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云+崔建平

摘要：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中俄两国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能够解决边界问题，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中苏关系改善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中俄关系稳定发展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坚实基础，中俄两国都需要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外在动力，中俄两国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边界问题：中国：俄罗斯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目前的中俄边界是两国在三百多年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证明，边界纠纷只是国家关系恶化的结果，国家关系一旦好转，边界纠纷通常不会成为障碍，比较容易得到解决。中俄双方正是在国家关系出现好转的背景下，以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四次艰苦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明确和确定了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中俄能够解决边界问题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中苏关系改善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建交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的42年间，中苏关系经历了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按照国际关系史的分野，中苏两国外交演变过程以苏联为主体考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全面友好合作的斯大林时期、从内部分歧到公开分裂的赫鲁晓夫时期、全面对抗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和从相对缓和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在第一个阶段，中苏两个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结为同盟，边界成为两国睦邻友好的纽带，中国自然没有立即提出处理边界问题。在第二个阶段，随着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加深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随之凸显，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2-8月）未能取得成功。在第三个阶段，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开始第二次边界谈判（1969年10月-1978年6月），无果而终。在第四个阶段，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期对立和非正常状态之后，终于迎来两国关系的缓和。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1987年2月-1991年5月）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开始的，边界问题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得以基本解决。

（一）邓小平“和平与发展”国际战略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适应这种变化，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强调灵活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和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中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基本停止了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争论，二是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三是中国单方面裁减在中苏边境的驻军，四是中国加强了同苏联的交往。中国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从而为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他在当年2月25日至3月6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新思维”，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全面论述了“新思维”的观点和主张。

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压力，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加速经济发展，必须使对外政策服从于国内战略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还与国际背景有密切关系。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70年代的中美和解，打破了全球力量平衡，使之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使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地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而缓和对华关系是其中一个重大步骤。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的核心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大谈人性论、人道主义，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了认识论价值和价值论价值。然而，从“新思维”所倡导的反对军备竞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尤其是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来看“新思维”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在“新思维”指引下的苏联对华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洲太平洋形势和苏联的亚太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表示准备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会晤。他指出：“比如说，我们不希望阿穆尔河被视作水上屏障，让这条大河的流域成为联合中国和苏联人民在共同利用现有丰富资源方面和在水利建设方面作出努力的地区。双方正在拟定这方面的国家间协定，正式边界可以通过主航道。”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宣布，苏联将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出部分军队。而这些正是以前的苏联领导人所拒绝的。戈氏讲话表明，苏联在解决“三大障碍”问题上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三）中苏关系改善加速了边界问题解决的进程

从1980年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1986年7月28日在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形势和苏联亚太政策发表重要讲话之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涉及“三大障碍”问题，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转机。另外，苏联同意按照中国一贯主张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立场，为两国边界争端最终解决铺平了道路。此后不久，中方表示同意恢复边界问题谈判。在1986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九轮磋商中，中苏商定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恢复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边界谈判。1987年2月，以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同以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开始了中断九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

1989年5月15-18日，应杨尚昆主席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如期开始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这是自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近三十年之后，中苏两国举行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

5月18日，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共18条，概括了中苏此次高级会晤所达成的一致，涉及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两国关系的未来、中苏边界问题等内容。其中第7条特别强调指出：“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根据上述原则，中苏两国的领导人商定加紧讨论尚未协商一致的中苏边界地段，以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同时解决东西两段边界问题的办法。他们委托两国外长在必要时专门讨论边界问题。”。之后，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关系很快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

1991年5月中旬，应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既是江泽民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也是自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对苏联的首次访问。5月16日，在江泽民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协定》规定，国界勘分以通航河流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流水面中心线为依据：两国就国界东段从第一至第三十三界点边界线达成一致：中方船只可经黑瞎子岛外侧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水域航行和经图们江口出海。

此《协定》是有关中苏边界的第一个国际文件《协定》的订立，确定了中苏两国东段边界98%的走向，为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法律基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苏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时27年之久的三次多轮边界谈判到此画上圆满的句号，为双方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扫清了障碍《协定》的缔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经过长期努力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极大推动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协定》的签订是双方经过平等谈判、两国政府相互作了让步的结果《协定》的签署，是中苏两国边界谈判的突破，为确定世界上毗邻国家最长陆地边界开辟了前景。

