“今之乐由古之乐”。在他看来:“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甚”字一般注释为“大”、“遍”,那就是说,如果王所爱好的音乐又大又遍,懂得其意义,获得的愉悦更多,这样一来齐国就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又能快乐又能治理国家,齐宣王当然愿闻其详,“可得闻与”。

第二,孟子抓住了行乐的结果、效应的不同,从“独乐”、“少乐”、“众乐”三个层面出发让齐宣王意识到“众乐”的意义。而齐宣王的回答是“独乐不若与人”、“与人不若与众”。这样一来,若王乐而百姓无乐,王不一定真乐,此便谓“不与民同乐”;若王乐而百姓共乐,王就觉得天下和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此便谓“与民同乐”。所以,孟子是从“不与民同乐”和“与民同乐”这两种乐的结果、效应出发,从侧面告诫齐宣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第三,孟子从人感官的相同出发进一步说明“不与民同乐”和“与民同乐”的区别,让齐宣王更深刻地意识到“与民同乐”能使百姓归顺,得天下的重要意义。孟子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同同乐也。”这就是说:如果王在这里奏乐,得到快乐,百姓们听见王的钟鼓之声,管龠之音,全都愁眉苦脸地议论说:我们的君王爱好音乐,却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般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骨肉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王只顾自己娱乐,而民并不快乐,不能让民和王一同快乐啊!孟子接着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这里是说:如果王在这里奏乐,百姓们听到的钟鼓之声,管龠之音,全都喜笑颜开地议论说: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很好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百姓先想到的就是王啊!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王能快乐、百姓有快乐,王和百姓一同娱乐啊!最后孟子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指若王能和百姓同娱乐,充满广众,合人已君民而共之,那就能够使天下归顺了。

三、“与民同乐”音乐美学思想的意义

孟子“与民同乐”的音乐思想,从根本的性质来说,是要音乐为政治服务。他所考虑的,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是把音乐看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作为沟通君主与人民之间感情的一种媒介。“与其说它仅只是孟轲的一种音乐美学思想,不如说,它是孟子整个‘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②”。但在音乐活动中,孟子看到了音乐能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起着沟通、交流的作用,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与民同乐”现象本身,从音乐的社会功能上讲,“达到的是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关系融洽、亲和③”。一方面孟子提倡音乐要“乐民之乐”,把“乐民之乐”作为一种标准,也就是要音乐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满足人民的要求,受到人民的欢迎。这样可以察觉到一定社会、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感情和心理状态,这就把握住了音乐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是使人从乐中意识到,并懂得作为一个人应如何处理对待各种社会伦理关系,达到人与我的协调。可以说是孔子“兴”、“观”、“群”、“怨”的继承和发展。从音乐的审美功能上讲,寻求的是在音乐的社会活动中,人们“通过某种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而在沟通和交流中获得快乐的情感体验④”。孟子看到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社会性,美的欣赏、艺术的愉悦,不是排他性的占有而独乐,而是本能地要与人共赏,共赏中的情感交流和共鸣往往能够使欣赏者获得更大的愉悦。他强调音乐审美中的文化认同、文化共同性。这一点与《礼记·乐记》中《乐论》篇中“乐者为同”是相一致的,都认为乐有和同人们情感的作用。当然要源于人感官的相同的心理基础,孟子在《尽心下》里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于安佚也,性也。”他认为人的感觉器官都有相同的功能,因而人对于色、声、臭、安佚,天生都是有所欲求的。人性是天生的,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相同的。因此,就有了“同乐”的基础和可能性,“更加强调音乐审美的文化认同、文化共同性⑤”。

注释

①《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二辑41页

②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第1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③④⑤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第17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9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3

[3]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