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虎,申红涛

(1.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周宋时期开封城市的形态发展研究

李 虎1,申红涛2

(1.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论述了周宋代开封城市规模、商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并说明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在开封城,和它成为当时的漕运中心有着必然的联系。认为正是漕运的发展,使开封由区域性的地方城市逐步演变为发达的全国性都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飞跃。

开封;漕运;城市形态

周宋时期的开封城,是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城市形态由封闭转向开放。在北宋时期,宋太祖于965年诏令开封府对鼓楼夜市在三鼓以后继续营业,标志着隋唐时期的城坊制度彻底瓦解,一种新的城市景象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因此,周宋时期对开封城的建设出现新的规划和要求,这种规划和要求也为该时期的城市形态变革奠定了基础。

一、开封与运河水道

开封的兴衰离不开运河漕运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探讨开封城市历史地理问题时,应密切关注其运河与水道,该区域为黄河、汴河、惠民河、广济河(五丈河)、金水河、洧水、菏水等河流汇集处,它们形成了庞大的水利系统。就漕运而言,汴、惠民、广济尤为重要,时谓“东都三带”[1]。

汴河,据《舆地广记》记载:“汴河,盖古茛荡渠也,首受黄河水。隋炀帝开浚,以通江、淮漕运,兼引汴水,亦曰通济渠”[2]。唐宋汴河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北宋的经济专家张方平所云:“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建国之本”[3]。正如唐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所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4]

惠民河,即蔡河,《宋东京考》云:“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续,商贾毕至,都下利之。于是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5]蔡河主要输送陈、颍、许、蔡、光、寿等江淮州所提供的粮食,沿蔡河南下入颍,由颍入淮,向西南经颍、沙等水可与邓州、襄阳可与长江下游地区相通。

广济河又称五丈河,《汴京遗志记》记载:“周显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齐、鲁舟楫,皆达于汴,六年浚五丈河以通漕运。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数万以浚之,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6]。该河为连通京东诸路漕运的主要运河。

金水河,为北宋初年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流,其源头为荥阳黄堆山上的祝龙泉。据《宋史.河渠志》载:“植以芳木,车马所经,又累石为间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7]金水河主要功能是作为宫廷、百姓的饮用水。

上述四河为流经北宋东京城内的主要水系,沿河两岸商家店铺林立,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河虹桥段即生动展现了这一繁华的商业景象。漕运的通畅,使开封的区位优势更加显著,从而也迫使开封城市形态随之改变。

二、周宋时期开封城市形态的发展

从城市形态广义概念上来讲,可分为有形形态和无形形态,有形形态主要包括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内建筑布局,而无形形态是指城市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城市生态结构等。

1.后周对开封城市空间的扩展

公元907年朱温以汴州宣武军之力废唐建梁,定都开封,从此拉开唐宋都城空间转移的序幕。开封城的地缘优势在五代时期开始充分得以体现。《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记述:“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8]由此可知梁太祖对当时长安、洛阳和开封分别作了改降的行政变动,这些政治变动从此也奠定了梁之后开封成为一国之都的政治基础。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把都城置于开封,经过历代的开发和建设开封已经成为“控襟带于八方,便梯航于万国”之地,此时的开封城作为都城的地理条件显得更为优越,再加多个朝代都建都于此,所以政治条件也较为成熟,作为国都的地位已经稳定,这完全标志着由唐到宋都城空间转移基本完成,为周宋对开封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后周遗承后晋、后汉奠都开封的体制,在对开封城进行扩建和改造过程中,后周对城市建设作了一些规划,是以唐长安城为“比定”的。如“周太祖广顺元年夏六月,以唐都长安时,京城等门比定”[9]224。此时改建的开封具有京城、皇城、宫城的三重体系。使宫城和皇城有较为明确的划分,改变了以前宫城和皇城分区混杂的现象。这体现出开封城在规建制度上有新的变化,因为后周奠都汴州充分说明唐宋政治中心完全东移,原有的东京城的规模、市坊结构已无法应付城市功能转变的需要。为此,对汴州城的开发和扩展势在必行,后周对汴州城扩建和改造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在周太祖广顺年间,“二年春正月,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郭,率府界丁夫五万五千版筑,旬日罢。冬十月,置弘文馆、史馆、集贤馆于厚载门内向东,横街东北。通鉴曰:‘广顺三年,帝欲祀南郊,以自古以来郊祀常在洛阳,疑之。’执政曰:‘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于是始筑园丘、社稷坛,作太庙于大梁。”[9]224这次改建主要是对故汴州城的罗城进行修补和在京师筑建祭祀社稷之宅。

