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慧玲

精神·自由·自我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核心透析

邹慧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是在对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和宗教上的丹麦国家教会的批判中形成的。他抛开了对理性、客观世界的追求,极力强调个体的主观存在意义。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核心词汇就是基督教定性下的精神、自由、自我。在精神的定性之下,他把人们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典型性的三种: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他选择了宗教的生活方式,认为基督教的真理才是永恒真理。他所理解的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品质或者理性,而是个体在上帝面前的存在。他激烈地抨击理性对信仰的僭越,与此同时他又把信仰和宗教凌驾于理性和美学之上,试图以此来指导人类的一切行为,这无疑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克尔凯郭尔;理性;信仰;精神;自由;自我

被人们视为“存在主义之父”的克尔凯郭尔(1812-1855)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度过的,只除了四次柏林之行,一次短暂的瑞典之旅,再就是曾到过一次丹麦的日德兰半岛去拜访他父亲的出生地。因此,他的思想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就是19世纪上半叶哥本哈根的现状。当时的丹麦依然是一个君主制农业国家,经济落后而思想保守,哥本哈根更是被克尔凯郭尔称为一座十足的小乡镇。在这里,“小镇的心态和无聊的牢骚此消彼长”,充斥着轻浮、庸俗而腐朽的味道,整个丹麦是一个“没有一点公共道德的民族”。总之,它“必须要有一个暴君,或者若干殉道者来拯救”[1]173-174。而克尔凯郭尔自命为这个“必须要有”的“殉道者”。因此,他的整个思想和行动都是在批判丹麦的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哥本哈根思想界有两大支柱:一是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一是宗教上的丹麦国家教会。克尔凯郭尔的批判由此入手并进而形成自己的个人存在观。

一、理性批判

从古希腊开始,理性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依靠对理性的信心,西方文化才有了可验证、可推理的坚固基础,建立了西方具有明晰性、确定性特征的一切文化、名物制度。黑格尔哲学是西方理性的思辨哲学所构筑出的巅峰之作,黑格尔美学也是西方近代理性美学的高峰。他继承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理性是宇宙的实体”,而“知觉和自觉意志作用的世界,并没有委给偶然,而是必定表现为自知的理念的样子”[2]。在黑格尔看来,宇宙处于有目的的不断的生成中。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辩证法的作用,宇宙由不完善逐渐走向完善,而最终的结果是绝对精神的绝对胜利。由于是趋向绝对精神-理念这一目标的运动,所以在辩证的发展中,每一结果的出现从理念这一最终支配力量上讲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是理念在不同阶段的显现。黑格尔对理念的膜拜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另一位形而上学大师柏拉图“理式世界”的影子。只是在美学上,与柏拉图把感性美看成是理式美的摹本、是不完善的美的观点相比,黑格尔有了很大的进步。黑格尔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和柏拉图一样让哲学吞没了艺术,但在精神发展的艺术阶段,他认为理念只能通过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从艺术美之中可以看到绝对精神,即真理。在这一点上,克尔凯郭尔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似乎与柏拉图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出于对精神的偏爱,克尔凯郭尔对一切涉及感官性的艺术抱有怀疑心态,认为它们不能表现永恒真理——基督教真理,所以在精神的最高阶段他让宗教消融了伦理和美学。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权威是哲学家,而克尔凯郭尔王国中的统治力量则是宗教。有别于柏拉图凝固的客观理性、黑格尔辩证的逻辑运动,克尔凯郭尔的精神世界皈依基督教。宗教依靠完全的自我舍弃和对崇高对象的崇拜来超越现世,在决然的舍弃和狂热之中,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对个体情感的坚定信念和对高远之处的激情想象。所以相对于理性的客观、冷静,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走向了另一极:主观、热烈。

