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联论的外交模糊语言分析

2010-08-15王娟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22期

关键词：外交关联语境

王娟

基于关联论的外交模糊语言分析

王娟

语言的模糊性是非人工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以斯波伯和威尔逊提出的关联理论为基础，阐释了各种形式的外交模糊语言，分析了受众者如何通过推理达到最佳关联，从而进一步阐述了外交模糊语言的功能。

外交模糊语言；关联论；最佳关联

模糊语言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正如康德所说：“模糊观念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与理性的各种活动。”［1］纵使模糊语言不如精确语言精确，但在某些场合下却有着精确语言不可比拟的特殊功用，而外交场合下的模糊语言更以其含蓄有力、灵活高效体现了外交家的睿智风趣及其坚定立场。本文以斯波伯和威尔逊于1986年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的关联理论为基础，阐释说话人的明示过程及听话人的推理过程，分析受众者如何通过最小努力达到最佳关联，进而阐述外交辞令中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一、外交模糊语言的界定

模糊语言，作为一种弹性语言，是指外延不确定，内涵无定指的特性语言［2］。它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似乎很难给模糊下一个定义。皮尔斯于1902年给模糊下了定义：“当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状态时，尽管说话者对这些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这些状态排除出某个命题还是归属于这个命题。这时候，这个命题就是模糊的。”［3］这个定义被看作是“对这一概念的特征所作的恰当的表述”。因外交场合的特殊性与敏感性，外交模糊语言似乎更受外交官们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领导会晤以及外交文件中，其存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第一类，模糊词语。著名语言学家伍铁平先生认为，人们用词来表达概念，但是许多界限分明的概念一经词语来表达便会将界限打破，进而产生模糊的现象。例如，国防科工委发言人告知新闻记者我国已有制造航空母舰的能力时说将 “适时亮相新型尖端武器”，“适时”并未说明具体时间，“新型”并未过多陈述有多新，而“尖端”一词也并未表明武器的先进与强大程度，这些模糊词语的运用，留下了悬念并赋予人们想象的空间。

第二类，模糊限制语。扎德提出了模糊限制语的概念，并认为其作用是限制模糊词的模糊程度。Prince则把模糊限制语分为两类：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前者又可分为程度变动语和范围变动语，后者则可分为直接缓和语和间接缓和语。在此理论基础上外交场合中尤其外交新闻发布会上常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多或少”，“可以肯定的是”，“几乎”，“非常”，“我认为”，“我想”，“众所周知的是”，“据权威人士推测”均属于模糊限制语的范畴。

第三类，委婉语。外交委婉语往往体现了一种礼貌与尊重。例如，外交文件中常会用“发展中国家”来代指在经济上暂时落后但经过发展有可能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国家。此种委婉的说法体现了对经济暂时落后国家的一种尊重。

第四类，带有模糊意义的句子。外交场合中，外交官们在不想正面拒绝对方的情况下常会以“您说的这个事情还真是不好说”，“请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再给您答复吧”，“请等等再看吧”来表达“不可以”的意思，既避免了直接拒绝对方的尴尬，给对方留足了面子，又体现了外交官们聪明睿智的外交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模糊语言中也不乏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例如，在“九一三事件”后，苏联记者不怀好意地提问：“听说中国最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是这样回答的：“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如此轻描淡写的模糊回答，把苏联记者堵得哑口无言，也粉碎了其别有用心的企图。

二、关联理论的介绍

斯波伯和威尔逊在其1986年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理论，该理论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言语交际，将交际看作一种认知活动，而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

斯波伯和威尔逊提出了言语交际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从说话人的角度看，说话人力求清楚无误地向听话人表达出自己的意图、信息意图或交际意图，此为明示的过程。而从听话人的角度看，听话人力求从说话人所传达的信息中成功理解并推断出说话人的真实交际意图，从而达到交际成功地目的，此为推理过程。在话语理解与推理的过程中，认知语境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进行理解推理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应用存储于大脑记忆中的逻辑知识，语言知识以及百科知识进行推导，从而达到一定的语境效果。这恰恰正如斯波伯和威尔逊对关联所下的定义那样，一个定识在语境中具有关联当且仅当它在该语境里具有的某个语境效果［4］。（Sperber and Wilson,1995）换句话说，关联就是推断与语境之间的关联。关联有两种形式，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而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所有人都有一个目的，即达到最佳关联。

例如：A：你会使用筷子吗？

B：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A和B的对话中，B用简短的一句“我是一个中国人”完成了明示的过程，从而也为B提供了相应的认知语境，此时B运用存储于大脑中的知识“中国人会使用筷子”从而得出B的交际意图“我会使用筷子”的结论，从而也寻求到最佳关联的解释。

三、外交模糊语言阐释及关联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凸显。近年来，频发的气候灾害以及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气候这个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焦点话题上。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更是全球目光的聚焦。人们不会忘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马尔代夫总统声泪俱下的发言，对于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而言，气候问题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可以说保护环境迫在眉睫，责无旁贷。然而基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大量模糊语言被应用于领导人讲话以及签署公约中。

例如：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17%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模糊语言的范畴，它并不是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字，仅仅是个概数。从关联论的角度讲，模糊数字比精确数字有着无比优越的优势，它并不需要听话者付出比理解精确数字更大的努力就可达到最佳关联。其次，关联论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所作的对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即是一个明示的过程，该明示过程也为听话者提供了一个认知语境，听话者可对此做出相应的语境假设：

假设1.美国为保护环境积极倡导减排，并为此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假设2.美国所作的节能减排具有象征意义，无实质性进展。

做出语境假设后，听话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逻辑知识、百科知识以及语言知识对此认知语境进行推导，在此过程中，听话者发现：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所做出的承诺仅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7%，低于欧盟提出的减排水平，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到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的承诺，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承诺进行能源改革。日本、挪威、韩国等国家均提出了高于此数的减排目标。由此不难发现，新信息与假设1相互矛盾，奥巴马所谓的减排承诺较之以前并无实质性进展，也并未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由此，听话人从说话人所传达的信息中不难推断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奥巴马所谓的减排承诺只不过是口头上的敷衍而已。

四、外交模糊语言的功能

从关联论的角度看，诸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据权威人士推测”的模糊限制语可以帮助听话人识别语境，减少听话人在话语理解及推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从而更加容易的寻找话语之间的关联性，正确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而达到交际成功的目的。从语用的角度看，外交模糊语言具有以下功能：

（一）维护本国利益

任何国家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都会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基于此目的而应用的模糊语言可以起到在外交活动中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部分国家之所以作出模糊的承诺正是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设置过高的减排目标势必会影响本国工业的发展，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正如某周刊记者谈到的那样，在哥本哈根的舞台上，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非政治组织，各有目标，各有利益。而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他们做出决策的“指挥棒”。

（二）缓和紧张关系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并且直接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与走向。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国发表声明，声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此声明中，美国使用了“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这个模糊的概念，虽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已实属不易，无疑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是打了一针“镇定剂”。

（三）出于礼貌尊重

外交委婉语的使用正是基于礼貌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大型的外交场合中外交官们常说的 “考虑考虑”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起到了“维护面子”的功能。

（四）缺乏精确信息

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在回答西方记者“中国有几个厕所”如此刁难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答道“两个”。要知道总理日理万机，怎能去关注中国究竟有多少厕所，在缺乏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两个”的回答起到了很好的模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