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宏远

关于两国建交的原委，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对亚洲问题的看法一致，都希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到今年4月1日，中印关系已走过了整整60载。过去一甲子中，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既经历过风和日丽，晴空万丈；也遇到过厚厚阴霾，甚至是暴风骤雨。

亲如兄弟

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印度12月30日就承认了中国，表示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印度正式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不同政治制度与中国建交的先河。印度领导人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在反帝反殖方面与印度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与中国交好有助于扩大印度在亚洲乃至国际上的影响。总理尼赫鲁对其幕僚说：“中国已经焕发新颜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一个伟大的国家重生了，且充满了力量。”

其时的中国也希望与印度交好，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围堵，与印度建交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有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广交朋友，提升国际影响。关于两国建交的原委，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总结说：“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对亚洲问题的看法一致，都希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印度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未改变两个国家代表亚洲苏醒的事实，两国均反对大国不让亚洲国家解决亚洲问题的做法，都抵制西方国家在亚洲构建势力范围的野心。”

“相见恨晚”使两国迅速接近。两国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迎来了它的“蜜月期”。在印度，印中友好协会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这些协会积极宣传中国取得的成就，反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上，两国相互支持与配合。印度一再呼吁允许中国重返联合国，反对美国操纵的联合国“诬称”中国为“侵略者”，积极推动朝鲜战争停战，并担当了战俘遣返委员会主席国，为战俘的遣返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分析家指出，基于中印关系密切，如果美国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中国，印度极有可能会与美国交恶，许多印度人当时认为保卫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印度应有的责任。在印度支那问题和万隆会议上，两国也配合默契，有力地保证了印度支那问题的顺利解决和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涉及双边问题上，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1954年4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英印帝国在西藏的残留利益问题。在该协定的序言部分，两国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了进去，并以此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印度领导人和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个月后，尼赫鲁总理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访的外国政府首脑，中国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北京市万人空巷，盛装喜迎印度代表团，开创了北京市民夹道欢迎外国领导人的先例。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相处融洽，毛主席还两度会见尼赫鲁，并吟诵了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1956年底，周恩来总理再次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印度民众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高呼“印地秦尼巴伊巴伊（中印人民是兄弟）”。周总理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兄弟翻脸

可惜的是，这种亲如兄弟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达赖集团的叛乱和出逃，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尽管印度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大力支持，但在地区层面上，印度却继承了大英帝国的思想，将南亚地区看做是自己的战略后院，将西藏视为与中国的缓冲区，不能容忍中国政府镇压达赖叛乱集团的正义行为。印度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以及热情招待和收留出逃到印度的达赖集团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和谐气氛。

边界纠纷的不断升级进一步损伤了兄弟之情。中印边界长达2000多公里，从未正式划定，历来只存在一条传统习惯性的实际控制线。然而，印度却将非法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两国既定的国界线，不断实施“前进政策”。这最终导致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印度惨败。这场本可避免的战争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961年7月，印度撤回了驻中国大使，中国一年之后也撤回了驻印度大使。战争打响后，印度又先后关闭了驻上海和拉萨的总领事馆，中国也关闭了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总领事馆。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几乎完全中断，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仅如此，两国还在国际上展开了唇枪舌战，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僵冷期”。

1964年，尼赫鲁病逝。经过短暂的过渡，尼赫鲁之女英迪拉 ·甘地1966年掌管了总理权杖。在中巴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中美关系显现解冻苗头的情况下，英 ·甘地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1969年元旦和1969年9月，英 ·甘地两次表示愿意设法探索解决中印争端的途径。1970年8月，时任印度外长的萨尔达尔 ·司瓦兰 ·辛格在印度上院说：“中国或印度都改变不了两国拥有共同边界的地缘政治，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果中国在这个方向上采取具体步骤，印度会紧随其后。”