在哲学上,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发起的攻略。他认为一种理性的思辨哲学所描述的只是一种思想的可能性,一种思想实习,这种实习回避了诸多现实问题,并且以逻辑的必然性排拒了现实中的偶然性,以抽象的人类精神取消了个体的人的真实存在。这种哲学不能为个人留有空间,而每一个个体,其生命都是不可重复的。就我而言,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固然没有了我这个世界或许不会有丝毫不同,但是一个没有我的世界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一个“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而一个关于存在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3]123。存在只能是个体的存在,是个体在生活中每一时每一刻的真实在场,因此,存在与必然性、逻辑无关,因为现实变易无常,充满偶然性。“像运动一样,存在是一个很难去论述的范畴;因为如果我去思考它,我也就取消了它,于是我无法去思考它”。虽然存在不可能被思想,但存在的个人却总是在思想,“这意味着,他只能是断断续续地思想,只能是忽前忽后地思想”[3]124,因此思想是非逻辑的。真正的思想毋宁说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情绪的闪现。与一个注重构建真空中的逻辑体系的思想家不同,一个关注存在的思想家只能通过沉思那莫可名状然而又是真正属于自我的东西才能领悟存在之在。由此可见,人的真正存在是精神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情绪、体验的存在。

二、宗教批判

宗教通过对自我的舍弃和对崇高对象的信仰和追求来超越现世。这种信仰和舍弃不需要理智的介入,只需要情感的强度和浓度,所以信仰必然带有狂热色彩。但是西方理性文化的坚固基础,使得基督教开始走向了教义神学之路。神学家们试图在科学和理智的基础上建立宗教的宏伟大厦,这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是最大的谬误。“信仰不是那知识,而是一种自由行为,一种意志的表达”[4]。所以信仰就是激情,也只是激情。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他不必去知道基督教是否真实虚妄,只要凭个体无比的热情和决断力认为它是真的,并以此安排自己的人生,即使它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它是自己“唯一关心的事情”,也是自己存在的意义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跟随基督之路前行,与他一起受难而不悔自己的抉择。

克尔凯郭尔认为,在自己这个时代,国家教会使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易事: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每周作礼拜,定期忏悔,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就自动成了基督徒。这样一种错误而危险的观念却得到了教会的支持。面对这些,克尔凯郭尔真诚地表示要做当代的苏格拉底,以制造困难为己任。

克尔凯郭尔绝非一个国家、社会的叛逆者,他所寄希望于人们的只是要求人们像飞鸟、百合般的沉默:敬畏上帝是智慧的起始。他评价马丁·路德的一句话“……(路德)推翻教皇的同时又给民众加冕,以取代教皇”也可以换个词用来评价他自身对基督教的理解:他推翻理性的同时又给基督教的精神加冕,以取代理性。他的目的在于为个体的人在恐惧、绝望中找一凭依之处,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以及对现世生活的漠视又从另一方面给人们套上了枷锁。他高呼激情,但激情在他看来只存在于信仰之中,存在于对基督、上帝的无限敬畏之中。他要求每个人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在上帝眼中的不同,而不是在现实中的不同。他似乎在给予每个人以精神自由的权利,但真正的自由在他心目中只是一种信仰中想象的自由。他试图以信仰和激情来对抗现世的普遍性、机械性对人的压抑,但这种对抗又绝非意味着对抗现实中的一切的可见、可感的不自由。他对自由的定义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认为“自由就是去知觉到他是自由的”[5]178,是现实中的人认识到自由是精神,是在磨难、绝望、恐惧中坚守上帝的指引,走向基督教。所以现实中的言论、出版自由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决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们既不必也没有权利要求这种“表面”的自由。

三、永恒指引下的个体存在

在对理性以及教会神学的批判中,克尔凯郭尔极力强调个体的主观存在意义。他抛开了对理性、客观世界的追求,而转向了内心的经验、情感。对这种内心存在的描述是克尔凯郭尔著作中的主题,所以他才会认为那种压抑在灵魂深处的丰富的思想的腾跃是促使自己写作的“永不枯竭的鞭策”,而丰富的思想来自现实中人的存在体验,这种体验完全是内心的感悟和领受。

