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燕

(昌吉学院学报编辑部 新疆 昌吉 831100)

乡土文明的独特关怀
——试论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创作

马海燕

(昌吉学院学报编辑部 新疆 昌吉 831100)

马金莲作为西北回族作家群中的回族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身份和对回族乡土生活的关注表现出其独特的民间立场。她的创作对乡土文明与现代社会转型的接触表现出了积极的回应,避开了多元的物质文化对乡土的侵扰,将视角和所有的关注倾注于隐匿于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生活,表现出她对生命积极意义的探索,以及对命运略带张力淡定而深沉的关怀。

乡土文明;民间立场;女性身份;《父亲的雪》

近年来,西北地区以石舒清、查舜、古原等作家为代表的宁夏回族作家群以及他们笔下一系列描写回族生活、命运,颇具重量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促使西北回族作家群的崛起。马金莲作为其中的回族女性作家,因其女性身份及以西海固回族的乡土文学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而备受文学界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向来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美学,“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审美触角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在她们的创作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本民族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1]除了专注于对本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及审美观的描写,马金莲笔下依然难舍自身的乡土情怀,她在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中,解构了现代性进程对乡土文明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执拗地坚持一己对乡土文明的执着,她描写的民间无论是否藏污纳垢均不遗余力地描绘于笔下,使她的独特的民间立场一览无余。

一、乡土文明的选择

马金莲的小说几乎都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对乡土文明的选择,既是由于她热爱自己一直以来生活的那片特殊而贫瘠的西海固土地,也是由于在民族性格深处潜移默化的隐忍、宽和等品性促使她选择在贫瘠的生活中寻求出独特的生存美学。除了像《少年》这样极其少数的以描写农村进城打工的回族孩子的经历来反映现代社会对少数民族生活和发展影响的小说,马金莲一直致力于对乡土文学的发掘,从生活于其中的西海固的热土上获取给养,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正如丁帆所说:“坚守在黄土高原深处的回族,则表现出了矜持、孤独、沉默、忧郁的性情。这就是西部自然环境对人的统摄所形成的西部民族多元的性格、气质和思维方式。由此可见,地域自然环境对地域人种的宗教信仰、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民居建筑等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亦如韩子勇在论西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时所言:‘没有哪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和深层。’”[2]所以我们在马金莲小说中看到的一幅幅关于在西海固山村里生存着的人们或喜或悲的故事画面的描绘,实质上包含了作者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生命在苦难中依旧淡定的生存态度的观摩,也包含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她潜在的创作意识的深刻影响。如果脱离了这片“苦瘠天下”却在精神上占有不可制胜的高度的土地,①这种面对生存和苦难的态度便无法深刻而鲜明地凸现于笔下。

对乡土的描摹,体现出马金莲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如《父亲的雪》中对继父默默地在大雪中送行的感人场景的描写,细致入微。当生存被放置于底线的时候,庄稼人充满对粮食的渴求和对饥饿的恐惧,反而能从饥饿蔓延的年代寻找出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关爱,仍能持着一种特殊的、细腻的情愫。《丑丑》以土匪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土匪流离时期西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为线索描写了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体现出人性的至纯至性。《永远的农事》对“烂眼子”这一主人公的塑造,通过孩子的眼睛捕捉一个农家姑娘的成长轨迹,即劳动的历程,这日复一日的劳作成为评定黄土地上人民生存状态及价值的终极意义。《蝴蝶瓦片》带着些许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其中提到一生与庄稼打交道的人们坚持“轻视庄稼的人就是忘本的人”,对食物的重视非常符合伊斯兰教对粮食的重视,既是基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对粮食的渴求与珍重,也是庄稼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源自作者对农村生活极为熟悉的经验积累。可以说,马金莲的创作对乡土文明与现代社会转型的接触表现出了积极的回应,她避开了多元的物质文化对乡土的侵扰,依旧坚持自身的民间立场,将视角和所有的关注倾注于隐匿于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生活。

二、民间立场及独特的审美艺术

马金莲的乡土小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民间立场”②。“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的遮蔽之中的,所以在发掘民间的理想价值的同时作家不能不意识到它本身还掺杂了污垢的因素。但复杂的情况是,民间的生命力已经与它的藏污纳垢性与生俱在,昏昏默默,无法截然分开。”[3]她以关怀的笔触深入到民族心理结构深层,试图通过对西海固的民间生活进行普世性的描写,并不避讳其藏污纳垢的一面,并从中发掘出作品独特的审美艺术。

