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标，王建功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农民转型理论的构建

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民的转型过程，即由分散落后排斥协作的小生产者被大工业改造为在分工精细而又协作水平很高的工业生产中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一旦这一转化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洗礼”了农民的旧俗，传统农民就转化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人。以农民转型为主题的理论研究，将重心置于人自身——9亿农民这一最广大人群。“以人为本”取向的经济研究，有着深远的古典传统。从斯密、穆勒、马克思至熊彼特、阿玛蒂亚·森，一直强调生产力尤其是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性影响。

农民转型理论的构建和展开，是尝试在诸多关于工业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中，抽出最为核心的元素，针对中国工业化面临的迫切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它的研究基于三大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其二是资本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其三是产业组织理论。对农民转型问题的研究，是基于我国工业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基础，它既是一个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主题，也是二元经济的核心命题。

我们研究的农民，是中国当前存在的9亿农业户籍人口。他们从事的职业在农业或者工商业，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农村或者城镇，但是国家赋予他们的身份标志是农业人口，从而使得他们区别于非农户籍的市民。这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多年来的主要特征。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化”包括对人的转化。农民转型具有历史性，从洋务运动算起，我国工业化也有近150年的进程，但这一转化大多时候缓慢。新世纪加入WTO以来，我国工业化加速前进，农民转型呈现出快速的节奏，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一些体制约束，也有历史积累的顽疾，它们制约着农民转型，制约着工业化深进。农民转型是回到人本身看经济发展，分析农民这个特定人群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行为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在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资本等要素更加稀缺，劳动力的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到了20世纪后期，工业化开始进入人力资本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以人为本”不再只是虚言，而是奠定经济内生增长的坚实基础。

二、农民转型的量化指标

农民转型作为一个定性的概念，需要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随着工业化深入，农民转型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化发展并不均衡，包含了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北京、上海与贵州、西藏等地相比，农民转型明显处于不同的阶段。农民转型可以作为工业化程度的标杆。

按照我们对农民转型的定义，农民转型意味着农民由传统小农加入了现代分工体系，由第一产业进入第二、三产业，转变为大工业中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体现为收入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农民转型的核心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分工程度以及非农化程度等，量化指标是对它的测度。本文提出描述农民转型的三个指标：

第一，就业非农化程度。农民在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反映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与产值比例的偏离，比如第一产业占全部就业的40%，而产值只有10%，那么就业偏差系数为0.3。这一指标可以度量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水平。就业结构偏差越大，说明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越低，转型程度越弱。我们对它进行相反方向的指数化处理，使之与农民转型呈正向关系。

第二，农民收入水平。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来度量。它反映农民生产力水平，反映农民的贫穷或富裕，尤其是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包括种植、养殖以及家庭经营活动的那部分农民。

第三，城镇化水平。以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依据。城镇化主要反映农民由分散的村落集聚到城镇的状态。

上述三个指标反映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被转化的程度。从就业和分工程度、人力资本收益以及空间集聚等方面对农民转型进行测度。我们尝试将它们加权为农民转型程度的总指数，三个指标赋予均等的即各占1/3的权重，相加并经单位化处理即为农民转型指数。根据面板数据的要求，以及相关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择1999~2008年期间10年的数据。各项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局、中宏数据库以及国研网等权威数据库，有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汇编》，个别数据是间接推算。

我们搜集到1999~2008年的31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以1999年为基期，然后进行计算。当指标数值高低与描述农民转型程度是一致的时候，比如农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采取下面的方式进行量化：

经过如上处理，三类指标与农民转型方向均一致。即，对于某一地区而言，得分越高，表明该地区农民转型程度越高。对于基期即1999年之后t年的指数计算，正向和反向的指标分别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处理：

（1）对于正向指标的t年指数为：

（2）对于反向指标的t年指数为：

各项指数可以大于10也可以小于0。三方面指标指数化以后，进行加权合成农民转型的总指数。此处采取三方面平均化各占1/3的权重，经过测算以后，得出各省市1999~2008年间农民转型的总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天津作为典型的城市型经济，城镇化比例高、农民所占比例很低，经济特征与不少发达国家类似，同时非农收入较高，农民转型指数最高。而长三角、珠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两大区域，农民转型指数也处于高水平。福建、辽宁、山东三省处于东部沿海，农民转型指数紧跟两大经济带，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工业所占比例较高，对于城镇化等指标有支撑。东北地区人均耕地占有量等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民收入较高，这也是农民转型的有利因素。

三、解释变量的选择

我们采用了四大类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选取1999~2008年间31省市的数据。

第一，全部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口径采取国家统计局规定的规模以上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及相关权威数据库。资本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劳动以规模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衡量。这一指标反映各地资本与劳动结合的情况，即不同地区的工业生产是倾向于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

第二，市场化指标。本文采取樊纲等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1999~2005年）所提供的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数涵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等四大类指标，二级指标有23个，是一个较完备的描述市场化程度的指数。由于该研究2006~2008年的数据缺乏，本文在已有数据基础之上，根据数据变化的趋势，采取指数法估计出后续几年的数据。该数据2008年范围值从西藏的4.95到上海的12.13。

