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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与政党之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2010-08-15周福振

昌吉学院学报 2010年2期
关键词:专制新民梁启超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 江西 南昌 330003)

论自由与政党之关系
——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 江西 南昌 330003)

政党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物,在国家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它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鲜有学者从政党与自由的关系出发来研究政党。政党的产生与政府权力的削弱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与自由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文章从政党的产生、发展,及其专制来介绍自由与政党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探索。

《新民丛报》;自由;政党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不存在政党,政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政党有利于扩大人民的自由,促进社会的发展。当近代维新运动中的改良派学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逐渐认识到了自由与政党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积极地把一些政党的理论引入中国,以便在中国建立新型的政党组织。改良派所办《新民丛报》上介绍自由与政党关系的主要是罗普的《政党论》、黄与之的《日本之政党观》和《论中国现在之党派与将来之政党》、张君劢的《论今后民党之进行》。梁启超没有在《新民丛报》上专门发表关于政党的文章,但他试图重新组织一个政党,以振奋改良派的精神,促进清政府立宪。

一、无自由则政党不能生

西方政党的产生离不开自由主义,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资产阶级所争得的自由权,也就是说无自由则无政党。然而,中国的政党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目的却是为了争取自由。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同于西方,并且有因果倒置之嫌。

政党是自由主义的产物。罗普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下一统,则无国民,一致则无党”。罗普还分析了政党是怎样产生的,指出人类是合群的动物,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由小团体到大团体,趋势归于统一,人类丧失自由权是其天性所致,但是从团体里面来考察,则自脱初民之状态,凡人类集合之处都有一种党派的精神存在,政党要想成立,社会必须有言论、出版与集会三大自由,而在专制国家,政府把它们视为“誓不并立之强敌而各束缚之”,因此政党只能出现于自由之国。[1]34、40

罗普认识到了专制政体之下必无政党,非政党不自出现,而是因为专制与自由不能两立,无可容政党出现之余地。但是,他认为有政党之国必为自由之国,则有些绝对化。按罗普所说,中国是专制国家,本不该产生政党,但是《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了西方政党在削弱政府、增长国民自由方面的长处,因此认为不仅中国应该建立政党,即使世界各国也应该成立政党。罗普说:“今建国于环球之上者以六十余计,其中有已产政党而收其用者,有现时虽尚未有政党而汲汲于创立之者,审时势之所趋必至天下无一无政党之国,此等现象将于二十世纪之界遇。”[2]42梁启超考察了新大陆的情况后,直接指出凡生息于自由政体之下国民,其万不能无政党之势。[3]139黄与之也认为“自今世之政治状态观之,则政党者应于时势之所要求而必不可少。”[4]38

可见,《新民丛报》使人认识到了中国产生政党的必要性,并想以此来增长国民的自由。

二、政党以反攻政府为用

阿克顿说,政党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于“它建构自由”,而且“它建立在原则上,而不是策略上”。[5]364在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倾向于把政党看作政府的敌对面。《新民丛报》学人在日本耳濡目染,自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甚至还引用了西儒美伊之言来说明政党对自由的重要意义,即“自由之命系于政党”。[6]43

罗普认识到英国之所以为自由之国,是因为君主及贵族、平民三者常相监视,或离或合而能以竞争以发达。因而,罗普认为政党应该以反攻政府为用,实行政党政治有很大好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长国民自由之风”:在专制国家,自由虽不是政党的产物,但是政党可以保护自由,而民主政体虽然给人以自由,但是人人出心思才力,参预政事,不肯受政府少数之束缚而求达政治上之目的,必须要靠政党以为之机关。

在这一点上,黄与之与罗普的观点一致。黄与之认为政党被“政府视若敌国,民间仰为先觉”,政党目的在于“团结无数之个人,弃其不一致之意见,而趋于大纲大主义以实行其政见”,所以“立宪各国殆莫不有政党占政治界优势之地位,发表政治上之意见”,“立于朝也,堂堂正正,以实行其所主张者,其在于野也,亦必监督当局者,或攻击当局者,间接使当局者行其政见”。[7]37

《新民丛报》学人非常重视政党的作用,希望给中国作以借鉴。中国数千年来定为一统之尊,压制之力重,阻国民活泼之气,失思想自由,学界如是,政界亦然,如以少数制多数,强者可以横占势力,则虽素主自由言论者一旦得政,尚不免出于专横手段而不知自由为何物,必以国民自由害己而竭全力以裁抑、扑灭之。因而,在罗普看来,欲保国民之自由,必须禁有司之专制,而禁有司之专制,必须恃政党之组织。一言蔽之,有政党,虽然其势力或尚未控制政府,然政府以有反对者,必能加意戒慎,不敢冒昧开罪于人民。[8]42-43

三、专制政党之祸甚于专制政府

西方的政党政治与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民丛报》学人的认识提供现实经验。政党政治虽然可以监督政府,保护人民的自由,但是如果政党走向专制,则不但不能长国民自由之风,反而会形成一专制政治。罗普对此有深刻的看法。

