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慧娜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文革”空间里的青春女性叙事
——从《启蒙时代》中的嘉宝说开去

薛慧娜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启蒙时代》在文革空间里进行人物精神成长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嘉宝的女性经验在南昌的青春成长中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也在被启蒙。和《动物凶猛》中的米兰的比较,同是“文革”空间里的青春女性,米兰是欲望勃勃的符号,嘉宝则是青春成长的伤痕。

嘉宝;出场;身体;启蒙

一、嘉宝

嘉宝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的主人公,这个名字和美国默片皇后葛丽泰·嘉宝的名字相同。小说中,在小老大和嘉宝谈话的时候,就曾对嘉宝的名字有过讨论,进而引发出南昌的感慨:“他们才是一类人,一类带着旧生活的痕迹,历史痕迹的人。自己则是完全的新人,是游离在这城市生活之外的一些孤立的人。”[1]165那么,嘉宝究竟是怎样的一类人?

王安忆交代嘉宝的家世是议论式的,也是概括、总结式的。她先是这么总结嘉宝的阶级属性:“上海这地方的洋务派,总是有都会气的,比较侧重生活享受:好莱坞电影,英国品牌,法国大餐,爵士乐,到了嘉宝这一代,家里还囤有美国旧画报,再有,香港的亲戚也会带进来新的流行……可是,要知道,上海的资产阶级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干净呢,在他们养尊处优的外表底下,是乡下人的耿劲。”[1]155这其中重点突出了资产阶级脚上的泥巴——嘉宝身上的耿劲。接着,王安忆又分别从嘉宝的动作和说话特点上进行概括:“别看嘉宝那么成熟和时髦,内心却有你想不到的质朴。听她说话,没什么遮盖,甚至还有些粗鲁,手的动作也很大,很重,将对面的人一推一推。对人呢,热肚热肠,一无心机,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叔伯婶母关起门,会说她腔调像‘大脚姨娘’,指的就是乡下人的意思。”[1]156

嘉宝的“阶级属性”鉴定完毕,视点转到南昌他们,再转回嘉宝,完成“交流”。接着,又转回南昌他们对嘉宝“阶级属性”的反思,由外貌上到内里,他们都对这个另一阵营的女孩子更感兴趣。于是别的女孩儿开始吃醋,聚会解散。一句“嘉宝家突然发生了事情”,又将读者拉进嘉宝家的内景。接着,让读者聆听嘉宝爷爷与南昌他们的谈话。这一插笔,自有意义,同时也是所谓“功能性情节”:为嘉宝去找南昌埋下契机。嘉宝要去跟南昌说,不要再找她的爷爷,但她如何跟南昌说?聚会解散了,她去哪里找南昌?他们之间有没有故事发生?如何发生?小说中采用一个“寻找”的动机,来勾连这一切。说来也是,大家伙儿都住在弄堂里。人物关系的发生,就是串门、找人。依赖于“串门儿”,作者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内景,让人物在不同的空间一次次相遇。并得以再度刻画这几个女孩子,更深地勘测出她们的性格及她们之间的关系。

王安忆让嘉宝在挣扎拉扯中投入了南昌并不安全的怀抱,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肯定有第二次,而他们还没有力量承担起后果。小老大的细腻关怀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高医生无私的帮助替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而嘉宝自己骨子里也是个现代女性,莽撞耿直,但是绝不脆弱。但是经历了怀孕流产后的嘉宝默默地坐在那里,独自出神,眼中满是冷眼旁观的不屑。是什么改变了这个倔强豁达的女孩?是一时的莽撞带来的青春无知的伤痛,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成长并不快乐,摔过跤有过挫折才能有所体悟,他人的耳提面命往往敌不过青春的倔强。至于这个人为什么是嘉宝而不是其它的女孩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嘉宝从家族遗传而来的耿劲。舒娅名花有主,舒拉是个难缠的角色,而珠珠又太聪明了,丁宜男是个局外人,她是联系起女孩子和很多事件的媒介。换句话说,嘉宝在性格上是个好欺负的角色,所以跟南昌发生关系最顺理成章。成长虽然疼痛,但王安忆并没有想让南昌和女孩子的关系弄得不可收拾。南昌没有在身体关系上一蹶不振或是沉迷,所以他才有空间继续前进。而其它的女孩子们也得继续生活下去,生活本身是真实的,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和荒诞性,回归小市民生命最本真的状态是王安忆要告诉我们的生活真谛。

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要担当起启蒙他人同时被启蒙的任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南昌的父亲要告诉南昌中国的革命是怎样的,顾老头(嘉宝的爷爷)必须要回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怎样,小老大要启蒙南昌对生命细腻的体验,阿明则不是一个清谈的人,他对思想浑然不觉。至于嘉宝,是痛苦,是疼痛。

