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从海派文化的消费传统看周立波热＊

邓 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自2008年底开始,周立波凭借自己独创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和《我为财狂》在上海迅速蹿红,成为2009年上海演出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他本人也成了2009年中国娱乐休闲文化的热点人物。从海派文化的消费传统看,周立波是在用“海派清口”这种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入创新意识的表演形式,通过怀旧的言说方式勾起观众的大上海主义情结,赢得观众的认同,然后再用一种娱乐的方式与社会热点、当前时政进行对接,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口味,从而扩大了其在娱乐文化市场的影响。

海派文化;消费传统;周立波;海派清口

自2008年底,以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为主题,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和《我为财狂》三部海派清口演出,在“不打折、不包场、票房全靠零售”情况下,演出100多场,仍是一票难求,观众突破10万人次,总票房3 000多万元,成为2009年上海演出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周立波成了2009年各大媒体追捧的新对象,也成了2009年中国娱乐休闲文化的热点人物。

周立波与小沈阳带发夹、娘娘腔、大红大绿服饰的反性别造型不同,也与郭德纲一袭长袍的传统模式有别,舞台上的周立波体现出典型的上海男人特点: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着考究的西服,脚穿锃亮的皮鞋。几乎没有道具,仅仅只有几张讲演的提纲,一个人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侃侃而谈120分钟,带给观众快乐与笑声,这就是周立波独创的“海派清口”。周立波坚称自己是“海派清口”的首创人(周氏强调“清口”,就是要和“粗口”、“荤口”划清界线)。虽然周立波不承认自己的“海派清口”是滑稽戏,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清口追求的娱乐性宗旨与滑稽戏如出一辙。而且周立波本人就是滑稽演员,14岁就考入上海滑稽剧团, 19岁就已成为红遍上海滩的“小滑稽”,在他的表演中清楚地展示着一名滑稽演员的内在功力。

“海派”一词是肇始于中国画,还是京剧,学者们各执一词。而对于“海派文化”这一概念,至今人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百度百科是这样定义的:“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也有人认为海派文化即上海人文明的总和,但多数人认同海派文化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的大都市,商业已成为上海社会的支柱产业,商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上海城市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海派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它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新型文化。在这股重商思潮的影响下,文化业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其宗旨,以消费、享乐为主要特征,注重消费市场,注重受众的口味,注重世俗的社会生活,因此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商业倾向。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这样写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1]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这一看法略带偏激倾向。尔后鲁迅先生在《“京派”与“海派”》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2]这句话更道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之间的差别,它以商业性、消费性、休闲娱乐性、开放性与自由性为特性。如今的中国,文化俨然已成为一种产业,它面向特定的对象,在生产之前就知道为谁而作,更清楚产品将面对怎样的消费者。文化的消费性逐渐合法化,而海派文化中的消费性也变得无孔不入。周立波之所以能迅速走红,与海派商业化的消费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现在是一个文化消费的买方市场时代,文化生产必须以消费者的口味为指导。周立波的蹿红,正是因为他顺应了消费者的口味,才最终赢得了市场。

