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振书， 程元恒

（1.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2.炮兵指挥学院 政教室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 宣化 075100）

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国内外研究述评

严振书1， 程元恒2

（1.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2.炮兵指挥学院 政教室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 宣化 075100）

社会转型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历史大背景，因此，国内外学者从转型的视角对社会建设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内研究此问题的目的较为单一，那就是为了推动转型期社会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而国外的研究则倾向于对该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先入为主”的观念较为明显，有时甚至将此问题意识形态化。鉴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存在的不足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转型期；社会建设；述评

社会转型是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历史大背景，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社会建设问题是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学界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作简要述评，以期引发人们对此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国内研究述评

（一）关于社会转型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对社会转型的起始时间点看法不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1]不过，这些学者后来也承认“1978年至今，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3]理由是当时虽然现代因素渐渐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例如，1978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82.1%；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对外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等。[4]因此，中国社会真正开始转型应该是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直接用“社会转型”探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问题。绝大多数学者研究问题的着眼点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

（二）关于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内容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小社会”建设，主要是指“社会事业”。[5]第二种观点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建设，着眼于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中，有的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公平配置，有的认为是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6]有的认为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相互关系，等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体系和内容。其中，有的将其概括为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7]有的则将其概括为两大方面和九项内容，“两大方面”指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九项内容”指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等。[8]

（三）关于转型期社会建设的特征

有的学者提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建设的历史背景特殊，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对外开放深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四个难题叠加，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产生的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二是社会建设的针对性强，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包括发展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体制，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和领导能力建设等；三是社会建设的理念新，转型期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这个系统工程的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四大新理念。[9]

（四）关于转型期社会建设的重点

学界高度认同转型期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其区别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领域有所不同。对于如何改善民生，学界观点可归纳为“一个转变、三个突破和六个重点”。“一个转变”指政府职能转变，其核心是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利”。有学者指出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系，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性问题。同时，该学者还尖锐而不乏深刻地指出：为什么十几年都在讲政府职能转变可就是不见有明显转变，钱都抓在政府手里，行政经费占的比例、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和快于民生支出所占的比例和速度，政府职能怎么可能有实质性的转变？为什么十七大以后，老百姓感觉政府开始“好”了，办“实事”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大大增加了对民生支出的投入，即政府在努力建设面向民生的财政体系。[10]“三个突破”指要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在建立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上、在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上有所突破。[11]“六个重点”则是指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五）关于存在的不足

整体上看，国内学界对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不过五六年时间，理论还处于不断发展中，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也在情理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概念界定不清。一些论者没能准确界定“转型期”、“社会建设”、“转型期社会建设”等概念，混淆了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以及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建设的关系，致使在论述中存在表述或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甚至文不对题等问题。二是定位有偏差。有的把转型期社会建设仅仅看作是经济改革的配套机制，没有把其看成是具有独立功能的建设领域，致使其社会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甚至相反。三是研究成果不系统。目前对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的探讨大多是社会建设的背景、特征和意义等，而系统地专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成果还较为缺乏。四是认识尚待深化。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认识一般只着眼于解决现阶段社会矛盾和冲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还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目标以及党的现代化历史使命上去理解转型期社会建设的深层意义。

二、国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认识与国内的研究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甚至是迥乎不同的方面。

（一）关于新布达佩斯学派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及其理论缺陷

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全球性的“向右转”。在这种情势激发下，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一些西方学者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提出了“新社会转型理论”（中国学者通常称之为“狭义的社会转型理论”）。他们把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变化视为“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而启动了对“建立在社会主义废墟之上的资本主义”[12]的研究。

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并非西方传统意义上所指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是与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为了论证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有的学者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而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中国新型资本主义”的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还有学者依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到国内高效率的国企、私企以及在人力资源上占优势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分析“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13]通过这些研究和论证，他们希望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号：中国正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14]

显然，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是某些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和认识，虽然其中个别见解不乏一些“合理的成分”，但却存在两个重大理论缺陷：一是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新布达佩斯学派以“社会主义的终结”为起点，将中国社会转型直接视为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视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有力证明”，从而将“社会转型”这一科学术语变为对某一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唯一赢家的论证。事实上，对于新布达佩斯学派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一些能够采取独立、客观学术立场的西方学者也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可以被还原成一个单一的方面”，“把现代时代还原为经济或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社会科学家们实际上是贬损了现代时代的独特型”。[15]二是对待理论和实践的随意性态度。基于对社会转型的狭隘意识形态偏向，新布达佩斯学派在其后续研究中为使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资源以及中国的现实状况满足其狭义社会转型这一理论框架，从而对它们采取了“不求真知灼见，但求为我所用”的随意性态度。例如，新布达佩斯学派所坚持的“现代性=资本主义文明”、“现代社会学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等观点，就潜含着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误读和偏颇评价。