言归于好

印度希望和解的立场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印度代办米什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话很快就被传回印度国内。之后，两国开始尝试进行接触。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1976年7月，印度率先重新向中国派驻了大使，9月，中国也向印度派驻了大使。两国大使职位在空缺了十五年后终于得以恢复。两国关系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人民党1977年代替国大党上台执政后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1979年，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后来的总理）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印度外长19年来第一次访华。1981年，黄华副总理兼外长对印度进行了访问，两国外长至此实现了互访。随后，两国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从1981年到1987年，两国共举行了8轮会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缓和也从侧面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发展。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 · 甘地(英 · 甘地之子)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印度总理时隔34年后首次访华，对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被视为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件标志性事件。访问期间，双方都强调不应让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拉 ·甘地对两国边界的和平解决表示了乐观，并对恢复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充满了信心，希望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有印度媒体评论称，“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清醒地决定放弃30来年的紧张关系而开始建立新型关系，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冷战的结束为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印度学者塔哈库拉指出，苏联垮台至少对中印关系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消除了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二是使印度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和盟友，对印度来说，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开始变得紧迫起来；三是使印度损失了20%的出口市场，印度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而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四是在一超国际体系中，对美国的担忧有助于两国携手合作。

此言不无道理，两国关系在冷战后的确发展迅速。1991年，李鹏总理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总理在时隔35年后首次访问印度，意义非常重大。李鹏总理与印度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谈，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93年，拉奥总理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此次访问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双方在协议中除重申“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和“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外，最为关键的是，双方承诺在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这一协定不仅对保护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利于培育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江泽民主席1996年对印度的访问进一步夯实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印度。访问期间，江主席分别与印度总统、总理、议长进行了会谈，并与印方签署了4个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协定中，双方郑重宣布，“不使用军事力量反对另一方”，并且重申就边界问题寻求公正、合理和彼此间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在此之前，双方都应尊重实际控制线。这项协定的签署和实施进一步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条件。正因为此，有印度媒体将此条约称为是中印之间的“不战条约”。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的共识，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正当两国关系渐入佳境之际，印度于1998年贸然进行的核试验却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印度进行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大国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但印度却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称“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过武装侵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也声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印度这种不负责、转移国际视线的做法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有损中印关系。中国政府起初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并未反应过激，但在印度如此表述之后，中国的立场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表示：印度的行为是对核不扩散体制的沉重打击，破坏了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终会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因此一时受挫。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知理亏的印度之后开始努力修补两国关系，多次强调没有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希望与北京进行军备竞赛。1999年，印度派外长贾斯万特 ·辛格访问中国。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了印度。至此，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得到了恢复。2003年6月，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印度总理10年来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由于受核试验的影响，此次访问被视为是中印关系史上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出了核试验的阴影，回到了正常轨道。访问期间，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则同意开放西藏与锡金交界的乃堆拉山口，间接承认了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这两个问题的基本解决拉近了两国关系。此外，两国还任命了高级别的特别代表专门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签署了10个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了成功访问。其间，双方签署了十几个文件和协定。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宣布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了战略合作的高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阶段。温家宝此行取得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与印方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双方同意“不让边界问题的分歧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将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应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政治指导原则的确立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有利于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胡锦涛主席2006年对印度的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化和巩固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联合宣言》，确立了两国合作的“十项战略”。

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两国签署了《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内容涉及民用核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反恐等诸多方面。此外，双方还在住房、铁路、传统医药、文化合作等领域签署了11个文件。在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演讲中，辛格特意强调，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世界足够大，可以容纳两国同时崛起。

日臻成熟

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中印关系正变得日渐成熟和稳定，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政治上，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有所增强。继辛格总理2008年访华后，印度总统帕蒂尔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经济上，中印双方贸易增长迅速，经济关系日益密切。2008年，双方的贸易额超过了5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不算欧盟），而印度也位列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军事上，两军互访和军事交流不断增多。2003年和2005年，两国海军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2004年，中印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联合登山活动。2007年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是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安全、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这是两国最根本、最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底，两国陆军举行了代号为“手拉手”的首次联合反恐军事训练。2008年12月，两国举行了“携手—2008”陆军联合反恐训练。在边界问题上，双方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特别代表迄今已举行了14轮会谈，这一期间，边界地区一直保持了和平与安宁。

两国关系的这种良好发展势头有望保持下去，因为两国均已认识到，与对方友好于己至关重要，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与对方关系恶化的后果，两国关系过去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但全球化的迅速蔓延和双方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使两国都不大可能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则进一步保证了两国会将彼此之间的竞争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威胁另一方的行为将不会被允许。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已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力图早日崛起。所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是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安全、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这是两国最根本、最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主流将是友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