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珊

【摘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花鸟画最能体现丹青之美。北宋徽宗赵佶,不但自身有很高的绘画修养和技巧,还扩充完善宫廷画院,促使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由于赵佶的大力推动,北宋宫廷绘画形成了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新风貌。本文着重从“理趣”方面,通过对赵佶“宣和体”作品的分析,来阐述宣和画院花鸟画是如何注重写生,体现格物致知精神,创造打动人心的情趣画面的。

【关键词】赵佶;宣和体;理;趣

在现在很多的美术史论著作中,只要谈到院体画就爱笼统地泛泛议论说,那只是 “追求形似”而“忽视神韵”,“虽然工整华丽,却刻板俗气”等等。我觉得这些评论太抽象了,并且流于武断。因为宫廷绘画有二千年悠久的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北宋徽宗时画院的风格在《画继》中就称为“宣和体”。宋徽宗赵佶统治时的画院,在宋代画院发展史上是一个鼎盛繁荣的时期,反映宋徽宗的审美标准的《宣和画谱》,在论及花鸟画时说,牛戬作百雀图“工巧有余而殊高韵”,李怀表“设色轻薄,独以柔婉鲜华为有得,取之于气骨则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于谱也”。足见院画的倡导者也并不仅仅着眼于富丽工巧的。北宋画院画家,不只在追求形似上表现突出,而是以新意为尚,在意境、气韵方面也有许多好作品。在取材广泛,构思和表现技法的独创性方面,他们更是高人一筹,画院花鸟画家笔下的花鸟,是有生命和感情的个体。

“宣和体”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大体上的主要是造型上要求准确、工整、严谨,在设色上追求富丽、鲜艳、华贵,既精致工细,形象逼真,又不流于自然主义的繁琐纤巧。既重“形似”,更强调“法度”和“神似”;注重创造诗一般的深邃动人意境,构成美丽而和谐的境界和情趣。

知“理”以通“趣”

中国画论中最早提到绘画的理的,当推南朝宋的宗炳。他在《画山水序》中说过:“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意思是往上古探索事物的“理”虽因年代窎远而难以连续,但还可以于千载之下以“意”求之。而绘画是以目所应接、心有体会作为“理”的,也就是他认为绘画中的“理”,在于忠实地表现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以应目会心为理” )。绘画中的“理”深入于幽微的影迹之间,画家必须善于“妙写”,才能充分表达这种“理”﹙“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其后历代画论认为“理”在绘画中是头等重要的,绘画有了“理”,才能尽妙;没有“理”,必然失真。宋代苏轼把“理”和“形”并起来论述,方薰在肯定“物有常理”之后,又说道“理”的丰富性,灵动性— “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出之于笔,乃臻神妙”。由此可以看出“理”的层次源发:理学-道理-真-生活-自然。

追求理趣,只有熟识被描绘对象,才能知其生理、情理,只有在娴熟的写实技巧和对情意的主观和客观的统筹规划下,才能“穷理”,白居易作《宣州笔》诗谓:‘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作笔耳。画家虽游艺,至于穷理处当须知此”。“鸟兽草木之赋状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观画者独以其方所见,论难形似之不同,以为或小或大,或长或短,或丰或瘠,互相讥笑以为口实,非善观者也。”评论家也以真实的生理为准的,可见“五方”的画家,都是以各自所见,表达理之所在,确是蔚成风气。

穷“理”以达“趣”

花鸟画写实更趋精确,理趣更加入微,都在北宋宫廷画院得到体现。郑午昌曾对宋画中的“理”的内涵有过一个扼要的解释:“要之,送人之论画,以讲理为主;欲从理以求神趣,故主运用心灵之描写;运用心灵,未必能穷理,即穷理,未必能得神趣;于是有精一神定之说,曰敬。”由此可以看出由心灵到“穷理”,再到 “神趣”之间的关系。

