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辨析

2010-08-15张文伟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关键词：史学家民族主义史学

张文伟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江西上饶 3340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辨析

张文伟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江西上饶 334001)

“民族史学”作为重要的区域史学分支，是与史学发展相始终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民族史学”，是适应近代民族国家构建需要而产生的，是“民族史学”发展演变的特殊阶段。“民族主义史学”促进了“民族史学”的拓展和深化，但其自身存在的弊端决定了它终将被摒弃。

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史学;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作为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们的内涵表述和概念所指的具体界定是含混的，甚至将两者完全等同。不可否认，“民族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民族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民族史学”发展演变的特殊阶段，但两者的概念范畴和研究对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史学范畴和史学发展演变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存在差异;未来发展演变趋向也将是不同的。

一

史学研究和历史撰述根据其涵盖的地域范围不同，主要可划分为世界史(或全球史)和地域史(如跨民族的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别史、地区史等)。“民族史学”属于地域史学，是史学重要的分支学科。“民族史学”以民族为研究和记叙对象，具体探讨某个民族的起源、发展进程。“民族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述某个民族的各种历史现象及其成就与不足;或探讨某个民族在一个大区域乃至全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民族史学”概念中的“民族”所指是广义的，可以是某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国家内某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或某个跨国界的民族，也可以是已经消亡的某个古代民族。“民族史学”成果具体体现为:(现代或古代的)民族或民族国家的通史，后者也常称为国别史;民族或民族国家的专门史，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等方面的专题历史;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即民族关系史等。实际上，这些具体的民族历史也是民族学研究的范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学”也属于边缘交叉学科。另外，“民族史学”的范畴还包括了研究、探讨“民族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基本理论，所以在国内学术界有学者也将“民族史学”视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过去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叙方式、观念、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传统等，属于史学史的范畴。[1]其研究任务是探讨“民族史学”发展的进程、成就与规律。[2]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民族史学”，它一般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和撰述范围，探讨民族的整体或某一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并论证该民族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民族主义史学”属于纯史学概念，它的范畴和研究对象也是“民族史学”的重要内容，这是许多人将两者等同的主要原因。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和撰述的对象侧重的是民族国家，一般不包括民族学范畴的种族、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也不包括跨国界民族和古代民族。“民族主义史学”也是与“全球史观”相对应的一种史学观念，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史学思想体系，因而与“民族史学”相较具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在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大多数史学家都理想化地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史学家立场的公正性，但实际上任何史学家在其史学研究和历史撰述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时代和社会思想观念的左右，有意无意地融入自身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史学家们的思想观念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阶级、民族等因素相关，更是社会现实和社会主导思想观念的反映。“民族主义史学”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也是近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是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发展服务的。

“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和撰述的成果形式主要是民族国家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或专题史等，这些成果和“民族史学”的主要成果形式是很易混淆的。要区分两者只有依据具体的成果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一般“民族主义史学”成果情感色彩比较浓烈，强烈地表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褒扬，对本民族历史创造的赞颂，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颂扬，并极力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甚至将民族国家神圣化。从史学研究和历史撰述的主体而言，“民族史学”的研究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位史学家，既可以是本国本民族的，也可以是他国他民族的，因而其成果相对比较客观公正;而“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主体往往是本国本民族的学者，他们很容易站在维护本国本民族的立场上，凸显出民族主义色彩。当然，在史学家研究和撰述他国他民族历史的时候，抱一种民族偏见或有意抵损它国它民族历史的态度和观念，也是“民族主义史学”观念的体现。在世界史的研究和撰述中也有可能带上“民族主义史学”色彩，如以某个民族国家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或将某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等。