首先,对“丑”的描摹。马金莲的回族文学创作并未迎合大众的审美传统中对美感的界定,而是选择一种另类的审美追求——表现出人或生活不完美的一面。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尤其是对乡土世界残疾人群的关注,这是她独特的审美方式。如《春风》中对盲人黑进宝的描写:“鼻子,是塌鼻子,扁扁的,平实的那种,猛然一眼看去,像脸上多出的一疙瘩赘肉。鼻子头儿处却特别圆,像颗剥光皮的独头蒜。下巴尖尖的,生着黑糊糊的胡子渣。头上不长头发,光秃秃立在那儿,头皮红不拉唧的,让人老想到刚煮熟又剥了皮的土豆。”[4]再如《蝴蝶瓦片》中瘫在家里的小刀的形象:“小刀的头发又粗又长,已经披散到肩膀上了,连眉毛也跟着变长了,胡子包围下的嘴巴看不清形状,胡子上挂满了饭渣、洋芋干后遗留的泥糊,还有一只死苍蝇……”[5]等等。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到:“美就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6]由于对过激的情绪导致肢体或者面部的变形的雕刻中,丑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古希腊艺术家通常会试图冲淡对这种丑的描摹,在淡化丑的基础上体现出一定的美。马金莲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莱辛的这条审美准则,在人物塑造方面选取了偏离了大众审美立场为选材的几个方面入手,如身体有残缺的人,面部丑陋的人,滑稽可笑如丑角般的举止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小说情节的进行和整体的审美效果,反倒因为这些与普通生活稍有差异的人或事,赋予了文本新的内容和寓意。这种独特的审美艺术既是源于西海固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也是回民族文化传统里“造化公平”观点的延伸。正如回族作家李进祥在《父亲的雪》的序中所说:“马金莲还写了很多的丑女人、丑男人、丑孩子、丑风景、丑地名……马金莲有这样的审美追求,叫人有些揣摩不透。西海固一代回民有种说法,身体残缺的人更接近真主。造化是公平的,缺一样就会给补一样。马金莲传达给我们的,也许是这个意思,也许还有更多的内涵。”[7]

其次,小说中的民间生命力体现在民间的人们对劳动美的寻求与欣赏方面。如《掌灯猴》中女人们灯影下比赛绣鞋样、剪花、绣荷包等场景的描摹,本身就是对劳动美的一种欣赏;《永远的农事》中把乡土劳作生活作为一种美的艺术进行描摹和歌颂:“父亲的动作是标准的庄稼汉的姿势,显得准、狠、麻利。他先用左手揽一下麦子,右手挥镰向前,不要一镰揽得过多,太多割不下,半镰就行,稳稳地往后拉镰,光洁如玉的麦秆挨上利刃,顿时齐刷刷断裂,发出清脆的噌噌声。再挥镰,又一束麦子倒下,左手再麻利地收拢……”[8],对割麦一气呵成的动作描摹,再如农民们在场上垒麦堆的场景等等,这是专属于民间独特的审美意识。在这片贫瘠如底片一般的黄土地上,秉承着人们“民以食为天”的生存根本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因此为粮食而做的一切劳动被赋予了更多的美感和期望。这使得小说对劳动场景的描摹较之一般的乡土小说更具特色——将劳动过程作为日常审美经验凸现出来,而非对山水等外在景色的审美。这些描述事物的视角都源自孩子眼里的世界,孩子心中的想法,通过一双孩童的眼睛对现实生活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描摹。

三、对乡土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于回民族本身而言,他们毕生都在寻求着心灵深处的圣洁,为寻找心灵的安定和对后世的期望而生活,这也涵盖了多数回族作家作品创作的潜意识。“无论是北京大都市的回族,还是宁夏西海固山沟的回族,他们都有一种重感情、重记忆、重心灵美之体认,重心理内涵之拓大的精神追求。”[9]马金莲在她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乡土题材,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真正贴近了本民族的心灵追求,将笔触深入到那片生于斯、长于斯贫瘠的土地上,探寻着乡土人生的终极意义,试图以民间立场成全身为回族在生存的过程中——出生、成长和最终落叶归根的全部过程。马金莲通过沉静的观察,在笔下勾勒出各具特色、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些作品善于描写出在生命漫长的轨迹中真切而鲜明的个人体验。如《碎媳妇》中细腻的心理描写,生活中的一地鸡毛,琐碎而又无法避免的长长短短,通过碎媳妇的眼睛关注一家人的心理,其特殊的叙事方式和关注视角与《掌灯猴》极其相似。《春风》用儿童的视角写出乡土生活中发生的“趣事”——生存在边缘地位的盲人“黑进宝”和疯女“存女”相亲的故事。黑进宝对存女念念不忘,再次上门提亲得知存女被庸医治疗致死的惨剧,落泪离开。这个关于人性最根本的对生活、对爱的渴求的故事,可以看出身为回族女性作家表现出的悲悯情怀,这种“叙事策略背后又隐藏了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从而也能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女作家鲜明独特的女性意识。”[10]

