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 430060）

在马克思的心中，普罗米修斯是为了人类幸福而自我牺牲的象征，“是哲学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1］190。内心深藏普罗米修斯情结的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就明确了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在马克思一生关注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内蕴着他对实现人类幸福这一理想的不竭探寻。在对全人类幸福的关注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同当局的政治斗争中表达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深切同情；在与各种哲学派别的论战中找到实现全人类幸福的道路、物质力量和现实基础。梳理马克思幸福观的发展过程要从理解马克思幸福观的形成同当时代的时代背景的关系出发，深入到马克思幸福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中，在时代变化和他的思想转变之间的具体联系中找到促使他进行思想创造的理论矛盾和思想动机，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认识马克思的幸福观。

一、少年时期马克思的幸福观

马克思的出生地莱茵省深受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雅各宾派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鼓舞，这里的政治活动活跃。［2］24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接受了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积极反思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并在中学时代萌发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理想。马克思关于对幸福时代和青年择业的思考体现了他对人民幸福的关注和反思，是他的幸福观形成的初步阶段。

（一）马克思对青年择业的思考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明确表达了个人幸福的实现必须依赖社会幸福的实现的观点，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理想。尽管少年马克思的思想还不成熟，但正是在这一理想的促动下马克思矢志不渝地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最终形成了以实现人类幸福为目标的无产阶级幸福观。

马克思认为人有对成为高尚、实现自身完美的追求，他认为动物只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人不同。这是由于“神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都得到提高的地位”［1］7。每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个人热情、父母及个人体质的影响，只有遵从神性启示的选择，选择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人是真正幸福的人。这是因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为伟大；那些为最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证明他们为最幸福的人”［1］7。可见，少年马克思由于对神性的崇敬，认为神性是确立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目标的动力和原因。

对于刚走上生活道路而胸怀抱负的青年，马克思认为青年选择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职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由于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人，那么“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7。在这一指针的引导下，青年的择业就不会是利己主义的，因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7。由此，马克思对自己还有其他的青年明确了为同时代人的完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并把理想的实现寄托于职业的选择。

总之，由于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是在神性崇敬下确立的为人类幸福的实现而奋斗的理想，他把青年择业的动力和原因归结为神性，忽视了职业是受社会存在制约的。马克思的这种认识表明他没有摆脱宗教、对英雄人物的唯心认识，可见，少年时期的马克思是在浓厚的普罗米修斯情结促动下形成了抽象的幸福思想。但此时马克思对神性的思考是在人—神关系逻辑中进行的，这是马克思追寻幸福的实现途径的值得肯定的方面。

（二）马克思对幸福时代的思考

在中学时代的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肯定了奥古斯都时代是幸福的时代，他不仅以奥古斯都时代为例谈论幸福时代的特征，而且分析了幸福时代的形成力量。马克思一开始就把人民幸福的实现放置在了社会背景之中，尽管其中含有明显的启蒙思想色彩，但却是马克思幸福观的萌芽。

马克思认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因为“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正直的时代是幸福时代”［1］823，且“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1］825。而在奥古斯都时代，由杰出人物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些统治者没有为所欲为而是为人民造福，自觉抵制阻碍社会幸福的因素。所以，马克思认为奥古斯都时代，“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罗马首席公民’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出的人们根据首席公民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既然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于罗马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不同于那些坏的时代；既然我们看到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艺术和文学有了繁荣，——那么，由于所有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认为是最好的时代”。［1］826

马克思通过考察古代人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评价、分析奥古斯都时代的艺术和文学状况的基础上对比奥古斯都以前的幸福时代，认为幸福时代的标志，一是能唤起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号召人们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二是文明风尚；三是自由。［3］18对于缔造奥古斯都这一幸福时代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一是由于奥古斯都的治国者奉行的温和治国政策；二是元首个人的卓越的治理能力。因为，在少年马克思看来能被称为幸福时代的国家，要依靠统治者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号召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唤起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扩大国家的疆土，使敌人感到惧怕。马克思也表示奥古斯都是“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1］826，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促成幸福时代形成的能动作用。可见，少年马克思深受资本主义自由学派的影响，形成的是一种抽象观点的幸福思考。

少年马克思在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中，阐明了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关系，探寻了社会幸福的塑造力量，明确了青年应该树立的理想——为人类幸福而奋斗。这是少年马克思思考幸福的初步阐释，由于深受启蒙思想和宗教的影响，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但正是因为有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不断促动马克思找寻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