（二）关于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看法

一是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建设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但是，社会建设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好制度准备。[16]

二是关于中国社会问题，有的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冲突加剧，主要是官、资、民三者之间的对立，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17]社会不公严重，如卫生保健方面巨大的城乡差距；[18]民生问题突出，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19]社会制度脆弱，如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体制。[20]此外，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关注。

三是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有的外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理念；[21]有的称赞中国构建了绝无仅有的庞大医疗安全网，认为这甚至令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感到羡慕；[22]有的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村民选举、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给予肯定，认为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自治权利。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23]

四是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路径，有学者指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思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明确区分开来，并大量增加社会性投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把中央地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统一起来，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动机；同时，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24]有的学者提出要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投入，提高农业补贴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矛盾。[21]还有的学者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既要保证效率也要达到基本的社会公正；在二次分配上，要大力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等方面。政府可以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例如捐款给学校、医院等等）事业，同时限制奢侈性消费；[25]等等。国外对我国社会建设的种种议论，大都是“就事论事”的“点状态”，而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三）关于国外学者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理论思考

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认为，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由一系列社会变化的不断蓄积而产生，“一般而言，这些变化的范围在下列转变中反映出来：社会半数以上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更多的人口从农村迁向城市”[26]，“接受、吸收现代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制制度”[27]。“社会团结理论”认为，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重组，形成“社会团结”的有机形式，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社会整合理论”则将解决问题的重心转向了文化系统，提出透过社会化使规范、价值、信仰内化成为行动者的自觉行为，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冲突”理论初期注重从阶级矛盾和利用经济利益的差异来解释冲突，主张用暴力方式解决冲突，而现在则更关注广泛的社会冲突，更强调冲突对社会整合的积极功能，更主张以理性沟通的方式解决冲突；“社会公正理论”主要关注对自由、平等、权利的捍卫和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社会福利理论”目的在于使国家为其公民抵御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偶然事件和不测风险提供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理论主张在社会建设方面实现国家法律统治与公共管理相结合，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目标是实现“善治”；“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我们正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进入一个新型的风险社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的推动，使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现代化逻辑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风险，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过去的生活经验、技术手段和组织制度，已不足以使我们防止、规避和应对新的社会风险的威胁。因此，它从社会理论、人类学文化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管理等视角提出了拓展未来选择方向的可能性要求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

（四）关于国外研究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启示

1.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批驳新布达佩斯学派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时，也要对国内的某些“唯意识形态”思维和认识进行反思，既要做到实事求是，又要做到与时俱进。大体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并存”到“互构”的进路，尽管竞争和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基本面，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两者的“互构”，即“彼此型塑，相互构建”。在恪守各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相互在借鉴、吸取、融通过程中形成互构，这应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28]

2.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审视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

国外学者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自身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都契合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一个鲜明特征，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而要想全面把握转型期社会建设的正反两面并分清主次，则需要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该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审视。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审视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需要把握两点：第一，辩证地看待问题。任何问题都存在不同的两面或多面，需要我们辩证地、全面地认识和辨别。第二，分清矛盾的主次。就总体而言，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

3.厘清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发展进路

在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审视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的基础上，就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它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进路：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来指导中国的转型期社会建设；其次，对失衡的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现阶段要特别强调对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进行调整；第三，要注重对社会制度的建设，下大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第四，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第五，促进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当前要重点推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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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少宁]

Review on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rans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YAN Zhen-shuCHENG Yuan-he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focuses 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therefore,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taken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n the issu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In comparison,domestic stud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blem,that is to promote social construction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While foreign studies tend to the“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problem,with the obvious idea of“me the main”and sometimes with the ideologicalization.As the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the study on this issu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both different in research methods,the depth,the problem concerns and the conclusions,shortcomings.

transition;social construction;review

book=117,ebook=19

C91

A

1673-8616（2010）05-0117-05

201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