总之，“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民族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但“民族主义史学”受意识形态理论的左右及其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程度都远远超过纯粹的“民族史学”。这也就决定了“民族史学”比“民族主义史学”更加客观公正，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外在的近似而将两者完全等同。在“民族主义史学”盛行的近现代，纯粹的“民族史学”仍在发展中。只有将“民族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具体概念和研究对象上面加以区别，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他们在史学发展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史学发展是受时代局限的，其思想倾向更是与一定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应该说，史学内部分支学科的划分是近代史学兴起后才日臻完善的。近代史学产生之前，史学研究和撰述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地域划分，不存在严格的“世界史”和“区域史”的分别，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史学”。但是，从史学发展历程来看，古代史学研究和撰述中一直是将地域性族群的历史作为其主体的。受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古代的神话传说、史诗或客观的历史记述所涉及的地域空间都涵盖了记述者所知的“世界”，一般都以记述者所生活的族群共同体(部族、城邦、王朝、帝国等)为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古代的史学都视为“民族史学”。所以，“民族史学”伴随史学的出现就已经萌芽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当然，严格意义的“民族史学”是在近代民族观念萌发后出现的，尤其是“民族主义史学”更是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后才产生的。

基督教普世观念主导下的欧洲中世纪，以基督教世界为主体的普世史是史学撰述的主要形式。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神学统治的逐步动摇，产生了以研究现实和人的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主义史学，加上当时欧洲统一的君主国家出现，谋求和巩固国家统一成为欧洲发展的一种趋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首先从意大利开始出现了不同于普世史的以某个国家或民族为撰述空间区域的历史著作，普世史和民族史开始并行。但直到18世纪启蒙时代，民族观念对史学的影响仍然有限，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仍是启蒙学者的主要诉求，就是在以后“民族主义史学”诞生地的德意志，康德、莱辛等都自称“世界公民”，席勒还声称：“不要试图造成一个民族，只要保有人的地位就该满足了。”[3]141当时德国的历史著作最普遍的类型是“世界史”，“有几位历史家下功夫写德国史，但多失之狭隘、迂腐。”[3]143著名的格丁根历史学派，也强调世界史的写作。

到18世纪晚期，随着近代欧洲社会各方面的巨变，民族史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首先是近代民族意识得到增强。新航路开辟和欧洲的全球扩张，在促进世界各族群之间交往日渐频繁的同时，也造成了它们之间日益普遍和复杂的冲突与对抗，这大大激发了不同族群人们对“我族”与“他族”差异的认识，并逐渐转为一种内部相互认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基础。民族和民族国家界限日渐分明的现实在史学中立即有了反映，主要就是一些史学家逐渐地将民族和民族国家作为了自己研究和撰述的单位。其次，近代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对史学研究倾向、体制和方法的影响，也促使史学朝“民族史学”方向发展。近代工业生产精细的劳动分工模式反映在了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不断细化的学科分工，史学内部出现不同专题分工以及区域历史的研究。这种人为地制造史学研究分工的模式直接导致的是普世史或世界史的萎缩，区域史的兴旺，尤其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工业化生产为了竞争和博取高利润而尽可能地垄断原材料和市场的做法，在史学学术领域表现为为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获得成功而垄断历史材料，以尽可能多地占有大量材料为傲。材料丰富的民族或地区的历史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兴趣和热情。另外，语言差异和文化心理的天然差别使史学家自然将本国本族历史作为研究的重心，因为他们能够比较便利地获得本民族历史的史料，也更容易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状况更使“民族史学”大行其道。尤其到19世纪史学家逐渐推崇和偏爱那些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或其他专题史，并以国家史和民族史的汇集去代替普世史。[4]230

当近代“民族史学”的轮廓基本清晰后，开始了与近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潮流——“民族主义”的结合，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后“民族史学”主要就以“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了。民族主义思想是适应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凝聚民众的传统忠诚纽带(宗教信仰、帝国或领主忠诚等)已经被打破，因而必须寻找民众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新对象。在历史探索中人们找到了被称为“想象的共同体”[4]7的民族，由此，欧洲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并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从18世纪末起，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开始鼓吹民族国家意识，以此谋求内部团结，并把它作为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政策，民族国家被说成是一种独特的、主要的统一体。[6]257在这种大环境下，“历史学家与其他人比起来，对这种情感并无更多的免疫力。”[7]9为培养和传播民族认同，探讨民族的起源也就成为当时许多欧洲史学家的迫切任务，他们将史学研究和撰述视野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民族历史的框架成了至上的最具有权威的叙述结构。[8]73这时候，统治者也意识到民族认同情感和自豪感的培养最重要的途径是历史教育。19世纪教育的普及和国家化得到了欧洲各国政府的重视，在各类学校的历史课程中，本国和本民族历史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欧洲各国都从国家的观点来重新撰写历史，把国家说成是民族和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自然形式。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被政府接过去，刻意宣传其中的民族对外战争和历史伟人——通常都是男子——对民族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民族的光辉历史刻画一种民族英雄主义的历史观。它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459各国史学家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厘清本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通过对本民族历史伟大的论证，赞颂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甚至将本民族历史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和样板，塑造民族共同体的传统，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合法合理依据。所以“单个民族或种族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绝大部分历史学家满足于发挥自己的传统职能，即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捍卫者和阐述者。”[9]164“民族史学”就是在这种氛围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逐步演变为带有明显政治功用色彩的“民族主义史学”形态。

