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经过了钱谦益的两次编纂,但两次编纂的态度迥异。钱谦益最初编纂《列朝诗集》与程嘉燧(字梦阳)的提倡有关,第二次编纂他是以总结和反思的眼光来梳理明代文学和明代历史。

【关键词】编纂时间;编纂态度;以文存史

钱谦益,生于万历十年(1582),卒于康熙三年(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自称牧翁、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又号聚沙居士、石渠旧史,钱后人等,另号东涧遗老,世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探花,晋身翰林,屡以东林党魁之目罢黜。顺治二年(1645),多铎定江南,身为弘光朝廷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和大学士王铎等一起迎降。第二年正月,“清廷以先生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副总裁……六月,引疾归。”降清一事,成为他一生不可磨灭的污点,多为当时人及后人诟病。钱谦益颇多悔意,后暗中从事反清复明运动。《列朝诗集》的重新编纂开始于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彻简于已丑(顺治六年,1659),历时四年,交稿于毛晋刊刻。

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经过了两次编纂。

钱谦益最初编纂《列朝诗集》与程嘉燧(字梦阳)的提倡有关。钱谦益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时钱谦益二十九岁,算得上少年得志,但该年的五月十六日,钱谦益因丁父忧回到家乡。三年丁忧结束后,此时赵兴邦、官应震等辈把持朝政,因此钱谦益久不能补官,在家闲居达十年之久。在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钱谦益结识了两个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一个是憨山大师,一个是程嘉燧。此年夏天,“程梦阳自嘉定来,居拂水山庄,留连旬月,相与讲述诗法,先生之诗遂大就。” “嘉燧,字梦阳,休宁人。乔居嘉定。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善画山水,兼工写生……每读诸人之诗,必为之探委源,发凡例,解脉络,申音节,辨清浊,权轻重……”从钱谦益对程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程氏经历复杂,具有多重修养,且对诗很有见地的一个人。

当程嘉燧读了元好问(1190——1268年)的《中州集》,他被《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的编纂体例所吸引。这样的体例,不仅可以从中看到金代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金代的历史。于是他萌生了编纂一部有明诗集的愿望。他对钱谦益说:“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元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诗,不亦可乎。”

钱、程二人于是有了各自的分工,开始着手干这件事情。当毛晋将《列朝诗集》刊刻好后,钱谦益回忆初次编纂的情况,说到“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通过这二十余字,我们知道了《列朝诗集》第一次编纂是在天启初年,编纂的数量是将近三十家,选择在此时编纂的原因是“山居多暇”。“山居多暇”四字,实为钱氏对天启初年历史委婉的表达。我们参照金鹤翀的《钱牧斋先生年谱》考察这段历史,并由此年谱推断《列朝诗集》第一次编纂的具体时间。

钱谦益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结束十年的在野生活,在他三十九岁的时候还朝,补翰林院编修。第二年,也就是天启元年,钱谦益为浙江乡试正考官。但在官场的交锋中,钱谦益败了下来。《钱牧斋先生年谱》“辛酉天启元年条”载:“初,先生奉浙江之命,韩敬与秀水沈德符等,思有以中之,使奸人金保元、徐时敏冒先生门客,授关节于士之有文誉者,约事成取偿。士多堕术中。榜发,敬力请抚、按,将全场朱卷刻(下转第47页)版……所取士钱千秋首场文,用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云之句,分置七篇结尾。敬等即使给事中顾其仁举发。”天启二年,钱谦益因钱千秋事失察,免去三个月的俸禄。该年的冬天,钱谦益以“太子中允移疾归。”天启三年二月,回到家。天启四年的秋天,钱谦益赴召。从“山居多暇”句推测,《列朝诗集》的最初编纂,应该是在天启三年的二月以后。

关于钱谦益初次编纂《列朝诗集》未成的原因,前人将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是因为,当时钱氏处于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屡遭打击,根本无法完成写成。此条原因不应该成立,因为钱氏第二次编纂是在顺治三年到顺治六年,顺治四年,钱谦益因为“黄毓祺案”被逮,身系金陵狱。在狱中,他还“从人借书,得尽见本朝诗文之未见者”,坚持进行《列朝诗集》的编纂。此时的钱谦益面临的是生命的考验,生活更加的不安定,却能对编纂《列朝诗集》始终不弃,所以钱氏不是因该条原因没有完成《列朝诗集》的编纂。程嘉燧的离世为第二条原因。据《列朝诗集小传?松园诗老程嘉燧》载,程氏离世是崇祯十六年的事情,与天启初年已经相隔二十多年,所以此条亦不成立。第三条原因是钱谦益有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所以无暇关注《列朝诗集》的编纂。前人指出的重点是《皇明开国功臣略》的编写,《初学集》的刊刻和迎娶新夫人柳如是。《初学集》的刊刻是在崇祯十六年,迎娶新夫人柳如是在崇祯十四年,这些事件离天启初年时间校远,此条原因亦不成立。