二、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幸福观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他扬弃了认为上帝、宗教是实现幸福的依赖力量的认识。为了实现少年时期明确的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马克思不断探索人类幸福的实现途径和方式。青年马克思在经历黑格尔派时期、莱茵报时期以及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阶段中，从对人自我意识的发现，发展到对人类幸福的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揭示，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具有马克思特色的概念范畴，这是他的幸福观形成的关键。

（一）青年黑格尔派时期

少年马克思的胸中有着崇高的志向，但当时的马克思囿于理论和实践的制约并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无法解决的现实和应有的矛盾促使马克思迫切地寻找解决的办法。此时，黑格尔哲学的广泛流传似乎让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幸福的理论力量。由于黑格尔哲学通过理性的自我矛盾展开再现现实事物，即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展开、自我否定的辩证形式再现现实事物，马克思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讲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内容现实的理论。那么，通过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范畴，幸福可以经个人的意识能动地实现。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自我意识范畴的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之中。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自我意识尤为关注。马克思引述伊壁鸠鲁的话说，现实的人们“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加以限制倒是许可的”。［1］204可以说，通过自我意识人们可以摆脱社会必然性，在偶然性中实现幸福。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是黑格尔的代表单纯的精神形式的“自我意识”，但从马克思说“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本身”［1］240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意识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精神，而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抽象形式。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关注人的纯粹精神的自我意识到注重从现实偶然性中选择实现的力量，把幸福从精神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人的现实斗争，从而把幸福从天国放到了地上。但对于人是什么，现实人的幸福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看法。

（二）莱茵报时期

在结束大学生活的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现实，这引起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反思。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哲学并不能解决现有和应有的矛盾，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在现实中遭遇到巨大的障碍。现实的政治斗争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寻求新的理论支撑，为此他更为关注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接触的费尔巴哈思想。费尔巴哈展开了对黑格尔和宗教的批判，并形成了人本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提出人是一种类存在，生命本身就是幸福，认为我们应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幸福。通过对费尔巴哈幸福思想的研究，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观点，但他发现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4］442，这让马克思不能满意。

莱茵报的工作给马克思接触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提供了条件，这给马克思形成自己的幸福思想提供了基础。正是观察到了大量的社会现实，让马克思看到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法的背后隐藏着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5］32。这说明马克思开始注意到要从物质关系角度研究人，研究人的生活。同时，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积极参与了政治斗争，这也让马克思注意到斗争在实现人类幸福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促进马克思研究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规律，而对一切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物质关系的关注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对人的社会性背后的物质关系的关注，是马克思摆脱抽象的幸福观的至为关键的重要一步。

（三）扬弃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时期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从群众立场出发与普鲁士政府展开政治斗争。斗争的需要使他开始探究这些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不能帮助马克思解开迷惑。在涉及幸福的问题中，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马克思形成幸福观的关键。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陷入困惑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不断地进行批判。首先是实践范畴的批判，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式的精神实践、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实践，而认为实践是能动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活动。然后在对实践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展开、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不能揭示现实人的本质。马克思一方面用肉体的人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的人，在批判和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对人的本质的再认识，这是形成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就已明确地把哲学视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认为为了人类幸福而自我牺牲的象征——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1］190，把实现人类幸福和解放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经历了前两个时期的积累，这个时期的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只能依靠人类自身，依靠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外化的克服是不能实现的。对于黑格尔的“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6］163的认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6］165。对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外化的克服的劳动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用现实的、物质的人取代了黑格尔抽象的自我意识。

在考察现实人的悲惨生活时，马克思用异化劳动范畴分析现实人异化的状况，认为扬弃异化劳动可以实现人幸福的前提——人本质的占有。此时马克思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表述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6］97。虽然使用费尔巴哈式的表述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观点作了加工，即在接受费尔巴哈把人作为肉体的自然存在物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引入实践并使之介入类本质范畴，这就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式的观点了，而是带有马克思色彩的思想。

尽管马克思在劳动、实践、异化以及异化劳动范畴的表述上使用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表述，但在这些范畴的使用上已有了马克思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囿于理论发展的局限而没有形成马克思式的概念范畴。这一时期马克思抓住了现实背后的秘密，发现了人类幸福的物质因素，这对于找到实现幸福的物质力量至关重要，是马克思幸福思想形成的关键点。

三、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幸福观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工人阶级的状况日益恶化。针对无产阶级的非人状况，马克思不断同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在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马克思积极地同各种思想流派作斗争，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在斗争中运用自己的思想，即形成思想的过程和同各种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是同一的。

