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翠兰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异化劳动与主体能动性

郭翠兰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异化的产生发展及其扬弃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自动进行的机械过程，主体能动性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自身的异化和处境是基础，异化在主体中造成的情感是异化扬弃的主观因素，行动是异化扬弃的最终力量。

马克思;异化劳动;主体能动性;扬弃

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非人状况的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通过对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阐述，廓清主体能动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实证性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主体能动性主要包括知、情、意、行几个方面。”[1]12知包括直观感性和理性认识两个层次，情则是指情感，意是指人的意志，行就是指人的行动。

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生成的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生成。”[2]54。异化劳动只不过是实践活动在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异化劳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一个总体性的过程，在这个总体中多种要素共同作用，因此，史莱姆(Avineri，Shlomo)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实在是对人而言的实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塑造的实在。这个活动也塑造人以及他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总体性的过程 (Total Process)，包含着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3]71在异化及其扬弃过程中，知、情、意、行共同作用，也就是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过程。

一、异化劳动:从自在到自为

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首先是从异化所产生的结果进行的。异化的第一个规定是工人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而工人则一无所有。“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4]51马克思认为，对于异化现象的认识，理论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表明其理论中的矛盾和混乱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 (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4]54国民经济学掩盖了劳动的异化，必然阻碍异化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化，因为当异化还不是一种压迫的力量的时候，异化只是自在存在着，而只有使得被异化的主体认识到异化的时候，这种异化才成为一种压迫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异化扬弃的主体性力量。

异化不仅仅表现在结果中，而且表现在生产活动过程之中，因此异化的第二个规定是工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不是工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54在异化的第二个规定中，马克思对于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说:“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中觉得不舒畅。”[4]54在异化的这个规定中，工人对异化具有一种直观的感觉，觉得这种劳动是一种强制劳动，所以，当肉体的强制和其它的强制一旦停止，工人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这种劳动。“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4]55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人的本质活动，抽象了的吃、喝、生殖等活动只不过是动物的机能而已，而异化劳动造成了一种颠倒，“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4]55由于异化劳动对工人的强制性，工人产生了对异化劳动的直接抵触意识，想方设法逃避这种异化劳动。这种情感因素贯穿异化劳动的始终，是工人摆脱异化劳动的主观条件。缺少了它，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事业会成功。对异化带来的痛苦甚至没有体会、没有理解，就不可能有扬弃异化的行动。黑格尔也说过，“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5]21由异化带来的痛苦的情感，无疑会加深对异化本身的理解，昂扬起行动中的激情，缺少这种激情和热情当然不会有什么行动。

在论述异化的第三个规定时，马克思首先对人是什么作了规定。他把人当作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56由于人在思想中把自己当作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因而人才是类的存在物，否则，人就不是类的存在物。这从马克思对异化的第三个规定的进一步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一方面人和动物一样，从肉体方面来说，都要靠无机界生活，只不过是人的赖以生活的无机界更加广泛而已。另一方面，“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4]56因此，从异化的第三个规定中，可以看出，认识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对于自身本质规定的主观条件:把自己当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其次，更进一步，从理论上看，人把无机界当作自己的精神的无机界来看待。而异化劳动使得类同人相异化，从意识在异化中的作用这点来看，异化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人的意识发生扭曲以及在理论上的颠倒。在实践上，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在理论上则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4]57由于不仅人的主观意识，同时在理论上发生这种因异化而导致的错误，异化的扬弃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阻碍了异化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道路。

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是从前面三个规定直接得出的，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4]59在分析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后，马克思说:“因此，在异化劳动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4]59显然，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自己所具有的尺度和关系已经是异化了的尺度和关系了。这种异化了的尺度和关系直接影响着工人对他人的看法和理解，所有人都以异化了尺度和关系观察和理解别人，社会处于全面异化之中。

二、主体能动性与异化的扬弃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4]78表明了异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但这并不否定异化的扬弃需要主体的能动性。