二、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的背景大约是1968这一年的文革时段。80年代前期很多作家创作的文革作品基本上是充满伤痕的苦难史,随后又将文革注解成欲望勃勃的激情岁月。但是《启蒙时代》的主体是精神,作者在提醒人们,人类的成长不仅是身体的事情,也同样体现在精神层面。王安忆的文革空间里大略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写出了很多的异化的人和事,借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如南昌与姐姐,父亲的冷漠和回避的情感,是文革生活荒诞性的投影;二是阐述了王安忆对市民社会传统的认识;第三则是充斥着青春的启蒙成长。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分布在各个方面,占据着王安忆对文革描述的绝大部分。王安忆的落脚点不是文革,而是启蒙,时代是背景,启蒙才是目的。启蒙时代这个题目似乎认定了文革是个启蒙的开化时代,但这是不确切的。小说仅仅论述了在文革特殊时代里面生活对青年一代的启蒙,而不是文革是个启蒙的时代。回到嘉宝那里,革命和身体也不是对等关系,两者的联系很隐晦。南昌欺负嘉宝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优越感作祟,为什么和嘉宝发生关系最顺理成章,因为身为资产阶级的嘉宝需要被改造。一方面和嘉宝调情他不害羞,彼此陌生,更重要的是在南昌的心里嘉宝是被欺负了也不能拿他怎么办的人物。另外,对革命与性的关系的隐喻还在于王安忆的叙事方式基本是节制的,这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不同。后者在革命与性之间找到了共有的疯狂节拍,二者的呼应产生了强大的共振,幽会、偷情、动员、反叛、联手御敌合二为一,并且最终制造出了一个怪诞的结局。

与其它男性作家作比较,如《动物凶猛》中的米兰,嘉宝的形象承载了多少内涵呢?在王朔的《动物凶猛》中作为行动者的“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那个“空前的解放”的年代里,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少女米兰的一张照片,他当时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居然在明知没有花时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并感受到一种令人痴迷的馥郁香气。他们由认识而交往,他沉醉在那种姐弟般的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里,并不断出现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他的朋友圈子是一个具有男权社会的缩影性质的准成人社会,并带有厌女症的特征,他们崇尚的男性气概是:在格斗中表现勇敢,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他们谈起女性时显得“恬不知耻和深谙此道”。当“我”把米兰介绍给朋友们认识后,先前对米兰所持有的既纯洁又脆弱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为了获得伙伴们的认同与接受,不得不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性别价值立场,对女性从痴迷转向贬抑,并从审美与情感的主体转变为欲望的主体,最终因强暴米兰而彻底断送了和米兰的关系。嘉宝和米兰从外貌上来看,十分相似,都高大丰满,嘉宝更被形容是一尊玉佛。她们都是男主人公们欲望的载体,承担着身体启蒙的任务。王朔的米兰是欲望勃勃的符号,王安忆写嘉宝留下的则是青春的伤痕。嘉宝和小说中的其它人物一样,并不立体,匆匆登场,匆匆退场。她的出场也如同其它人物一样仅仅是为了启蒙南昌们。而相对于王朔的那个男性圈子,王安忆的南昌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清谈,而不是打架斗殴、拍婆子,他们是一群学习好的好孩子,他们在不懈地精神追问之中,时常陷入迷茫甚至虚无之境。而不是《动物凶猛》中的那群整日流窜的小流氓,在实在的生活中来回的冲撞。其中南昌和嘉宝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只是几笔带过,其过程没有多少男女双方的感受。反而在嘉宝怀孕后南昌看到嘉宝呕吐这样描述到:“这天上午,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也与嘉宝同样的。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从出发到此时,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1]169同时,在南昌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细腻的女性体验。王安忆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从形体到心灵一般都比较模糊贫弱,性格软弱怯懦,没有主见,依赖性强,象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渴望女性的温暖和庇护。如《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长恨歌》中的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桃之夭夭》中的郁子涵。而她的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大部分都是丰满圆润的,欧阳端丽、大提琴手的妻子、王琦瑶、笑明明都是如此。嘉宝的形象仍然延续了作者对女性文化的想象和建构,但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兼顾了男女两性共同的生命经验,没有极端,只有温情和中庸。

《启蒙时代》与以往的文革作品表现狂热走向毁灭的套路不同,这里面没有明显的善和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青春成长留下的生命感受和体验,这种青春的体验是能够勾连起任何时代中的你和我。读完《启蒙时代》,除了很多的思想拼图,给我回味的是那群女孩子,尤其是率真的嘉宝。

[1] 王安忆.启蒙时代[J].收获,2007(2).

G206.7

A

1671-8275(2010)01-0116-02

2009-10-17

薛慧娜(19842),安徽青阳人,安徽师范大学0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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