（一）马克思幸福观的成熟

一方面，马克思围绕着革命需要展开研究，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凡是别人看到物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人，形成了人是社会关系的结合体的认识。人不仅是自己劳动实践的产物，而且“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6］131。在马克思看来，在实践动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辩证关系的发展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从之前认为扬弃异化劳动可以实现幸福到现在从分工角度论述扬弃异化劳动，这是马克思在探讨幸福的实现途径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此时的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历史发展，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认识到人类幸福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思想一经形成就成为斗争的武器。马克思积极回应来自各方的质疑，批判打着所谓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在社会存在的决定意义上思考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没有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就没有现实基础，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只能是空想。当时社会上涌现的其他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学说。诸如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利益，这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不论从哪种角度出发都持着维护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污蔑了共产主义。马克思批判这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而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学派，批判其理论的虚伪性和非科学性。

总之，马克思在对实践范畴的革命性改造基础上，形成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认识，从生产力角度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用分工范畴考察私有制、异化、异化劳动的形成，达成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相较于此前认为通过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幸福的论点，此时马克思是从消除分工来找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并在人本质的全面占有基础上追求人类幸福。对找寻实现全人类幸福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从依靠神、依靠伟人、依靠个人高尚的意识推动到形成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过程中，找到了实现全人类幸福的主体力量和实现路径——无产阶级及其解放和自由。如果说少年马克思希冀通过选择一种职业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此时的马克思正是从事着这一伟大的事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践行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志向，正是在此时，马克思萦绕心中的崇高志向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付诸实际的途径。

（二）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

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内蕴在他的哲学之中，要明确马克思对幸福的认识首先就要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改造世界，而不应只是解释世界，哲学就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基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哲学。但马克思哲学的不断丰富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并在不断的现实斗争中日益成熟，没有系统梳理的哲学理论就被迫切地应用于现实，可以说，斗争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么，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20个问题中，其中有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对不幸的理解——屈服”［7］229的明确回答，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少年马克思确立了一种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崇高志向，那么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是马克思对如何实现这一志向的回答。

马克思在其开始哲学研究之始，就明确地把哲学视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视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所以“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8］15-16基于现实的斗争，基于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61这一哲学宣言的认识，立足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着眼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需要形成无产阶级理论，具有鲜明的斗争特征。马克思强调认识现实世界要从人的实践方面理解，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动力，赋予无产阶级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斗争特色。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找到实现人类幸福的途径——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分工带来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关系根本的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最后的斗争”，它消灭了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可以说，在马克思视野里，阶级斗争是实现全人类幸福的方式，无产阶级就是实现全人类幸福的主体力量。从马克思明确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崇高志向时，他就在寻找实现这一志向的现实力量。从把希望寄托于神、国家元首，到关注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和偶然性，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人，并在现实社会关系的背后找到了物质关系，抓住了揭示人本质的关键。透过他人眼里的物，马克思看到了人，在剖开现实关系的表面深入到事物的最本质层面上，马克思找到了解释人、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正是在历史发展问题的解答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全人类幸福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找到了实现幸福的方式——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明确了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和自由实现全人类幸福的途径。

正是内心深藏的普罗米修斯情怀，让马克思在少年时代就明确了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从注重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重视伊壁鸠鲁的偶然性，马克思发现了实现幸福的能动力量；从关注政治斗争背后的物质利益到扬弃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马克思发现了现实人幸福的前提——人本质的全面占有；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到形成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全人类幸福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在经历了对上帝、宗教的依赖，对人自我意识的发现，到对人类幸福的现实的物质力量的揭示后，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类幸福的途径和方式——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马克思认为，“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11，矛盾作为推动事物自我发展的源泉，斗争就意味着不断解决矛盾，意味着不断探寻事物的本质，意味着追求真理，斗争就是一种找寻真理的方法。马克思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始终坚持真理，求真、求善、求美，并通过斗争这一方式不断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人类幸福的力量，斗争就是马克思不屈的坚持真理的实践的体现。尽管苏格拉底认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事情，但是马克思不断地在各种社会（阶级）斗争中、在人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找寻人的本质，为实现人类幸福找到了真正的、现实的力量。虽然马克思关注的是全人类幸福的实现，但正是在不断寻求实现人类幸福的过程中，马克思也不断地实现着自己的幸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瓦连京·奇金.卡尔·马克思对女儿20个问题的回答［M］.彭卓吾，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