“民族主义史学”最早产生于德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德意志内部封建割据严重，经济落后，“法国热”盛行;外部遭受拿破仑法国的侵略和占领。这种内忧外患局面激发出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18世纪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德意志启蒙运动到19世纪初发展为一场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从文化角度寻求德意志的独特民族性格。吹响浪漫主义黎明号角的赫尔德就创立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通过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独特传统来促进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感，“鼓舞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成长。”[3]188一批浪漫派史学家致力于追溯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再现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生活与成就，证明德意志民族感情与精神的独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有人明确提出历史著作要写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的起源、成长、道德的变迁和精神状态”。[10]264最具典型的普鲁士学派更极力鼓吹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为德意志统一和国家权威服务，充当了当时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政治发展的工具和辩护人。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观念随着普法战争传播到了法国。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自视为民族遗产的传承人，他们用历史的教训来重建民族自豪感，以便使遭受国耻的祖国寻求新生和复仇的重任。之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了近代欧洲史学的主流。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区不断掀起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浪潮。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地区一些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们也开始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按西方史学观念改造自己的传统史学，将“民族主义史学”作为营造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抵御西方侵略和统治的有效工具。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形式，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方兴未艾。[11]

三

相对于宏观普世性质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而言，“民族史学”(包括“民族主义史学”)属于微观史学范畴。史学的宏观和微观是相对的，宏观史学发展可以拓展和深化微观史学的研究，而微观史学的深入有利于我们对宏观史学的把握。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普世史和区域史(尤其是民族史)是一直并存的，只是到了近代，两者的分工才更加明确。当地理世界被人们了解后，就不断有史学家试图编撰“世界史”，努力探索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早期“世界史”的内容显得松散和无序，往往“只不过简单地将它们从民族国家的场所搬到世界舞台罢了。”[9]247所以，在近代“民族史学”尤其是“民族主义史学”兴起后，“世界史”有所沉寂，大部分史学家积极投入本国本民族历史的研究与撰述，“世界史”也陷入了民族中心论的窠臼。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史学的全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具体过程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研究不深入，特别是作为具体的史学家而言，他们对本民族或国家之外的历史了解甚少。所以“民族史学”成为了近现代史学的主流。

近代“民族史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也得益于“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民族主义史学”虽然天生存在不足，但近代民族国家政府的鼓励和大批史学家的积极参与，客观上带来了“民族史学”的繁荣。首先，对民族历史文献的重视达到空前程度，大量的历史文献在政府和专门学术机构的组织下被搜集和校订，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资料;其次，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地区历史发展脉络被厘清，更多的原先模糊或不为人所知的史实被揭示，“民族史学”体系日渐完善;第三，“民族史学”研究的范围被不断拓展，发展到了对跨国界民族和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第四，为能比较完整地撰述民族国家历史，对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得到重视。例如在我国，一些学者就强调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白寿彝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12]79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少数民族共同的历史。

“民族史学”的发展为克服传统“世界史”的缺陷创造了条件，促使“世界史”向“全球史”的演变。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日益连为一体。这成为史学家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整体全面把握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中叶开始，史学领域出现了普世史的复兴，这就是“全球史”的出现。“全球史”强调人类历史发展地域空间和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联系，它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民族史学”的大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民族史学”的发展以及各国史学界之间的交流频繁，使得史学家能够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这种环境是19世纪的史学所不具备的。在这个基础上，史学家才能更有效地将各地区、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有机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共通点和普遍的规律;才能真正克服普世史的松散性;也才能破除民族中心论。到这个时候，“任何思想敏锐的历史学家对其他民族历史的好奇心迟早会胜过对本民族历史的兴趣。”[9]148所以作为“民族史学”和它的近现代主要表现形态“民族主义史学”对整体史学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史学综合性、全面性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我们怎么看待“民族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前景呢?

