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能源匮乏、健康安全、粮食危机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面对挑战，各个国家都在抢抓“创新”这把利器来应对这些危机。了解发达国家的创新举措，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调整思维，寻找应对危机的新思路。

一、低碳创新

英国将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投资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研究清洁煤技术、捕集封存二氧化碳等技术。英国政府对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示范项目的资助高达成本的100%。

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根据这项战略，德科技界和经济界将就有机光伏材料、能源存储技术、新型电动汽车和二氧化碳分离与存储技术4个重点研究方向建立创新联盟。德国进一步制定了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封存的法律框架。

日本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与长远计划，改革工业结构，资助基础设施以鼓励节能技术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私人投资。对捕集与封存技术予以大力支持，持续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装备，如投资燃煤电厂烟气脱硫技术装备，形成了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环保产业。

美国政府提出了清洁煤计划，自2001年以来已投入22亿美元，推动高效清洁煤炭技术的商业化。在未来10年内用1500亿美元投资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示范。

二、新能源创新

欧盟以法规的方式强制要求各成员国发展可再生能源。2009年6月25日生效的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2009/28/EC指令规定，到202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提高到20%，将交通运输燃料消费中生物燃料的比例提高到10%。欧盟鼓励成员国实施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英国政府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强制条例》，重点发展风能与生物质能。近期重点发展近海风能、主动和被动式太阳能装置、水电以及垃圾能等；中期重点发展生物残留物、近海风能、能源作物、燃料电池以及太阳光电等；远期重点发展燃料电池、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装置、海势以及太阳能热电等。

德国政府确定了四个重点领域：大力发展风能，促进现有风力设备更新换代；鼓励沼气能的发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可再生能源用于发电和供暖；制定《热电联产法》，规定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的电能获得补贴，要求到2020年将热电联产技术供电比例较目前水平翻一番。

意大利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从1992年即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电价实行保护价收购。1999年后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以进一步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认可后颁发的证书。规定年产量或进口量在1亿千瓦时以上的不可再生能源企业，必须按实际产量的一定比例向电网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且比例逐年提高。“绿色证书”可用于交易，生产商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

日本在清洁能源方面强调核电与太阳能的作用。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日本计划兴建的13座核电站中，有9座将在2017年之前投入使用。在太阳能方面，日本政府落实包括补助金在内的鼓励政策，强化太阳能利用世界第一的位置，计划在未来3～5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目前的10倍，到2030年提高到目前的40倍。

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指标，计划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达20%；设立了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重点用于热能技术升级与太阳能开发利用，并对家庭购买太阳能系统给予资金奖励；2008年9月实施“全球碳捕集与封存计划”，建立一个全球碳捕集与封存中心。

美国 2008年10月发布《美国国家生物燃料行动计划》，评估生物燃料生产可持续性，并利用合成生物学最近取得的研究进展，政府正在加速开发清洁技术，如纤维素乙醇和藻类生物燃料等。2009年8月初，政府宣布推出“绿色能源计划”，每年投资150亿美元，发展安全核能和清洁煤炭技术，提高燃料经济标准。

三、医药创新

美国2008年，在新药和疫苗上的研发投入创造了新纪录——达到652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在关系民生的医药领域提高创新技术，如，对每一个癌症病例的完整的DNA测序；只杀死癌细胞而不触及邻近正常细胞的智能抗癌疗法；利用唾液样本对数十种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将药物准确送到目标组织的纳米技术；个性化医疗，让适当的人以适当的剂量使用适当的药；可预防未来病菌的广谱流感疫苗；再生医学，结束对器官移植的烦人的等待。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德国生物医药产业R&D投入连续增加，恢复德国曾有世界“医药基地”之称的美名。德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基础研究工作是通过政府资助形式完成的。资助对象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研究中心等）和由国家研究委员会认证的国有科研部门。据统计，德国75% 的生物医药R&D投入是通过研究中心、项目中心等实施的。在生物医药公共研究开发方面，德国拥有自己的特色科研体系。包括92所大学的科学系或医学系，以及各公共部门所属的生物制药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主要从事生物科技、科技中介、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几乎所有的生物医药企业都与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其中，生物技术公司主要是利用国家知识创新基地从事研发创新；而大型的制药企业主要是寻找全球合作伙伴，打造制药产业基地。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他们采取根据自身优势，集中资源，推动本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研发密集型产业，日本通过“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除财政拨款外，税收鼓励机制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也非常重要。近年来，政府完善了税收抵免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公共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的研究成果商业化、市场化，形成现实生产力。商业化形式很多，公共研究机构可以以专利技术来组建新公司，也可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研究；鼓励在大学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以此作为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平台，使知识与产业需求相结合，提高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农业创新

外国农业创新更多体现在种业研究上，所以各国的种业研究，从制度到创新能力通过提升战略高度、加大科研投入、组建集团化经营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大种业发展。

美国把种业提升到战略高度，进行培育发展，以种子产业的发展和种子产品的输出为重点，加速推动农作物种子的生物技术研究，实现种业的全球领先。目前，全球种业市场约270亿美元，仅美国种业市场就占据了120亿美元。美国还进行兼并重组，形成集团化规模。如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兼并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组成杜邦-先锋公司。

西班牙建立健全一套激励创新制度。目前，国际种子公司普遍在科研和技术创新上投入重金，其科研经费投入一般为年销售额的8%-12%。

法国将种业提升到国家的产业振兴战略高度，把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种业振兴战略的核心载体。 法国拥有74家育种企业和232家种子生产企业，其余9000家皆为种子分销企业。法国建立起健全的种业管理体制，注重新品种的保护，包括对新品种创造者的产权保护，并对品种研发提供支持与资助；对品种登记，促进新品种促销推广；对品种控制与认证，保护使用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