罗普认为政党的组织原理是政党以人人欲行其意而自由集合,所奉主义即为党员所奉之主义,不许以一人若数人之力把持左右。在罗普看来,如果有非常之人出来主持政党的一切,则党员自问才智不逮,往往自弃独立自由之言论而屈从之,这样就失去了创立政党的本意。[9]33

罗普看到了政党政治可以保护国民自由,但也会发生“侵政党员之自由”的情况。虽然政党“吸自由之空气以生活”,不受人之束缚,但是政党权势渐次扩张,迨达极点,则往往侵党员之自由。党员入党,有时亦为党义所屈,不能不少失自由,然而,这不过是个人自由加以限制,不得以咎政党之专制,只有政党擅张势力,并不问党员之同意与否,而遽发命令,如有异议者,则以党规加以重罚,从而侵犯了党员的自由。这样,政党就会从自由而生变为专制之物。

政党亦是团体,政党与党员的关系如同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罗普坚持政党为党员而生,而党员非为政党所生。这在处理团体与个人关系上,罗普与梁启超不同,罗普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在罗普看来,政党是党员达其政治目的的机械,而党员不是政党的机械,如果政党侵夺党员的自由,则政党反宾为主,失政党之真,人民建立政党,以反抗政府的压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并扩充个人自由,如果人民奋力争得于政府的自由,反为政党所夺,是为专制政党。

参与国事而论其是非,是自由国民所共有之权利,非政党所能独专,因而罗普提醒人民不要只注意政府的专制行为,而是应该酷责政党的专制行为,而不是轻轻看过。[10]53-54罗普还提出了防止政党专制的一种方法是议会之制:会议之制不时集会党员以讨论党之宗旨条理,犹设公司者之有股东会议,既收集思之益,又可免武断之弊。[11]33

可以说,罗普看到了许多中国人的恣意妄为的情形,非常担心中国建立的政党会走向专制,所以先给国人注入一针警醒剂,使国人不能只看得政党的利处,而忘却专制政党之危害。

四、中国之存亡系于政党发生与否

罗普主要从理论上论述了政党在保护国民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专制政党的危害性,而张君劢、黄与之则从借鉴他国政党组织的经验出发,来具体考虑中国的政党问题。黄与之甚至把政党问题上升到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来认识。

英国自由秩序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生成的,因而政党组织也较为完善,并为其他国家组织政党提供了重大借鉴作用。《新民丛报》通过比较各国政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张君劢认为英国政党相当完善。他指出,国民实际所享之权利,不视宪法之条文,而视其运用之能,则法国远不如英国,其他国家也不如英国:世界立宪国之鼻祖英国,若内阁之存在,若国会之每年召集,若下院之税法先议权,不见于成文法中;意大利有政治上之理论,虽不让于先进之立宪国,然其实行之结果,则违反所期;日本宪法之法理研究,虽视欧美列国不无逊色,然并不阻宪政之发达活动。因而,张君劢提醒中国人,中国国会初开之国,不患民党无可以监督政府之途,特患其民党能力之幼稚,不足以尽监督之实。[12]3-4

黄与之也认为英国政党组织相当完善,在他国之上,但他又认为日本政党以幼稚闻于天下,不可不为中国人组织政党之借鉴,因而他主张学习英国的政党组织,又要考虑到日本政党的情况,不禁悚然于中国将来之政党。因而,黄与之通过比较各国政党组织后,认为中国人应取法于日本明治二十三年 (1890)宪法未布以前的政党。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反对诸党派虽未有政党之名,但实有政党之雏形,而立宪前之党派有代表国民公意制定宪法之责任,立宪后之政党不过有监督政府、指挥舆论之权能,难易程度,迥不相同。然而,中国主要在于以国民公意制定宪法不容政府自专,这是组织立宪前之党派而非组织立宪后立于议会之政党,因此中国应该效法其难者,而改易其易者。

西方政党政治中,不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以更好地社会的发展。黄与之受其影响,并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中的在野党,认识到了中国在野党在朝政中的严重不足。在黄与之看来,在中国,在朝者只是结党以为后援,而决不出下野之举,不在朝者假讲学之名隐以攻击朝政,但从未结一有秩序之团体,树立旗帜申明约束,堂堂正正与政府宣战,因而政府有所恃而敢于自恣。黄与之看到当时政府从事改革,汲引一二有新智识之人,是一种良好现象,但是他分析这种现象后认为在上者不过以备顾问,在下者覊縻之以求利禄,这样有智之士立于受动之地位,虽政府求贤若渴,人才趋之日众,但未见有益于中国前途。因此,黄与之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公然组织在野党,以政府之监督,则势力必伟大而影响必较在朝为著。