马金莲致力于开掘身边所闻所见的回族人的日常生活,试图在日常的审美经验中发掘这个民族的生存哲学和理念。不仅在民族方面处于边缘,在生活的地域环境依旧处于边缘的贫困中的那片土地,人的生存理想也只能纠结于生活的困顿,与一地鸡毛的琐事,共同构建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一生:劳作无日无休,将生命的延续和生存的全部意义都放置在农的根本——粮食。如《父亲的雪》中提到:“摇摆晃荡的庄稼正是在走路啊,一生都在走,和人一样辛苦,降生在我们贫瘠的山沟里,它们就得一生奔跑,只有这样地奔跑才能长大,养活同样一生奔跑的我们。”[11]而衣、住、行只被视为奢侈品,对每一个故事中为了“食”而生存的人的形容,多少怀有些“悲天悯人”的淡淡哀伤。《搬迁点的女人》中夫妻间的相濡以沫都是在日积月累的对劳作和生活奔波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夫妻双方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坚定起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马金莲在这篇小说中以从容不迫的笔触道出在岁月的磨砺中,一个人一家人坎坷或平淡的一生。《糜子》中,乡土人们的生命在苦苦煎熬中用辛勤的劳作试图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对劳动和期待粮食会积少成多的生存态度在即将成熟糜子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打散满地的悲剧中被消解。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表明,马金莲对生存和生命的态度存在矛盾。她在对生命思索的过程中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而这种追寻在摇摆不定中逐渐明晰起来,表现出她对生命积极意义的探索,以及对命运略带张力淡定而深沉的关怀。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提到,就所能看到的近年来的乡土小说而言,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三类:一类仍是描写乡土社会生活的旧题材作品。其中,既有反映农耕文明生活内容的,又有反映游牧文明生活内容的;既有浪漫主义手法的,又有现实主义理念的……就第一类题材的乡土小说而言,我们看到作家价值理念的困惑是: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难免造成作品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其大多数作品至多停留在对乡村“苦难”的人性化的书写层面,就连鲁迅式的文化批判锋芒都钝化了。[12]这或许是马金莲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应当正视的问题。她的多数作品反映出的是乡土世界的单纯或浅显的愚昧,批判意味略显不足。这也透露出回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构建问题:回族首先面对的是对多元文化的整合,这就必然要求它自身必须在其中妥协并进行适度的自我调整。而这种调适的本身,又存在着怎样的困惑?

注 释:

①张承志曾在《离别西海固》中说:“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海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在他笔下,西海固虽然是一片茫茫无尽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但因为信仰的力量使其具备了无比崇高的精神内涵,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回族人获得了无比丰沛的精神给养,西海固由此成了他对生命真切召唤的最佳切入口。同为回族作家,马金莲生活于西海固这片土地,在行文之中也时刻流露出对生命本真的坚定信仰,她笔下的回族庄稼人处在日复一日的农事和贫困的生活中却从未消磨掉对生命积极探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通的。

②“民间立场”于 20世纪 90年代出现在我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陈思和先生认为,民间理想主义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

[1][10]黄晓娟,张淑云,吴晓芬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55,59.

[2][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18.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8.

[4][5][8][11]马金莲.父亲的雪[M].银川:黄河传媒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2010:46,108,92,117.

[6]朱光潜译.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1.

[7]马金莲.父亲的雪·序[M].银川:黄河传媒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2010:2.

[9]赵杰.回族解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47.

I059

A

1671-6469(2010)06-0005-04

2010-09-10

马海燕(1985-),女,回族,新疆米泉人,昌吉学院学报编辑部,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回族文学、影视文学。

(责任编辑: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