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靓靓 谭 怡

【摘要】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本文从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小说的内容,它们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进行比较考察,发现它们对90年代文学乃至今日的文学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关键词】王朔小说;新写实小说

80年代小说呈现这么一种横向的走向: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一个文学与一个文学的发生虽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的确呈现出一个时间上的延续性。80年代末期,文坛又出现了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这两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的出现标志着现当代文学一次重要的转向:“集体至上”的文学传统的天平开始向“个人至上”的文学传统倾斜。

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从30年代由五四个人的传统转向集体的传统之后,之后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个“崇集体,抑个人”的倾向:30年代推崇的是左翼文学低估了是张爱玲等人的小说;40、50年代推崇的是《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再现战争的小说排斥的是沈从文等人的潜在写作;文革则是崇集体发展的极端,甚至排斥任何底层个人的声音,改革之后,作家还没有缓过神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然在集体的话语中徘徊,先锋小说从形式入手呈现出往个人方向的努力,但是很短暂。到了80年代末,由于市场经济已经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西方的思想逐渐渗入我们国家,“崇个人”又被作为一种新的声音被唤起,而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正是对这一种声音的回应。所以,对这两个文学现象的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文学90年代乃至今天文学的发展状况。

一

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文革对于它们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文革中“四人帮”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崇高姿态却做着一些让百姓所不能接受的事,无数民众深受文革灾难的迫害。他们再面对假崇高、假神圣的时候有着一种天然的厌恶情绪。“王朔自然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但是,王朔小说的产生首先与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朔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撕破了伪崇高的假面,但是他本人却不是反文革的。王朔以及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并未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反而成了他们的庇护伞。他们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在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们心里上存有一种不羁感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城市中的确存在着一批像王朔笔下所描写人物,他们被置于巨大的历史困境之中,现实突然不按照他们所预想的方向发展,精神上面临无所归依的巨大痛苦之中,破灭之感围绕着他们。他们从小具备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同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就狂卷而来,他们必须在这股浪(下转第23页)潮中寻找属于他们的道路。他们不甘心沦为庸庸碌碌的小人物,内心又放不下对“意义”和“伟大”的一往情深,努力想在这个新的秩序之下活出新的意义来,但是他们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所以他们决定采取痞子式的方式从另外一个反秩序的角度进入秩序之内。

新写实小说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它与文革的关系比较远,它主要是顺着文学的发展潮流往后推进的。80年代文学的发展到先锋文学显示出了文学向自身形式探索的努力,但是作家在深入形式的过程中,创作面临走不通的困境,这种过于精英化的意识让读者无法进入文学,读者也有过这方面的努力。80年代末,普通人们的生活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如此大的转型,他们不知所措,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生活上的指导,究竟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就是给普通的民众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在我们生活的底层,有人也是这么过的,他们虽然在繁琐中碌碌而过,但是这也是他们生活的技巧。

二

因为他们产生时代背景不一样,所以他们创作的文学也是不一样的。王朔因为自身小说的独特性而不能归入任何一个文学潮流,他之所以也不能归入到新写实小说中,主要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描写与新写实小说的的描写是存在差异。对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互文性的阅读,我们便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么一种不一致性。

(一)关注人群的差异

新写实小说关注的人群是普通的劳动大众,不管是池莉《烦恼人生》里的印家厚(他从早到晚一天忙忙碌碌,他屈从于烧火做饭、侍弄孩子、排队上厕所、上下班挤车、晚上哄老婆开心等一系列无奈无聊的琐屑生活之中),还是刘震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小林夫妇整天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咀嚼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劳心伤神),都让我们感觉到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存在,可能就是生活的你、我、他,我们对于这一类人非常熟悉。而王朔小说里的任务则是一群特殊的“顽主”,他们是我们生活中极少的一部分人,是生活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孤独、无聊、玩世不恭、精神荒芜,敢于嘲弄一切。所以,新写实小说并未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像一枚镜子一样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而王朔的小说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奇的顽主世界,虽不值模仿,却满足了一群被琐事缠身读者的猎奇心理。