二、中俄关系稳定发展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坚实基础

从1991年12月27日中俄签署《会谈纪要》起至2008年10月14日两国在黑瞎子岛举行界碑揭幕仪式，中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92-1993年的“互为友好国家”时期、1994-1995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时期、1996-2000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期和2001-2008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时期。正是在中俄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两国完成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勘界、解决了中俄西段边界问题、举行了第四次边界谈判、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并结束了勘界。

（一）中俄关系连上三个台阶与中俄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

就在《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后不久，苏联解体了。所幸的是，中俄两国都表示愿意继承中苏边界谈判已达成的成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决定承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并与之建交。1991年12月27日，即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天，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不久，两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这是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叶利钦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叶利钦此时访华，无疑对两国业已开始的边界勘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东段边界协定的时候，两国没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西部边界分别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在中俄东段边界问题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国与四国的边界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与四国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以五国两方的新模式，继续进行边界谈判。1992年9月8日，四国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项关于联合组团与中国继续进行边界谈判的协议。10月起，中国同上述四国就西部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原中苏谈判中争议较大的地区（如帕米尔地区）都成了中国同哈、吉、塔三国的问题，因此，中俄西部边界问题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比较容易。

1994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规定了两国国界西段从第一界点至第二界点约55公里边界线的走向。该协定不久即得到两国立法机关的批准。

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再次访问中国，把中俄关系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式建立。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将就战略稳定问题积极对话，以具体行动促进包括边界勘界进程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1999年12月，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和《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地段及其附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标志着中俄两国东西两段边界的实际勘界工作顺利完成。

中俄边界勘界结果显示，双方勘定的东段国界线总长度为4195.44公里（不包括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俄方统计为4195.22公里），占东段边界的98%。其中，陆地边界578.18公里，河域边界3547.23公里（俄方统计为3547.1公里），湖域边界70.03公里：西段国界线总长度为54.47公里，全部为陆地边界。

至此，除阿巴该图洲渚、黑瞎子岛和银龙岛之外的98%的中俄东段边界得以确认，西段边界全部勘分完毕。

（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与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

在绝大部分边界划定后，中俄两国集中精力解决遗留问题，即位于额尔古纳河的阿巴该图洲渚（俄称博利绍伊岛，意为“大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俄称大乌苏里岛）及银龙岛（俄称塔拉巴罗夫岛）两个地段三个岛屿。阿巴该图洲渚争议的产生主要与自然环境改变和河流改道有关，比较而言，解决起来麻烦不是太大。黑瞎子岛则不同，因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双方都不肯轻易让步，故而成为谈判的一大难点。

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提升和发展，俄罗斯表现出同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愿望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00年普京总统上任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日趋稳定，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顺利，加快了两国解决遗留边界问题的步伐。

2001年7月16日，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战略性举措。《条约》总结了过去，梳理了两国关系已取得的成果：展望了未来，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其中第6条谈道。“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缔约双方根据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为中俄两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中俄互为最大陆上邻国，两国国家发展战略重心都在国内，保持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地缘战略利益。中俄互为重要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是各自与其他大国关系中最成熟、最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推进战略协作是两国维护本国国家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俄国家关系上升到历史最好水平。中俄高层均已把解决边界问题提高到增强两国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关系的高度。中俄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为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交支持。

当年9月，中俄两国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2003年2月，两国外长签署备忘录，就最后两块地段边界线走向达成了原则协议。

2004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多年谈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就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达成协议。2005年4月和5月，两国最高立法机关分别批准了该协定。

《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订，是两国经过四十多年谈判，双方最终都做出让步后取得的外交成果，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从此有望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与发展的纽带。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两国睦邻友好、开展战略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为其他国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解决领土争端树立了光辉典范。

