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忠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武汉430011)

试论三个理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意义

彭德忠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武汉430011)

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一组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而价值理性则是与工具理性或者科技理性辩证统一的概念。这三种理性的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活水之源”、正确的认识评价方法、有效的创新方法以及正确的态度。

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一、三个理性原理的主要内容

(一)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原理

第一,认知理性着眼于事物的“是如何”,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把“解释世界”作为自己的唯一的最高的任务,侧重于强调人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与对象相符合相一致的性质,缺乏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动把握;实践理性着眼于事物的“应如何”,观念地将事物的“本来面目”改变成理想状态,它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能动把握,并且直接指向极富能动性的实践活动。

第二,认知理性揭示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仅仅解释事实存在的东西,以符合对象、符合规律为标准,其认识的目的性十分狭隘;实践理性则解答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以符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第三,认知理性是从把客体看作给予的、独立的出发,要扬弃客体的独立性和外在性,将其“内化”为思想的东西;实践理性相反的是从主观规定出发,要把主观的东西“外化”为客观存在物,它在观念地否定自己前提的自在客观性的时候,就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使自己现实化、对象化的强烈倾向。

第四,认知理性探寻事物的必然,它是认知真理的冲力;实践理性则不仅有“真”的要求,更有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向往,它是实现善的冲力,是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其目的是观念建构出理想的客体,因而它具有鲜明的理想性特点。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原理。

自从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以来,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事实上,工具理性本身作为人类理性的一部分与价值理性一样,只是实践理性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同是实践理性的一部分,同是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存在的标志之一,同是与人类存在的本质性相关联,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样贯穿实践活动的始终[1]。工具理性关系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二者的统一就是实践理性,它体现了对象的外在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

工具理性体现的是外在世界之于人的意义,而价值理性体现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意义:与工具理性是与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工具性活动紧密相连、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应如何”和人“应该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把握不同,价值理性是与人的价值活动相关联的,在广义范围内它既包括处理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理性(交往理性),又包括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理性(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人道理性)。它是关乎人的价值存在的,指向人的生存本质的一种理性形式,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旨趣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理性,是人类对人与自身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把握。它以行为的“善”为目标,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判断力不断地为自己的实践行为确定正确的行为目标、价值基础与理论依据,实现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的过程,并保证人类行为的价值方向。它体现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意义。

二、三个理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意义

(一)提供了“活水之源”

三个理性原理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源头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成为“有源之水”,并且是“活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这些实际就是中国的革命实际和建设实际。实践理性原理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得到俄国实践证明的理论引入中国、用于中国,思考中国问题,最终做到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在实践理性的导引下实现实践创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其与中国建设实际出发,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还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依据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这些基本原理也是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源头问题,并且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活水之源”。

(二)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第一,三个理性原理给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提供了有效方法。根据三种理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实践理性。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及其价值理性的目标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生于这一过程;并且,经过具体的中国实践可以发现这些成果也是完全经得起验证的:毛泽东思想经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检验,也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成果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通向理想、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人民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旨趣,对人与自身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把握;是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判断力不断地为自己的实践行为确定正确的行为目标、价值基础与理论依据,实现人民生存的理想状态的过程,并保证了我们行为的价值方向,也决定了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第二,三个理性原理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方法。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在实践理性的导引下实现实践创新的历史过程,那么,实践创新事实上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创新的现实途径:一是理论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创新的重要途径,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创新的前提与基础,三是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创新的方法论基础。

(三)一种正确的态度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三个理性原理也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提供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它,要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作为检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标准;其次,要用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来指导新的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推进现有成果的发展;然后,再全面、正确、科学地认识这些成果,并将之用于指导实践……这是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这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正确态度。

[1]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袁丽华 E2mail:yuanlh@yangtz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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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0)03-0361-02

20100320

彭德忠(1966—),男,湖北枣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