当异化这种情况发生时，意识的某些内容可能会出现固化现象，被当作是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东西。这时，理论因素不再使得实践进程顺畅进行，反而成为实践过程的某种阻碍和限制。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的目的是指出阻碍实践过程的观念的性质，是对现存的思想观念的无情的批判，“撕碎锁链上的那些虚构的花朵。”，“采摘新鲜的花朵。”[6]2观念和实践过程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和人们面临的问题相比，观念并不是总是很容易就随之发生变化。在马克思看来，因而对现存的观念作一番批判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本质就是实践的，这种研究本身是实践活动的一个部分，这个研究是根植于实践的批判性活动，和其它的社会活动形式之间的批判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

异化的克服和扬弃需要有对这个异化的意识，就是人们要认识到异化才会能动地去克服异化。马克思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4]84在异化扬弃过程中，理论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6]9

要超越异化，就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异化对人的实践的活动的限制和压迫，应当做理性的分析，获得被异化和被压迫的意识，而不是动物式的、本能的适应环境的行动。马克思说过，“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6]4-5很显然，在没有意识到现实的压迫和耻辱时，没有在这种压迫所导致或产生的痛苦的情感时，人们的行动是一种习惯性的行动，没有自觉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了在异化扬弃中，人的意识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就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实际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的。”[6]86。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对异化的直观感受和异化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感受，没有这种意识，异化的扬弃是不可能的。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引起交往的普遍发展。在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人们会发现，在一切民族中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个事实。否则，共产主义，也就是异化的扬弃“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6]86

异化的扬弃过程是一个回归过程，“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81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显，异化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必然性，但人在异化的扬弃的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盲目的。“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4]81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扬弃的认识条件包括两个方面，即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的必然性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4]82这里所谓的经验基础，即从客观现实看到不合理性;所谓的理论基础，即对共产主义认识的深入发展过程。实际上，这是一个从现实的不合理性(矛盾)，来寻找解决这种不合理性(矛盾)的途径，进而采取革命行动的过程。没有主体的行动，异化的扬弃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必然过程，因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7]562既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7那么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对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强调的含义了。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是要加以变革的，理论在这个异化的扬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多次阐述了这个思想。他虽然反对仅仅进行宗教批判，但是他也看到了反宗教斗争的积极意义，“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6]2宗教批判最终目的是“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的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胎。”[6]2当然，理论批判的最后目的只是改变那种非人道的现实，而这只有通过人们自觉的行动才有可能。只有理论批判是不够的，只有当群众掌握了革命的理论，才会有革命的行动，理论才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所以，马克思在这个批判的最后，这样说道:“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6]16

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时，马克思说道:“但是，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6]55因而，马克思认为革命理论和革命的行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的后期理论中虽然很少使用异化这个概念，但是对理论作用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异化的扬弃，即现存的不合理的、非人道的状况的改变，没有革命的理论是不可能的。理论研究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是为变革现存世界服务的，而科学的理论对世界变革起着正确的引导作用，错误的理论则起着相反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严厉地批评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了:“我认为它整个来说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8]531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因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9]35

恩格斯也十分明确地阐述过这个道理，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说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8]696虽然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其它的因素也起着作用，甚至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不知道这一点，要不闹笑话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过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因素，是因为“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8]698

异化的产生和扬弃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过程，片面强调某个因素都是要犯错误的。正如托马斯(Goff Thomas)所说，“所有这些方面是共存的，每一个方面离开其它方面及整体都不可理解。”[10]26理论和行动、情感和感觉或感受，都是异化及其扬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和因素，抽去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都将导致机械论。

[1]罗宁生．主体能动性的构成和层次[J]．求索，1991(3)．

[2][苏]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Avineri，Shlom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Goff Thomas．Marx and Mead：Contributions to a Sociology of Kwonledge[M]．Routledge，1980．

责任编校 向东

B017．9

A

1003-2134(2010)06-0040-04

2010-09-20

郭翠兰(1970-)，女，安徽滁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