表1 各省市1999~2008年农民转型指数

第三，人均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它反映技术进步的程度，技术进步对于农民转型的影响，反映在技术引起产业演化和工作岗位的变化，进而对于就业结构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项地区差异较大的数据，大体反映各地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数据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各年度《科技统计数据》（1999~2008），其中2008年的数据采取三步平均法推出。该数据2008年范围值从西藏的31.4元/人到北京的3408.9 元/人。

第四，人均教育文化医疗财政支出。它反映公共支出对农民群体人力资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支出及公共投资水平会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水平。该数据2008年范围值从湖南的647.1元/人到北京的3409.3元/人。

四、建模及实证结果

面板数据齐备后，设定模型：

其中，NMZX是农民转型指数，K是人均资本，M是市场化指数，RD是人均科研支出，EDU是人均教文卫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其结果如下：

t=1，2，10，分别代表 1999~2008各年；i=1，2，…31，分别代表北京至新疆31省，省的顺序如表2所示。

修正后R2表明拟合度良好，DW值表明不存在自相关，F值表明了显著性。其中，资本劳动比、市场化指数、人均科研支出三项解释变量采取常系数，人均教文卫支出这一解释变量采取变系数，即不同省市的人均教卫文支出对农民转型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根据推论，生产力影响了农民转型的程度，存在空间上的较大差异性，各地区有初始截距项的差异。

五、模型结果分析

1.资本劳动比。这一变量对农民转型的影响是反向的，影响程度不大，系数为-0.013，这与我们选取的量纲有关。因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说明资本积累一方面促进了就业，但是由于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总体偏高，存在资本配置的不当，对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同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在资本劳动比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见表3）。这与各个地区地方政府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比例有关。在资本政策对国有企业倾斜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民营企业由于融资成本较高，会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我们看到，北京2008年的资本劳动比达到31.82万元/人，而河北、山西等华北地区的这一指标均较高。东北地区作为重工业基地，指标均较高，它们同时是国有经济比例较高的地区。除了上海，长三角地区的资本劳动比较低，尤其是浙江只有12.82万元/人，反映出民营经济的要素偏向。福建资本劳动比为10.4万元/人，广东只有9.73万元/人，是全国最低的。说明了福建、广东民营经济以及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较高。海南省作为经济较为落后以及农业人口比例较大的省份，工业资本劳动比高达41.54万元/人，而西部各省尤其是青海、西藏的资本劳动比都比较高。作为劳动力输出的西部，资本劳动比处于国内最高值，说明这些地区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表2 回归系数列表

2.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指数对农民转型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系数为0.481。这验证了农民转型是市场力量和工业化内在规律的自然产物，农民转型要进一步依赖市场化提供的空间。市场化指标包含了23项具体的指标。影响农民转型最直接的是要素市场，比如劳动力流动性，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中金融业的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影响到劳动与资本的有效结合。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反映出国内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影响生产的内销或外销的取向，进而对生产的空间布局有影响。我国沿海的生产群，很大比例是出口，国内市场尤其是中西部市场、农村市场开发不足，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偏离。

3.科技支出。这项指标的系数是0.001。技术进步的要素倾向是影响农民转型的主要因素。这项开支增速较快，成为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技术选择与要素结构相匹配，会影响到生产函数中要素的质量。技术进步存在创造性毁灭过程，同时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随着我国科研支出由政府主导转向企业主导，企业技术选择以利润为导向，技术进步方向也逐渐适合要素结构。

表3 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资本劳动比 单位：万元/人

4.教卫文支出。作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公共投资，教育、卫生及文化支出是从投入的角度衡量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部分。我们没有从结构上区分支出对应的是城镇居民或是农民。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和农民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尤其是在农民转移到城镇务工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分享一部分城市公共支出，这一支出对农民转型有影响。从模型结果分析，这一指标的系数呈现出地区的差异性，说明支出结构可能会有影响，不同地区教卫文支出的初始值可能有影响。这一系数大部分地区大于0.001，说明其效果要强于科技支出因素。

六、结论

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在内整体经济的变迁，农民转型关键是农民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向现代部门看齐。产业升级路径要基于市场的要素禀赋，即当前数亿农民提升技能和工业化转型的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从人力资本水平、分工水平以及非农化集聚程度等三个方面对农民转型进行描述，构建农民转型指数，并对影响农民转型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从我们的实证分析来看，资本劳动比对农民转型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劳动力相对富余，资本积累的同时应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资本劳动比较高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模式，不利于农民转型，从区域来看，最落后的西部资本劳动比却最高，同时劳动力流出，是资本促进型而非劳动促进型的技术选择，要素投入结构背离要素禀赋。而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资本劳动比最低，也是吸纳农民工和外地劳动力最集中的区域。科技与教文卫支出有利于农民转型，二者之中，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文卫支出对农民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市场化指数与农民转型成高度正向关系，在四项因子中最具影响力，验证了农民转型离不开市场化途径。从30多年的实践来看，正是农民打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局面，市场化改革对于农民转型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