天启元年,钱谦益才四十岁,当他结束了十年的在野生活重新回到朝廷的时候,他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功的愿望一直在驱使着他。从四十岁到四十八岁中间三次应召,三次归去。第三次归去以后,钱谦益再次登上仕途,是在他六十三岁的时候,任弘光朝礼部尚书。所以,《列朝诗集》初次没有编纂的成功的原因很大部分是钱氏对仕途的渴望。

《列朝诗集》的第二次编纂,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版荡,载籍放失,濒死颂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已丑。”

顺治三年五月“弘光帝被害,潞王等亦见杀。六月先生即引疾归。”在离开清廷之前,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副总裁”。对钱谦益来说,此次离去,最留恋的应该是《明史》副总裁。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很多人对于故国文献,都是十分热爱的。”明亡以后,很多人都想借史存志,以史存国。钱谦益也不例外。钱谦益在任弘光朝礼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过开家局修史。此建议得到弘光帝的支持,但随着小朝廷的灭亡,钱氏的愿望也灰飞云灭。如果明朝灭亡之前修史只是“记载国家之盛,弘扬祖宗之德”的话,那么入清以后修史还有寄托故国之思,复兴民族文化的深层含义。但是钱谦益只能遗憾而归。

回来之后的两年,钱谦益“废吟咏者二年余矣”。钱谦益在《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中也说道:“余自甲申以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关于钱氏此段时间有没有做诗文,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中有所考证。但是此段时间还是可以称为钱谦益的绝笔期,因此《列朝诗集》的写作可以称作以编纂代替绝笔。

第二次撰写,钱谦益以写作正史的态度来编纂列朝诗集,多次提到以诗存人,以诗存史,以诗寄思,故国哀思和朝代兴亡之感随处可见。如程孟阳逝世于癸未十二月(即崇祯十六年),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即甲申年,明朝灭亡。程终其一生,生活于有明一朝。在《列朝诗集小传?松园诗老程嘉燧》中,钱谦益用无限感慨且感伤的笔调说,程嘉燧的铭旌上“大书曰明处士某,岂不幸哉。”再如,《列朝诗集》几乎保存了《玉山雅集》的全部内容,但写到《玉山雅集》也是充满兴亡之叹:“新安汪权奇,用钱数十文易《玉山》诸集于买糕家,余取阅之,则《寄赠》、《游记》二编,实吴下所未睹者。余从此深叹昔人之遗文故迹放失良多,而风流儒雅不应使其泯灭也,庸并录而存之,俾后之好事君子得有考焉。”

为了资料详实,钱谦益做了很多的努力。史料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年近七十的钱谦益为了编纂《列朝诗集小传》,亲自到南京黄虞稷的千倾斋,抄录许多明人著作。在金陵狱中,还从人借书,得尽阅本朝诗人之未见者。这些事情,大有太史公撰写《史记》遗风。在行文的表述中,也力求准确无误。如对方行(字明敏)身份的考证。一开始,他根据方谷真“侄儿明善据温,授浙江行省平章,又有明革、明谦者”,推断“明敏或其群从也”。在他读了袁中徹的《古今识见》,中有记载“方明敏,国珍之子也”,“乃知明敏为谷真之子”,并说“余初考之未详也”。对于张士诚,方谷真等人,钱谦益也是从多方面来观照人物的,他说“庆元之父子,淮张之兄弟,皆右文好士,皆有可书,志胜国群雄者,无抑没焉。”

对于人物小传,除了采用正史之笔外,也采用了“以说家之补史”的表现手法。“说家之为史”者,是钱谦益早有的史学观念。《郑氏清言叙》云:“余少读《世说新语》,辄欣然忘食。已而叹曰:‘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迁、固之后,变史法而为之者也。”“以说家之为史者,自临川始。”“而余则谓《世说》,史家之书也;续且补者,以说家窜窃之则陋。”据前人考证,《列朝诗集》中有关神鬼内容的小传十三则,如《徐仙》、《霍山岩壁仙》、《瑶华洞仙女》、《苏小小》、《薛涛》、《桃花仕女》、《郑婉娥》、《华亭故人》等篇。或只言片语,或偶记琐闻,皆语涉幻怪灵异之事。除《云贞》、《周贞环》过于简略外,其余各篇小传,均可视之为文言小说。另外对于明朝十位皇帝的描写,篇幅短小,文字简约,但是人物风神跃然之上,读起来如明朝皇帝版的《世说新语》,他记载明宣宗朱瞻基:“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也。”但是在对这些皇帝们天姿英武的赞颂中,渗透着浓重的故国哀思。如写神宗朱翊均爱好书法,“内府藏颜鲁公书《孝经》,得之如拱璧,命江陵相装潢题识,珠囊绨几,未尝一日去左右。丧乱之后,朝士以百钱买得之。”

钱谦益以写作历史的态度编纂列朝诗集,不仅是在客观地记录人物,另外从人物的小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钱氏的文学批评,因此这部诗集,在今天读来也别有价值。

作者简介:王新歌,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主攻清代诗文与文献。

参考文献

[1]钱谦益《列朝诗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1983年版

[3]钱谦益《牧斋全集》,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2003年版

[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

[5]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2006年版

[6]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