学习西方政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黄与之又恐各国最良之议院政治移植于中国,反得不良结果,因而提出中国投身于党派者第一宜注意政治道德。黄与之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之政治社会有退化而无进化,历代之党派虽近于各国政党之性质,然大抵不出两派,一是藉党势为声援,挤排异己,一是召党派以讲学,间言及朝政之得失,然党锢之祸相沿不绝后世。黄与之最忧虑的是中国人政治知识之不足,而又不注意政治道德,一经组织党派会发生攘夺政权之现象,甚至比日本更甚。

当时,中国局势复杂多变,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革命派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他们既是政府一大敌,又是革命党一大敌,因此黄与之对改良派所处之地位感到忧虑。于是,黄与之提出此时必须有死无贰之志、盘根错节之才,以正而持之,稍自树立政党,以对抗政府,指导国民,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在黄与之看来,这些人是一些先觉者。简单地说,就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人民应之者卒鲜,这一方面由于政府不以诚求,另一方面人民不知立宪、民权、自由为何物,而一国之政治思想,必恃有先觉者提倡,而后自觉的国民乃始兴起,而培养此政治思想、罗网此先觉之士莫若政党。[13]38-50

黄与之提倡的这种先知先觉的理论与孙中山的思想有一致之处,这说明他们心中仍有精英意识和英雄情结。而这种思想正是个人自由的一大障碍。梁启超虽然曾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文明愈进步,社会愈无英雄的思想,但是他又怕中国国民意识难以迅速提高,也倾向于英雄救国和精英治国,这是梁启超心中的一个重大矛盾。也是当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

五、梁启超等人组织新党的努力

改良派中的很多人都认识到组织政党的重要性,并且借鉴他国组织政党的经验教训,从而提出了关于在中国组织政党的一系列构想。这样,改良派组织政党的事宜也就提上了正式的日程。

1906年清政府厘订内阁官制后,梁启超、徐佛苏等人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梁启超在给蒋智由信中写道,此次改革“实无有是处”。随后,梁启超与杨度、熊秉三等人进行了关于组织政党的详细筹划。这些筹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保皇会改名,海外称帝国立宪会,内地另设一会,称宪政会。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改名之事必须正式宣布 (在《时报》和《新民丛报》上宣布)。

(2)暂不设会长,会务由康有为暗中主持,梁启超名为发起人,亦不任职员,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

(3)新党在东京成立,在上海设本部,以干事长主之,杨度可担此大任。徐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并可自任一人副之。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拟订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此事极为秘密,由熊秉三入京运动之。梁启超则亲自拉扰张季直、郑苏龕、汤蛰仙三人入党,如其不入,也无所伤。

(4)党纲暂定为三: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后来,梁启超把党纲简单总结为:上崇皇室,下扩民权,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

(5)一面与革命党在南方进行殊死战,一面急其不急者先下手,直取北方。虽然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但是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革命党之势,因而“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

(6)在两大强敌之间,即政府与革命党,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得最后之胜利,如谨限于万木草堂旧有之人才,必败无疑,因而“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

(7)党的精神是“党于主义不党于人”。[14]369-377

从党的纲领来看,“上崇皇室”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这也是改良派所要实现的,这说明改良派倾向于支持光绪。“下扩民权”实际上是康梁所认为的公民参政权。“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说明改良派对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不满,也说明改良派在同革命派死战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同政府的死战。

从党的依靠力量上看,主要是康梁旧有人士,另外他们还想拉拢清政府的一些官僚大吏,甚至一些皇亲国戚。清政府内部的矛盾为康梁拉拢官僚、皇亲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人恐怕不会和康梁一致,他们也都会有自己的考虑。因而,梁启超才提出广收人才为第一义。但是能提出广收人才并不高明,关键是怎样做才能达到广收人才的效果。

从党的精神来看,比较符合西方的政党组织原理。西方的政党政治是自由主义的产物,因而党员因主义而入,也可因不同政见而退党,来往相当自由,入党与退党都没有严格的手续。梁启超等人能提出“党于主义不党于人”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算是组织新党的一个成果。但是,结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于杨度、蒋智由、徐佛苏三人意见不合,各行其是,杨度自组宪政公会,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创办政闻社,组织新党之规划也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总的来看,自由与政党的关系极为密切,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政党。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专制的影响,因而中国建立政党是为了发展自由。这与西方先发性政党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罗普能够看到政党的专制甚于专制的政府,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1]罗普.政党论[N].新民丛报.第 26号.

[2][6][8][10]罗普.政党论[N].新民丛报.第 40、41号.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与之.日本之政党观[N].新民丛报.第 87号。

[5][英 ]阿克顿.侯健,范亚峰译.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说文集[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7]与之.日本之政党观[J].新民丛报.第 87号.

[9][11]罗普.政党论.新民丛报[J].第 27号.

[12]立斋.论今后民党之进行[J].新民丛报.第 95号.

[13]与之.日本之政党观[J].新民丛报.第 87号.

[1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010-03-22

周福振(1979-),男,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党史党建。

D 602

A

1671-6469(2010)02-0033-05

(责任编辑:马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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