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江南”在哪里?

吴海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江南在哪里?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岂不就是江南了?然而,事实是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没有达成一个关于江南范围的共识,这对于我们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江南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障碍,笔者对过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江南概念进行了梳理,并谋求建立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至少是能使我们的课题有着更为可靠基础的江南概念。

首先,江南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概念。从江南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它可以分为地理上的模糊期和清晰期两大阶段。在唐以前,江南的地理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如屈原《招魂》中讲“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指的是淮河以南楚国的中心区域和大后方。又如《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这里把长江以北颇远的襄阳也纳入了江南,可见汉人要么是把淮河以南称为江南,要么就是在很随意地使用江南这个概念。唐代开始,江南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地理范围。初唐时中央政府设立了江南道,包括了北到长江,东临大海,西抵川东,南至南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道”虽然还只是一个不设机构、不派官员的地理区划,但却明确地划出了江南的地域范围。唐玄宗时(733年)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行政区,其中江南东道“理苏州”(《旧唐书·地理志一》),辖今江苏省南部、上海、浙江和福建全境,江南西道“理洪州”(《旧唐书·地理志一》),辖今江西省(婺源县除外)全部、皖南、湖南大部和湖北鄂州市。由于玄宗时的“道”已经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所以,由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所确立的江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划定和命名的“江南”,因此这个“江南”在世人心中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性和持久的影响力。至北宋置江南路,辖区东限闽海,西界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与唐代的江南东西两道基本吻合。另外,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的变化来看,江南的历史可以分为洞庭湖中心期和太湖中心期以及二者的并行期。先秦时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楚国把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作为自己的内湖和腹地,并据此向四周扩张,这时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长江中游,我们可以称为江南的洞、鄱中心期。到三国时期,孙权据江东,整个太湖流域得到开发,长江下游逐渐成为可以和荆楚大地媲美的另一个江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远东”区域,这可以称为江南的洞、鄱、太并行期。到宋代,洞、鄱流域的江南西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均明显落后于江南东部的江南东路和两浙路。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已经完全取代洞、鄱流域而成为江南的“腹心”,所以在当今研究明清时期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学者眼中,明清时期的江南就是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域,即包括苏州、淞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六府”,或包括江宁、润州、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明州等在内的“江南十府”。如王家范从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界定江南,认为江南是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苏松常、杭嘉湖市场网络区[1]。李伯重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地文—生态地域”说为根据,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2]462,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2]449。冯贤亮赞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表述的观点,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界定为“太湖流域(或称太湖平原)”[3]10。

其次,在今天,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人们形成了差异很大的关于江南的定义。如地理学上的江南指的是江南丘陵地区,即“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天目山以西、贵州高原以东低山丘陵的总称”[4]。这种说法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都不包括在江南范围之内,显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气象学上的江南指的是所有梅雨覆盖的地区,即“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大约东经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最北端”[5]。这样把大片长江以北的地区划入江南也不符合人们通常的感觉,虽然江南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但无视长江所具有的明确的地理界限意义恐怕也难以为人接受。不过,全国一级气象地理区划中的江南更合于人们心理感觉,即长江至南岭间所含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和福建北部等地。文化上的江南更复杂一些。刘士林以“诗性”来概括江南文化的独立品质和独特内涵,并根据这一文化特色来探索江南的范围,认为“江南不仅与北方文化圈判然有别,同时与巴蜀等南方的区域文化也有很大不同”[6]206,其范围可以确定为“往北可以延伸到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而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7]5,同时又指出,当今江南文化的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系列电视片《江南》以如诗如歌的画面和语言表现了江南的“诗性”,电视片中的江南涵盖了苏南、浙北、徽州、江西等区域,并从中选择了苏州、杭州、南京、扬州、黄山、九华山、宏村和乌镇等文化发达或富于文化个性的地方作为重点展示对象,这与刘士林所言江南基本一致。单之蔷采用寻找纷纭江南共有部分的方法来确立当代江南,他在《“江南”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指出,如果把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江南地图叠加在一起,那么其共有的部分便是真正的江南,而这样叠加的结果是把江南定格在了“太湖和西湖流域”[8]。

上述各种江南定义的形成既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据,也往往着眼于学者们各自的学术兴趣或方便于各自所研究的课题,如此定义江南虽在情理之中,但也不免狭隘。首先,江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不能以某一历史阶段上的江南,比如明清时期的江南来代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江南,或代表今日的江南。其次,江南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联系紧密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从地形、环境、气候、历史、文化和风俗中提炼出来的形象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所以既不能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界定,也不能以它的优势区域来取代它的整体,而排除它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不太突出的部分。