首先,周立波开创的“海派清口”就源自于注重市民趣味的民间艺术——滑稽戏。滑稽戏是上海富有地方特色的代表曲艺形式,诞生19世纪20年代末,由上海的曲艺“独角戏”接受了中外喜剧、闹剧和江南各地方戏曲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新兴戏曲剧种。滑稽戏以独角戏、说唱、小品为主要形式,以新鲜生活中饶有喜剧色彩的人和事以及出人意料的情态变化为素材,用一种轻松明快、幽默诙谐的方式,创造出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形式,其特点短小精炼、风趣活泼,它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娱乐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滑稽戏一直坚持本土化的特点,演出中主要以上海话为主,同时也广泛采纳各地的方言俗语,提炼为笑料。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以上海的观众为目标群体,他们都有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修养,能够敏锐感受和回味到方言喜剧中的机锋和言下之意,所以主要以上海方言为主,辅以普通话。方言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具有强大的聚合力,说着同一方言的人群会产生相互的认同感。此外,滑稽戏是为都市中的大多数市民表演,常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的形式,运用明白的、活泼的、生活化的语言和搞笑方式,表现市民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衣食住行中所讲述的游泳衣的时尚化、吃麦乳精、看电视、儿时的亲身经历,《笑侃大上海》中标语、马路见闻及《我为财狂》中的金融风暴、股票、楼市都是以上海为背景,选取与观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素材稍加提炼,就能制造出一个个另观众捧腹大笑的“包袱”和“噱头”。他把三十年来上海人乃至中国人生活的甘苦与痛痒用幽默、辛辣、坦率、真诚、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替老百姓说出了生活的感受,也就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周立波从形式上采用一种深受上海人喜爱的本土化的民间艺术滑稽戏为内核的表演形式,这为他赢得观众的认同减少了阻碍。对之稍加改动,融入点外来脱口秀的个人特色,使得这一早已丧失活力的剧种又重新获得了生机,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其次,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能一炮走红,在于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并且选择了这个消费时代中容易引起共鸣的流行模式——怀旧,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笑料早已被网络时代的无限复制弄得缺乏新意了。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在一些时代,当人类精神完整有序地处于完全僵化、定型状态时,人民往往会忽视了历史的意义和存在,但是当时代、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和变化时期时,人们对于历史的感觉就会变得格外地敏锐。”[3](P2)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异常迅猛的速度进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日新月异。周立波恰好经历过这段历史,并且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他通过怀旧将过往的记忆客体化,这是一个由“主观个体记忆”到“客观、集体历史意识”的反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的“追忆”从一个绝对的个人经验逐渐转变成为可供流传、分享、共赏的集体意识。怀旧给人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故事性,通过对那些过往的、色彩斑斓的、表象的重现,它营造出种种近乎真实的历史幻象,把观众带入到自己对过去的个体经验中去。怀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时上海出现的怀旧是对老上海的怀念,即对那个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却又极尽奢华、香艳凄美的时代的怀念,换言之,就是回味“上海国际大都市”的身份。而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以回顾改革三十年在人们生活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变化为主线,这些回忆并非只属于周立波个人,而是一种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周立波用诙谐俏皮的方言、传神夸张的动作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展示着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如从上海姑娘衣着花样的时尚化,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变化,再到上海人住房和交通状况的改善等,它勾起了几代人对上海这座城市改革开放30年里的艰苦辛酸和人情世故的集体记忆。周立波抓住了这群上海人对于这段特殊经历的怀旧心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们的认同,赢得了他们的掌声。在回忆30年衣食住行共同记忆的同时,周立波那充满智慧的妙语和幽默更为他增添了不少的光环,如“以前女生的泳衣,大家还记得伐?就好像……六百多个百叶结穿在身上一样,看久了头皮会发麻的。后来算加了一圈裙摆,好像甲鱼的裙边一样。再到后来,游泳裤的角度平均每五年往上走二十度,从180度到160度到140再到120度,现在是直角”、“那时候麦乳精不要太稀奇哦!我到同学家去,他妈妈给我冲了一杯麦乳精,不得了哦!那时候给小孩喝麦乳精!但是我拿起来一看,要死来,怎么(杯子)可以照得到对面的啦!他妈妈就放了几粒(麦乳精)!她当鸡精放的!还插了一根筷子叫我:调一调,调一调!本来还有点混叨叨(混浊)的,一调色勒斯清(非常清楚)!”、“这30年我们两只轮子少了,4个轮子多了,原来坐出租的是大户,现在坐出租的算散户。”这些生动而诙谐的语言引得现场观众爆笑不止。