第二次是后周显德年间对开封城市布局进行重新修整和扩充。“世租显德二年夏四月乙卯,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於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井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9]225从诏书中可知此时开封的城市空间已饱和,“别筑罗城”实际上是对城市空间的一次扩展,以适应开封城的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后周显德三年,周世宗又对城内道路交通及其绿化作了一次规划,将京师内街道扩宽至五十步,并且允许临街户在五步之内载树掘井及修盖凉棚。经过这两次大规模的改建,汴州城的市政规划有了重大的突破:一是城市的道路交通得到了改善;二是“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的规划思想彻底打破了唐代“坊制”市政管理体系。后周不仅对开封城规划和扩建,还疏通了开封周围的水系河流,开封因水而兴,河渠交汇是其显著的地域特点。在后周显德年间分别对汴河、五丈河、蔡河加以疏通和修缮,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运网。不但加强了南北方的经济联系,也为宋代四大渠漕运奠定了基础。而四渠的开发也给宋代城市空间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北宋时期,首都开封城的布局未发生大的变更,宋太祖在建隆四年只是对皇城进行了改建。《历代宅京记》记载:“周世宗虽加营善,犹未合古制。建隆三年,发开封浚仪广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自是皇居始壮丽矣。”

2.北宋时期开封市形态的无形变迁

北宋开封城市形态的无形转变最为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里坊制度的崩溃,城市经济空间从而得以发展。但宋代里坊制度也不是一瞬间就土崩瓦解的,而是与整个北宋王朝同步而行的。日本学者加藤繁也认为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仍在沿用,在宋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到北宋末年坊市格局最终被打破。原来城门外的定期贸易场所——草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了新的固定的场所。宋政府也同样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不加任何干预[10]。如《东京梦华录》载:“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这些综合性的市场已开始出现在京城。使城内商业活动频繁,原有的商业时间已成为商业发展的绊脚石,商家开始延长营业时间直至深夜,夜市随之悄然兴起,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东京夜市有这样的描述:“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这在古代商业发展史中是一个里程碑。

城市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居民结构趋于多元化,市民阶层的的兴起带动了各种市井文化,其中百伎、曲艺、夜市的出现,使社会文化更加世俗化,并且演变到一个新阶段,规模更大内容更为新颖。据文献记载,当时京城内的娱乐业非常发达,如东角楼“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11]商业的发展促使都市生活更加多样化、平民化。城市生活空间日益开放,生活方式开始多样化,社会文化也发生了转变,由高雅的士大夫文化逐步转向市井文化,它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特点,来填充整个城市的生活气息,世俗化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主流。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12]正是市民阶层的这种“颇为自由、放纵”的强烈的生活欲望,推动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出现。

宋代开封城市形态的转折具有代表性,城市空间由封闭转向开放,城市功能愈加完善。如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指出“中世纪政府支出的模式有利于城市发展,而帝国晚期地方体系内部的投资和再分配的模式,则有利于市镇和村庄的平衡发展”。所以“最先进的地区达到的城市化水平,在中世纪时期要比帝国晚期来得高”[13]。正如《清明上河图》所绘:东京城内街市、楼阁遍布,官民混合而居,已经开始呈现出崭新的城市景观。城市开始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1] 王应麟.玉海:器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584.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M].北京:中华书局, 1986:6952.

[4] 彭定求,沈三曾.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775.

[5] 周城.宋东京考:河渠[M].北京:中华书局,1988:328.

[6] 李濂.汴京遗志记:河渠[M].北京:中华书局,1999:94 -95.

[7] 脱脱.宋史: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74.

[8] 薛居正.旧五代史:梁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 2000:33.

[9]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河渠开封[M].北京:中华书局, 1984:224-225.

[10] 漆侠.宋代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31.

[1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66.

[12]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M].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77.

[13] 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 2000:28-29.

City Form Development of K aifeng in North Song Dynasty

L I Hu1,S HEN Hongtao2
(1.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2.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China)

The change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Kaifeng in Song and Zhou Dynasty are discussed on the aspects of city size,commerce,culture and customs.Kaifeng became the water transport center is the reason why these changesoccurred in the city,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aifeng from a regional city to a national urban city.And it is the landmark leap of Chinese ancient city development history.

Kaifeng;water transport;urban form

K 928.5

A

【责任编辑 田懋秀】

1008-9225(2010)05-0063-03

2010-05-20

李 虎(1982-),男(满族),河南开封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