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当代的江南概念,以下一些方面是必须考虑的。第一,必须以地理分界为基础,综合考虑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人的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江南概念确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古时候,中国的许多河流都叫江,因而也就出现了众多的“江南”,但是,随着统一的大中国疆域的巩固和稳定,长江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独特地位日益彰显,长江中下游之南的地区就逐步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江南,而其他的“江南”则相应地失去了其“合法”性,包括长江上游以南的地区也不被视为江南,因为自古以来只有宜宾以下的江段才称长江。第二,必须考虑江南形象的多重意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形象的意义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今天它已经汇聚为一片意义的海洋。江南是我们温馨的家园,“是一个登峰造极地将大地经典化并当作神灵供起来而人又可以在其中优游自在、诗意栖居的天堂”[9]。江南是优美的自然,在我国,山水美的风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肃杀、凋零、苍茫的塞北,一类是温馨、宁静、安逸的江南,江南的这种美就连历代皇帝也垂涎不已。当年宋仁宗在送梅挚人赴杭州任知府时,曾不无羡慕地写道:“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送梅挚出守杭州诗》)此后更有康熙、乾隆等皇帝数次下江南,去享受江南的旖旎风光。江南是中国人的浪漫之源,过去一提到中华民族的品格,人们便会想到勤劳、善良、勇敢、质朴等字眼,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而且正是因为有了江南,我们的浪漫才是那样的优美和高雅。江南是财富的象征,从六朝开始,江南由于兼有了漕运、盐池、陆海和灌溉等优越条件,遂成为我国物产最为丰饶的膏腴之地。在文学家的眼中,江南则是一首诗,一首永远写不完的山水抒情诗。然而,江南不是天堂,江南的种种好处却遮不住它曾经的颓败和荒唐,正如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指出的那样,在那“户户是花,家家是玉”的后面“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江南形象的意义是说不尽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江南概念。

综合上述多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今天的江南应该界定为北起长江,南到南岭,东至大海,西及两湖的区域,这十分接近于唐人所理解的江南。在这个江南范围内,根据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可以分为两大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部分:(1)长江下游的江南部分,以太湖、钱塘江流域为主体,这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称之为“江南腹心”。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扬州以地理位置而言是在长江以北,但传统上却把它视为一个江南城市,这主要是因为扬州在“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她的繁华、富庶、舞榭歌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和江南的苏杭相通、相似、相媲美”[8]。也就是说,对扬州江南“身份”的认证既有地理位置接近的考虑,也有经济一体、文化一脉的考量。(2)长江中游的江南部分,以皖南、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为主体,这是江南的大后方。

这样界定江南可能会形成如下一些优势:第一,突出了长江的地理意义和江南概念的地理品质。第二,充分考虑了江南作为一个形象概念的综合意义,尤其是其复杂丰富的文化意义。比如,从文化上考虑,长江中游地区在历史上以楚文化为主,楚文化的根基是姬周文化,在此基础上它融合、吸收了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土著文化。楚文化早期以江汉平原为生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西北为秦岭阻隔,西南为巫山所断,南越洞庭湖,北过淮河,东至吴越。楚文化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压制和同化,其中心逐渐南移至洞庭湖流域,而向东则日渐与有更多共同性的吴文化合流。吴越文化与楚文化虽然有不少差异,但同属稻作文化,且在历史上混融共生,所以被人们合称为“吴头楚尾”的吴楚文化。我们对江南的上述界定正是把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都视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适用于对江南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从当代生态环境状况考虑,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度开发和它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色彩的脱落,与之遥遥相望的三湘世界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古时的三湘之美似乎美得有些凄婉、悲凉,但朴野的三湘大地可能会给整个江南带来更多的生机和希望。总之,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样界定江南尊重历史、符合社会习惯、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江南的整体发展。

[1]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1).

[2]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杨勤业.地理学者说:江南是丘陵[J].中国国家地理,2007(3).

[5]林之光.气象学者说:江南是梅雨[J].中国国家地理,2007(3).

[6]刘士林.西洲在何处[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7]刘士林.江南文化读本[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8]单之蔷.“江南”是怎样炼成的?[J].中国国家地理,2007(3).

[9]于坚.江南:中国人的天堂[J].中国国家地理,2007(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07BZW008);浙江省重点项目“江南美学史”(09JDJN00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