(二)视角的差异

新写实小说的写作采取零度写作的视角描写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描写几乎是不掺杂作者的任何感情色彩的。这种零度写作达到了这么一种效果: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闯入这么一种生活,我们发现作者描述的与我们看到的情况差不多。王朔的视角完全是个人化的。王朔的描绘会让我们觉得王朔对他笔下的顽主群里有一种偏爱,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也有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有他们那个阶层的智慧。

(三)对待精英文化采取反抗方式的差异

在80年代早期,精英文化依旧是文化的精髓,但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时候,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利润至上的社会把对人的精神具有影响却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精英文化搁置到了一边,人们的道德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的转向。我们无需去责备新写实小说主人公的“苟活”,却也无需鄙夷王朔笔下道德的沦丧,因为精英文化的劝说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他们只是处于转折期一群真实的人群。对于精英文化,新写实的消解是一种无奈,王朔的调侃是一种不屑。精英文化的退场意味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大潮挟带着商品经济无坚不摧的锋芒和高科技的技术装备,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边缘向中心挺进。

(四)笔下人物陷入困境的差异

新写实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理想的信念,但是因为他们的平庸让他们对待社会的主流秩序采取服从的态度。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对日常生活屈服,也就是向他们生活的体制屈服,这提供了一种克服日常危机的可能性,虽然他们从屈服的那刻开始,日常生活的琐事处处牵绊着他们,他们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生活。

而王朔笔下的人物却采取反秩序的姿态把自我从正常的秩序中剥离出来,一出来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是社会的边缘人群。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他们无可奈何,进而以一种谐谑一切的极端方式反秩序。他们以玩世不恭的调侃和放浪形骸的妄为为掩饰内心的极度迷惘和颓废。王朔小说的结尾都在事情的进行中戛然而止,他们的精神颓废却从未停止。“顽主”创造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王朔本人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很适应。所以一旦社会体制向他们伸出双手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投怀送抱,结束了顽主的不羁生涯。

三

如果说80年代文学呈现纵向替代关系的话,那么90年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则是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是80、90年代承上启下的两个文学现象,他们对90年代文学影响深远。从他们开始,纯文学的概念逐渐淡去,越来越多的商业化写作兴起,文学发展逐渐朝一个“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一个方向发展。

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在于他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渲染,他们的小说中没有什么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将真实的生命形态展示给读者,这扩大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扩展和补充。而王朔小说的意义不在于有王朔会怎么样,而是没有王朔会怎么样?如果没有王朔,我们还真以为我们的社会欣欣向荣,光明一片。他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了社会的阴暗面,撕破了很多表里看上去很美,内里假大空的东西。王朔成了商业化写作的第一人,文学的商业化写作成为后来文学的主流。

新写实小说和王朔小说对之后的负面影响似乎也值得我们重视,他一方面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今天文学越来越失去了他的主体性地位,被排挤到了一个与边缘的地位。王朔小说由于独特的调侃的确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但是这种方式发展到90年代,文学神圣论的说法越来越少,文学游戏论越来越流行。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种文学发展的可能性的。90年代,在我们的文坛上曾引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时间大约从1993年至1995年大约持续两年的时间。文学不断地被世俗化,人的理想、信念逐渐被人淡忘,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精神危机,这是否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市场经济究竟与人文精神对立不对立,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什么关系,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人文精神所要做的寻找这个一个可能,寻找一个心灵的支撑点。但是市场经济的浪潮如猛兽,人文精神不断地失落,逐渐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但是不能没有这么一种寻找,我们呼唤这么一种寻找不断继续而去。文学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它需要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样肩负着国家复兴的使命。其实,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崇个人”的倾向只是提供了文学写作的一种,它与“崇集体”其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就要看我们的作家怎么去把握这么一个尺度。

参考文献

[1]葛红兵、朱立东编:《王朔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

[2]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2

[3]王朔:《王朔文集:挚情卷、矫情卷、谐谑卷、纯情卷》,华艺出版社,1992.1

[4]池莉:《烦恼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1

[5]刘震云:《一地鸡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