“民族史学”作为史学研究和撰述的主流是阶段性的，史学发展必然突破“民族史学”地域空间的局限。所以巴勒克拉夫认为，“在许多历史时期—也许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9]239自古以来人类的许多活动(文学、艺术、思想等等)都是跨民族的，因而在当代许多人把研究的单位扩大到了跨民族和国家的区域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现在，一个民族往往是被看作一个次级的、可加以认同的各个单元的混合体，而不被视为具有统一认同感的有机单元。”[13]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内容的不断深化，史学体系越来越庞杂，同时也还有大量的微观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而作为史学家的精力和知识是有限的，所以史学的地域性分科不可能消失，普世史也不可能取代包括“民族史学”在内的区域史。无论世界未来将如何发展，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民族、民族国家等族群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使我们很想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去撰写世界的历史，但是可以推断这种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这是勿庸置疑的。[9]238因而民族或民族国家将一直是史学研究重要范畴。“民族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然和史学的发展相始终。

而“民族主义史学”在促进史学发展尤其是“民族史学”繁荣的同时，其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逐渐被许多人所诟病。“民族主义史学”往往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为塑造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和自信心，民族主义史学家往往将自己所属民族倒溯出一个独立发展的脉络和辉煌的过去，为此甚至不惜拔高本民族的历史贡献，有意无意地扬善避恶，或将神话、传说当成历史真实。这样是很难真正做到真实地反映民族历史原貌。“民族主义史学”还忽视不同国家、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对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很少考虑外在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本国本民族历史的独特性，甚至不惜隔断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历史的客观公正性被大打折扣。“民族主义史学”作为近代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出于维护民族国家眼前的利益需要，还为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思潮张目，成为近现代一些极端社会理论的源头。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促进了近现代世界发展同时也分割了世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世界的无序、冲突、乃至灾难性的战争。19世纪后期开始日益加剧的国际冲突和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一些欧洲人看作是民族国家割裂世界所造成的恶果，追本溯源，“民族至上的历史学被看作是造成那场席卷欧洲大陆的巨大灾难的原因之一。”[9]237另外，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领域的拓展，人们也意识到，撇开整个人类社会和其他民族历史，自成一统研究和撰述单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而能够对所有问题都自圆其说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民族主义史学”体现出来的狭隘、短视和盲目，在进入20世纪后就逐渐遭到了批判和摒弃。“文化形态史学”的代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就将“文化”或“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新史学的主要代表派别年鉴学派以一种更宏观的视野来分析历史进程的演变，它们的研究单位是世界经济。二战后，一些世界史家，如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巴勒克拉夫都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沃勒斯坦也正是在这一潮流中提出以世界体系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

所以，“民族主义史学”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困境，加上全球史观的冲击，必然随着史学自身的发展逐渐被摒弃。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仍在世界占主导地位，加上两百多年“民族主义史学”的传统，“民族主义史学”仍将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是难以根除的。但作为史学家来说，在肯定“民族主义史学”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时候，也要充分认识它的不足，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积极从事“民族史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历史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无论对欧洲的历史学家还是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历史学，把力量集中于全体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那些问题上去，……”[9]162所以“民族主义史学”的迷信，终将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结束而成为历史。

[1]吴怀祺．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J]．学术研究，2007(9)：14-22．

[2]李珍．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130-136．

[3]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7]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8]于尔根·科卡．国际历史学会：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M]∥陈启能，等．消除历史的秩序．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1]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J]．河北学刊，2004(4)：128-133．

[1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