此后不久，中俄双方组建联合勘界组。此时两国已有了丰富的勘界经验，所以由专家们按照以前勘界程序执行，实地勘界工作于2006年夏正式启动。根据中俄联合测图工作组达成的协议，中俄双方2006年6月12日对阿巴该图洲渚进行第一次实地联合勘界，2007年底完成。黑瞎子岛地区的勘界工作由中俄双方分工进行。中方负责抚远水道（俄称卡扎凯维奇水道）以南地区，俄方负责黑瞎子岛和黑龙江江岸以北地区，各自负责任务完成之后，双方互相到对方区域复检。经过近三年的共同努力，2008年底两国完成了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全部勘界、立桩工作。勘界后，阿巴该图洲渚总面积为57.56平方公里，划归中方34.55平方公里，划归俄方23.01平方公里。黑瞎子岛地区总面积335平方公里，划归中方174平方公里，划归俄方161平方公里。

2008年7月21日，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议定书及其附图。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了界碑揭幕仪式。同日，双方外交部换文确认了《中俄关于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两国边防部队开始按双方勘定的国界线履行防务。至此，这一历史悬案终于有了一个结局，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中俄两国都需要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边界问题解决的外在动力

安全环境是由一国地缘政治状况所决定的，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相对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或国际体系而言。换言之，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安全或不安全，只有在国际（主要是国家）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就是安全关系。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安全关系时会发现，两国均面临安全挑战。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利因素

1.中国与部分邻国存在边界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陆路邻国达15个，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陆上边界2.2万多公里，海岸线1.8万多公里。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国与不少国家存在领土纠纷。其中，中印领土争端、中日领土争端和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严重。目前中国与上述国家领土争端问题解决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同时，这些国家对华猜忌、防范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

2.美国构筑围堵中国的“战略包围”。美国凭借强大国力，将力量直接布署到中国周边，形成中国周边的一个无形邻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视中国为潜在竞争者和挑战对手。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在中国东部，美国加强在日本、韩国的传统军事存在：在中国南部，美国暗中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积极插手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在中国西部，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向中亚渗透，对中国西部边界构成威胁。

3.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挑战国家统一问题“台独”、“藏独”和“东突”是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美国视台湾为牵制中国的政治砝码，台湾未来政治走向存在不确定因素“藏独”部分骨干分子和“东突”恐怖势力已经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对我国乃至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二）俄罗斯周边安全环境的不利因素

1.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大多存在领土纠纷。俄罗斯是世界上继中国之后邻国最多的国家，陆路边界2万多公里，共与14个国家接壤：海上边界3.8万多公里，与美国和日本隔海相望。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周边出现了14个独立国家，历史矛盾和领土争议使俄罗斯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原苏联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只有30%得到明确划分，其余都是行政边界，国家间公开冲突和潜在冲突的风险很大。另外，俄罗斯与北冰洋沿岸国家、日本等国都存在边界问题。

2.西方的挤压使俄罗斯战略空间缩小。苏联解体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俄罗斯的疆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实际上是17世纪中叶（合并白俄罗斯之前，兼并西伯利亚与远东之后）莫斯科国家的领土”，防护能力大为恶化。俄罗斯认为，加强地缘政治影响并恢复俄罗斯欧亚大国地位，是俄罗斯生存的必要条件。西方则不允许俄罗斯重新成为欧亚帝国。美国将俄罗斯国力恢复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不断在独联体策划“颜色革命”，缩小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布热津斯基对此毫不隐讳地说道“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