同样强调抒写内心情感,19世纪之前的古典浪漫主义认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人性和世界,这种理想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人类通过共同的努力,凭着科学、理智的力量可以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无论是对光明前景的激情召唤,还是对往昔田园之情的深情依恋,其情感是明确的、世界是稳定的。这一时期的中心词汇是:爱与信心,理想与激情,淡淡的哀愁与惆怅。与此相比,克尔凯郭尔更强调人的异己感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厌烦、忧郁、孤独、恐惧、绝望、死亡……以上情绪与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的颓丧气息、悲观情调相一致,更与各种现代派艺术诸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达达主义等等的共同基调相一致。对于克尔凯郭尔所定义的多种情绪体验,我们就几种主要的概念作出描述。

1.忧郁是真正的人的天性

每个人或许都曾经在心中问过自己这样一些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为什么我会被卷入这种终极境况之中——必然死亡,必然遭受苦难,为偶然所制,不可避免地卷入罪恶?为什么没人把规则和章程告诉我,只是把我扔进人类的行列里,而我却连操纵者是谁都不知道,就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个世界耍弄我们犹如“一个孩子耍弄一条甲虫”[6]。所以“忧郁是一种对人的处境的恐惧”[7]56,而人的现实处境又是随生而来的,所以忧郁亦随生而来,是人的天性。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仅沉溺于忧郁而不行动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所以“忧郁是恶,它实际上是一种最大可能的恶,因为不下深刻和真诚的决心就是恶,并且是万恶之母”[7]56。虽然如此,忧郁毕竟引起了我们对生存境况的关注,所以人们若忧郁,就会接触绝望,而绝望意味着拯救的可能。

2.孤独是个体行动的起始

如前所述,存在只能通过情绪-思想的闪现在场,思想又由无数片断组成,所以人的一生是由无数瞬间的、片断的存在组成的。人生是无法预测和把握的,个体的人只能通过意志的决断——或此或彼的选择去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凭借个体的激情自由地进行选择的人,才是真的存在的人,因为以别人的行动作为自己的准则的只能是低等生灵,所以真正的存在只能是孤独个体的存在。虽然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联合在一起形成群体、社会和国家,但在本能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一个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只是懦弱而不敢承认精神的存在的人。所以,“那对孤独的渴望是对于一个人身上还有着精神的一种标志,并且也是衡量有着怎样的精神的尺度”[5]30。由于人的孤独本质,他人和世界对我犹如陌生人,一个无法与之沟通、交流的陌生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忌使得与他人的心灵交流不可期待,那么摆脱孤独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上帝沟通,因为“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5]292。

3.恐惧产生自虚无

在克尔凯郭尔这里,恐惧这一概念与基督教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他认为人是一种灵魂和肉体的综合,两者统一在精神之中,所以人是精神,精神又是自由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认为精神这一概念是由基督教给予定性的,正是在偷吃禁果的亚当这第一人身上,随着原罪的产生,精神才正式被给予了定性。因为“禁令在他(亚当)身上唤起了自由的可能性”[5]67,禁令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去作出选择:或者违抗,或者遵守。正是在禁令出现的这一瞬之中,亚当窥见了精神之光——无限自由的可能。但无限的自由却犹如一个噬人的漩涡,一个没有足够勇气和精神的人是无法承担自由的重负的,它不但带来了解开束缚的密码,也带来虚浮空中无处凭依的恐慌。所以“那恐惧就是那自由的晕眩……这时那自由对着其自身的可能性看下去,并且抓住那有限性以支承住自己”[5]92,虽然晕眩,但也正是随罪而来的恐惧才能开启自由之门,恐惧是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中介定性。