再次,周立波为了迎合上海市民的消费需要,在内容上大力宣扬“大上海主义”,重塑上海人的自尊。上个世纪的20至40年代,上海不仅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且也是远东地区最活跃的工商金融中心。上海之于中国,如同纽约之于美国,圣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悉尼之于澳大利亚。可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上海开始逐步且缓慢地发生变化。文人、银行家、金融家及工业的撤离与外迁,使得上海的综合影响力迅速减弱,上海国际都市的地位也同时大打了折扣。进入80年代末,上海已变成了一座日渐贫弱的城市。上海的辉煌已成了历史,这成了上海人心中无法忘却的昨日之梦。80年代末,上海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在文化上此时北京已成为唯一的文化中心。上海人丧失了曾经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上海人变成了小资情调的代表。在经济地位日益恢复的今天,上海人急切地想在其他方面也能快速地恢复昔日繁华。周立波“大上海主义”论调的出现,满足了这个城市长久挤压的渴望与梦想。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上海文化里,几乎找不到过去曾经无比强大的优越感的时候,周立波的那些家长里短,不仅让他们找回了曾经的记忆,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和自信。这群上海人坐在剧场中,听着周立波那一个个“大上海主义”段子:回顾了三十年前那个光荣的年代,全国人民能穿一件上海产的“的确良衬衫”是多么荣耀的事情,骑一辆上海的永九牌或凤凰牌自行车是多么风光的事情,戴一块上海牌手表是多么得意的事情。那年头上海把年产总值的87%上交国家,就像一人一年收人100元.上交了87元.第二年用剩余的13元重新再去挣100元。就连一直被全国人民耻笑为斤斤计较、小家子气的典型代表的半两粮票在周立渡的演绎和渲染之下,理所当然的成为上海人智慧与精明的最高结晶。周立波还不惜通过打击贬低外地人来为了给上海人增足面子。在谈到与赵本山合作上春晚时,周立波说“我不愿意挂60双大蒜登台,喝咖啡的怎么能和吃大蒜的在一起?”“一个是喝咖啡的,一个是吃大蒜的。吃大蒜的,只顾自己吃着香,不管别人闻着臭。而喝咖啡的,自己把苦咽下,把芳香洒满人间。”虽然周立波申明大蒜和咖啡没有可比性,但是在不少的观众心里却隐含着这样的解读:吃大蒜的都是下里巴人,而喝咖啡的却是阳春白雪。周立波极具喜剧性的表演和诙谐生动的方言一次次引发了台下观众的笑声,在这笑声中他们内心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也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与满足。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说:“不管你把笑看成是多么坦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和实际上或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们心照不宣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同谋的东西。”[4](P4)所以,作为表演的上海人和作为观众的上海人之间就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有时候周立波讲的笑话并不是那么的可笑,可是台下的观众却是那样真诚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周立波选择用一种娱乐的方式与社会热点、当前时政进行对接,从而为大众娱乐文化增添一份“雅趣”。在当前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都市里,人们所遇到的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已渗透到住房、就业、升职等各个领域。每天在职场上、商场上摸爬滚打的人们要应对老板的监督、同事的嫉妒、对手的竞争,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需要适当的减压,需要追求一种平和放松的心态。大众娱乐文化不仅安顿了他们的心灵,而且也化解了他们心中的郁积,让他们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得到修养。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大众文化也以迎合商业消费为目的,肤浅的快乐原则成了它制胜的法宝。喜剧性文化产品第一次成为时代的选择,毕竟,娱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压力、放松紧张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喜剧所具有的特点正好吻合了这种时代的要求。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以逗乐和放松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形态自然占据着人们主要的休闲娱乐生活。人们也倾向于追求简单的快乐,轻松的享受。大众文化为人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常常是追求“笑果”的、通俗的、贴近生活的,能使大众在闲暇时间里轻松一笑,彻底放松。看看如今在各个晚会、电视上出现的娱乐节目,完全就是为了娱乐而娱乐。为此,陶东风教授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可以用傻乐概括之。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的、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以及所谓的情景喜剧,都是傻乐的典型。”[5]目前走红的小沈阳是以新奇和特殊性格取胜,在舞台上就通过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丑化自己来博取观众的笑声,被一些人批评为低俗。而郭德纲凭油滑取胜,是以对配角的嘲讽与贬损来获取笑料,更多的沉迷在说学逗唱之中,被人评论为没有摆脱低级趣味。而周立波目前还没有碰到这样的尴尬,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来解读这个社会和百态人生,周立波的长处在于他在全面扫描社会现实之后,总能抓住社会热点和观众的所思所想。同时,也不回避相当敏感的社会问题,虽然只是点到为止。而在政治立场上.周立波显得老练沉稳,不会那么锋芒毕露,带着他那点小聪明打着擦边球的针砭时弊,既满足了一些人需要发泄的愤懑,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周立波说:“海派清口更多是我个人阅历的一种展示,我是希望观众能够跟随周立波一边笑,一边体会对这座城市背后的思考。所以我希望你把笑声留下,把思想带回去,把思索带回去。”他希望能创造一种高级幽默,能在调侃嘲弄丑行中见真性,能从诙谐中见正气,从而能达到对丑恶人物或现象的揭露和鞭挞。周立波的这一言论也很能讨得上海市民的欢心,因为上海人身上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他们不仅觉得自己在金钱上有优势,而且在文化上也同样有优势。他们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赐给他们阳光与雨露,他们也瞧不起为博得他人的欢笑而愚弄自己的小丑。他们喜欢周立波,是因为他们觉得亲切、新鲜、有故事、有思想。照周立波自己解释,“海派清口”是一种紧跟时事、真诚幽默的表演方式。为此,每天他都要看很多报纸,浏览新闻,以幽默的眼光审视现实,寻找热点,发掘灵感,这样才能保证在每一场演出中都能有新内容和新思想。周立波“海派清口”是一种真诚幽默,他表示:“我不欣赏讽刺,因为它是有攻击性的,我偏爱调侃,是因为它能包容文化思索与善意,用批评的方式去褒扬是一种境界,以大俗之态去结构大雅之意是我的追求。”在模仿温家宝总理和小布什被扔鞋的事件上,观众能在周立波惟妙惟肖的模仿中体会到智慧;在谈到中国的股市时,周立波说“现在中国股市基本上属于老板进去,瘪三出来”、“小康家庭进去,五保特困出来。”观众能在诙谐中品味无奈;在谈到某贪官时,周立波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都说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抓进去一个,养儿子的成本也忒高了。”观众在嬉笑怒骂中感受到痛快;在说到刘翔退赛事件,周立波语“人有时候放弃未尝不是对过去荣耀的一种尊重。”观众在意味深长中感受到深厚的人文关怀。观众能在周立波对时事的点评中,在笑声中发觉到一些新的或者说是久违的“噱头”。