3.民族分裂主义对俄罗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俄罗斯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开始启动，其中车臣问题最为突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俄罗斯政府先后两次发动车臣战争。但是，至今仍有部分车臣分裂主义者不肯放下武器，在莫斯科等地大搞恐怖活动。车臣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独立问题，尽管没有引起俄罗斯全国性的政局动荡，但已经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俄两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使双方加强了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合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地缘政治打击，失去了昔日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国力上已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在独联体策动“颜色革命”，致使俄罗斯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为应对美欧的战略挤压、提升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安全，俄罗斯需要深化同战略处境与战略理念相近、战略任务与战略需求相似、蓬勃发展而又对俄友好的中国的战略关系，将中国作为其应对西部安全威胁的战略纵深和战略依托“在这种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俄罗斯即使想‘维持现状也困难重重，其边界政策一再调整，以适应这种实力变化所造成的利益边界的重新界定。国力的急剧衰减及其防御纵深的丧失，使其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在边界政策上，俄罗斯维持现状的政策属性更为明显。”中国作为同俄罗斯接壤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邻国，是对俄罗斯周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同样，俄罗斯作为同中国接壤的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邻国，关乎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的稳定。作为互为影响对方发展环境的重大因素，中俄两国都把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综合实力、实现国家和平崛起，视为今后的根本性战略任务，为此必须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样，中国对俄政策和俄罗斯对华政策就有一个重要契合点，即巩固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安全合作、确保边境地区长治久安。作为两个最大邻国，中国和俄罗斯欲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必然成为两国周边环境长期稳定的重要环节。为此，中俄两国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与部分周边国家均存在领土纠纷，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解决结果如何，都将会直接影响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了理性选择，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向周边国家展示了诚意和友善，为两国同周边国家缓解或解决边界纠纷或领土主权争端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四、中俄两国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俄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要解决该问题必须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否则，纠缠历史问题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为边界问题的解决设置重重障碍。

（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划分边界

除特殊历史条件或另有条约规定外，在国际实践中通常采取下列惯例性原则划界：以河流为界时，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以湖泊或内海为界时，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以湖泊或内海的中间线为界。如果互为邻国的双方或多方未作专门规定，则无论河岸外形或者水位如何变化，也无论河床向何方偏移，河界或湖界均不得随之变动。只有毗邻国家签订新的协议，边界方可变动。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第五条规定，通航河流按主航道中心线划界，非通航河流按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划界。

关于上述国际间边界习惯法规则，俄罗斯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河界为例，他们认为，除了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外，有的国家的边界从两国岸边算起，有的以一国岸边为界，有的以深泓线，即以河水最深处为界，瑞士、伊朗、伊拉克等国就不是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俄罗斯出版的《国际法》权威教科书就持这样的观点。

中俄历史条约对此只有笼统的说明，这也是两国边界纠纷的原因之一。因此“考虑到国际实践和俄国在界河上划界的经验，双方于1964年及以后的谈判中一致认为，在通航的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上应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为最合理”。作为中俄界湖的兴凯湖是根据双方协议划定，中方并未提出按中间线划界的要求，实际上做出了重大让步。

（二）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黑瞎子岛问题的产生固然是俄罗斯侵吞中国领土的结果。不过，从中国方面来说，也不是没有失误。中俄《北京条约》清楚地标明了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以南的黑瞎子岛当属中国领土。1860年10月15日，双方谈判代表恭亲王和伊格纳齐耶夫在条约两份中文文本和两份俄文文本上签字盖章，并互换了文本。然而，恭亲王竟然忽视了条约附图的重要性。清政府代表拒绝在由俄方代表信手划了一道红线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签宅“推说他不懂地图，而且该地图的划法与中国的有分歧。可是他给伊格纳齐耶夫的书面通知中说，地图将交给划界大员就地审查，并与俄国地图进行核对，然后由他们签字盖章”。1861年6月28日，中俄兴凯湖会议期间签订了《关于交换乌苏里地区划界地图和记文的议定书》。清政府代表没有在地图上签字（1860年），即不同意俄方将边界划在中国一侧。但是，清政府代表后来（1861年）同俄国签署和交换了有关《北京条约》所编绘的边界地图和详细记文，事实上已经承认俄国代表将边界线划在中方一侧的地图，为日后双方争执埋下隐患。

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开始，中俄双方就开始谈黑瞎子岛，直到2001年9月两国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才出现转机。2008年勘界后，中方只收回黑瞎子岛的一半，在原来立场上后退了一大步。

中俄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要解决它就必然要涉及两国对历史的认识。中方始终认为，历史上的大多数中俄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的，我们仍愿意将它们作为划界的依据。中俄双方能够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得益于双方淡化历史、注重现实、着眼未来。淡化历史，不是不要历史，而是要反思过去。中国要从国土沦丧中汲取教训、不让悲剧重演，俄罗斯不再以强凌弱、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之事。注重现实，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既以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为依据，又充分考虑实际可能，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着眼未来，必须从中俄两国关系今后发展的大局出发，相互借重、寻找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