恐惧在克尔凯郭尔这里还作为一种宗教体验而存在,这时的恐惧更多地来自罪的意识,这一点与他本人的身世经历有关。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一位思想敏锐、言谈犀利但又沉郁、严谨的基督徒。幼年时,他的生活曾一度陷入极度困境,悲愤之下,他大声诅咒了上帝。此事不久,他被一位富有的亲戚带到了哥本哈根,在那里发了财,生活越安逸,他内心的痛苦就越深。他相信,上帝必将给他惩罚:他将长寿而他的家人将先他而死,以此向上帝献祭、赎罪。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的母亲、三位兄姐在短短的四年之内相继死去,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这一切在克尔凯郭尔心中形成了巨大阴影,使他更敏感、阴郁而充满了对上帝的畏惧。上帝在他那里往往并非以慈爱而是严酷、令人畏惧的形象出现。所以他认为基督教是对人的要求,而成为基督徒就意味承受苦难,“只有那些被上帝热爱并热爱上帝的人,上帝才给予他们受难”[8]。既然如此艰辛,又何必非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可呢?克尔凯郭尔的回答是:“因为他内心关于罪的意识使他不得安宁,由此造成的痛苦能够使他坚强起来,从而承受其余的一切,只要能够找到得救的办法。”[1]196这种罪的意识就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对于罪、惩罚的可能性的恐惧。它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相关,这种罪根植于人的天性,具有传承性、连续性。由此可见,恐惧是人的一种本质的存在状态。但恐惧只是一个开端,人若要成为自由的得救者,需要绝望的刺动。

4.“绝望是一种精神的定性,它使得自己去和人身上那永恒的发生关系”[5]263

精神这一概念是通过基督教进入世间的,正是在亚当身上精神真正苏醒。精神是一种综合: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自由和必然的综合。精神一旦在人身上被设定,就不可能再被否定和舍弃,“那第一人和后来之人并无本质的区别”[5]75,因此成为精神就是上帝-永恒对于人的要求。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绝望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却无法成为精神。当然无论你是否意识到,绝望是普遍存在的,个体的人只有成为精神才可能摆脱绝望,而唯一能够引导人们走向精神的是信仰基督教。

克尔凯郭尔谈到各种绝望的形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绝望的基本表达,这种表达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认为无限性的绝望是由于幻想性、无边界性,而自我只有在依附于上帝时才是健康的,否则将会被幻想带入一种不真实的虚空之中无法回归,而由此渐渐地蒸发掉自己。这种绝望的代表是克尔凯郭尔笔下美学的人,美学之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以此虚构出一个幻想的世界,任凭自己在其中越飞越高,最终被抛入了虚空,无所凭依,在想象的无边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自我和存在。有限性的绝望则是由于人们“把自己典押给了这个世界”[5]287,他专注于一切现实性的目的,通过忙碌于尘俗之事,通过向他人看齐、不逾矩而忘记了自己。这种类型的代表就是隐匿在普遍理性之下的伦理的人,他们以现实、传统、规则为自己的人生和意义定下了人所共约的标准,这种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我的选择,以这种标准行事的人只是在成为人们所期望的人,真正的自己却在表面的繁忙之中隐去了。现时代的人普遍陷入绝望之中,理性主义的权威使大部分人沦为有限性的绝望,而那些不愿成为抽象而试图反抗的人又往往失掉了对上帝的信仰而滑入美学的漂流和虚幻之中,总之绝望的唯一拯救之道就是基督教——成为精神。

克尔凯郭尔在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提精神,他所理解的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品质或者理性,而是个体在上帝面前的存在。他认为自己的时代绝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而是过于理性的时代,人们试图以理性和科学来解决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其结果只是把事物归结为几种功能和元素,这必然只能得出表面的现象而忽视了本质,只能使一切流于表面的繁华和精致,而忽视了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生存在现在。因此他激烈地抨击理性对信仰的僭越,与此同时他又把信仰和宗教凌驾于理性和美学之上,试图以此来指导人类的一切行为,这无疑是走向了另一极端。他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全立足于自己对时代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表现出了对“单个个体”的人的情感、生存、意义的关怀和深思。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敏锐的时代意识以及超前的眼光使他的思想具有了长远的意义。

[1]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M].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3.

[3]翁绍军.人的存在[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4]克尔凯郭尔.论怀疑者/哲学片断[M].翁绍军,陆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212.

[5]基尔克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疾病[M].京不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6]克尔凯郭尔.重复[M].王柏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830.

[7]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8]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M].鲁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9.

B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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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4-0021-04

邹慧玲(1977—),女,河南驻马店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2010-05-17

[责任编辑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