当然,周立波紧跟时事的海派清口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周立波的时政、热点都是跟随着主流媒体和大众舆论,是一种“从众”的表演,缺乏真正个人立场和见解,也有人说这是周立波是在中国的环境中,通过游走在政治钢丝上获取生存的选择。再看看近几年来全国的相声、小品、情景喜剧,要不沦为媚俗的商业产品,要不就成了老套、僵化的说教教材,越来越脱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失去讽刺丑恶,嘲笑强权的灵魂。与它们相比,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应该算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另一个方面说,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文化,不是精英文化,因此我们要用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它,不要用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它,不应该让娱乐文化背负起精英文化所承担的责任,那样太沉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不能让娱乐文化成为傻乐文化。

[1]沈从文.论“海派”[N].大公报(副刊《文艺》),1934-01-10.

[2]鲁迅.“京派”与“海派”[N].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02-03.

[3][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M].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4][法]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M].徐继曾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5]陶东风.无聊、傻乐、山寨——理解当下精神文化的关键词[J].当代文坛,2009(7).

Abstract:Beginning from the end of the year 2008,Zhou Libo rose rapidly to the top via hisoriginal creation,Haipai Qingkou,o r Shanghai-style clean talk(solo talk).His three series of show s:Humo rous Talk on the Past 30 Years,Humorous Talk on Grand Shanghai and I’m Crazy About Money,have been p layed over 100 times,yielding a 3,000,000-yuan box office in Shanghai’s theatres,w hich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ltural events in Shanghai’s show biz market in 2009.It is also in that year that Zhou Libo became a rock star in China’s entertainmental circle.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umptive tradi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we w ill find that,Zhou Libo,by means of Haipai Qingkou or Shanghai-style clean talk w hich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style w ith the innovated content,narrates a nostalgic Shanghainese chauvinism catering to audience.In addition,Zhou Libo’s show s are also mingled w ith ho t national issues,social o r po litical,w hich meet the audience’s tastes and strengthen his fame in the entertainmental industry.

Key words:Shanghai-style culture,consump tive tradition,Zhou Libo,Haipai Qingkou

[责任编辑 陈义报]

Zhou L ibo Man 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umptive Tradition of Shanghainese Culture

DENG JING
(School of Liberal A rts,Capital No 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G124

A

1009-1734(2010)05-0012-05

2010-08-16

邓敬,在读硕士,从事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