由于徽宗皇帝赵佶本人的艺术修养,“穷理之风”在宣和画院花鸟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赐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白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又有“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 :‘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这些都深刻说明了画家观察对象的深入和表现理趣的高明。邓椿在《画继》中曾经记载的这两个故事,历来被当作徽宗专尚形似的靶子,但徽宗的着眼点实际不在此,而在于理,他更重视绘画艺术作品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规律,因为月季花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它的花叶蕊都呈现不同的样子,孔雀要朝高处走,一定先举左脚,这都是天理使然,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律决定的,中国画既然是以形写神的艺术,那么在根本上是不能违背物之理的,因为违背了物之理,便不能正确地反映物之形,因而又将影响神的表现。在这种理学精神的光被下,“格物精神”大为发扬。所谓格物,即是对自然外物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要仔细观察、认真分析研究,以达到通晓事物真正道理的目的。在这种重视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指导下,作为赵佶“供御”的刘益等人,才“多取内殿珍禽谛玩以为法,不师古本,顾多酷似”。

“宣和体”在造型上严谨准确,在色彩上追求富丽鲜艳,这正是宫廷绘画的一贯传统,从赵佶一系列的作品明显可以看出,“宣和体”的造型能力比以前大大提高,那种严谨而生动的造型,决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专以形似”。它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捕捉了生动典型形象,经过了高度的艺术提炼和概括。如《瑞鹤图》中的二十只白鹤,飞、唳、啄、立,姿态无一雷同 。《鸜鹆图》中激烈搏斗的八哥,其头、颈、翅、爪,乃至整个躯体的相互关系,生动真实地刻画了剧烈运动中的飞禽而无造作之感。此画着意描绘两只凶猛争斗的鸜鹆,自上而下,飘舞于空际的片片羽毛交代了这一争斗的时间过程与失败者频频退缩的轨迹,余勇可贾的一只把另外一只踏在爪下,胜负已见,尤未收兵,树上的另一只鸜鹆,或许刚刚飞来,也可能观战不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高声的鸣叫起来,并且展翅倾身,准备干预。这一作品刻画得精致而不流于繁琐,真实生动,自然活泼。《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中的蝴蝶、锦鸡、白头翁等的侧偃卧仰,也非常合乎其比例和特征。赵佶剔除了繁琐的画面,但在形象的描绘上是一丝不苟的,锦鸡美丽的羽毛,以及尾翎上细致的斑纹与光泽,都被认真地描绘出来,显现出赵佶高度的写实技巧和极其精细工整的画风。宣和画院的作风也是如此,(下转第46页)(上接第45页)从《瑞鹤图》、《腊梅山禽图》到《柳鸭图》可以看出画面的简洁,正步步进展,形象描绘的精致,主题意境的锤炼也代代深入。

“宣和体”正是继承了院体画的精华,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它所强调的“形似”并非单纯的追求形象的酷似而忽视艺术形象的内在认识,它所崇尚的“格法”也不是以片面摹仿古人为能事。绘画艺术的生命力全赖于画家的积极创新,即“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批判了前期画院所出现的那种片面、机械的追求“形似”的自然主义倾向,反对把艺术法则和自然法则等同起来的观点。批判了早期院画中画得象动植物标本一样的作品,尽管画面能刻画到淋漓尽致,但缺乏精神实质的刻画,“得其形者遗其气”,形神不能兼备。宣和画院的画家就是在这种错磨之中,努力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克服但求“形似”的自然主义倾向,力求写实作风的发扬,使“形似”理论赋予新机。

在鸟的造型上也体现着趣。院画中的鸟多是处于动态,或呼唤而飞,或争斗嬉戏,若是一只栖息在枝头,也是被另外一只蝴蝶或飞虫所吸引,回颈注目。即是没有被某物吸引,也是在自己梳羽搔痒。形成一个完整的自足的场,是用人类的眼,满怀欣喜的去看鸟儿的世界,对他们的活泼可爱充满赞美和欣赏。在表现形式上,宣和体用线清晰,用笔稳而爽健,用色晕染精微,作者尽力使形象不只逼真,还要使描绘的对象透出蓬勃生机,体现出当时花鸟画深究物理,格物致知的精神。

总之,北宋宣和画院时的工笔花鸟画在“格物致知”思想关照下,画家作画,较为注重到万物之中去“察理”、“知性”,从而使自己笔下的花鸟草虫体现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并能通过察其物理,知其物性,使描花绘鸟的过程,成为“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变观过程。画家“曲尽物性”的过程,实际上成为了后嗣画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画乃心印”审美理想的前提性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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