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夷

罗兰·巴特符号学中语言结构与言语关系研究

韦夷

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看到了语言与文化的相融性与相通性，并发现语言学、符号学及其结构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范畴：“语言结构与言语”、“所指和能指”、“组合段与系统”、“直指与涵指”。其中语言结构与言语的二分是其他三对范畴的基础。就其符号学中语言结构与言语关系进行研究，力求为符号学理论多样化的发展及意义的重新阐释提供新的视角。

罗兰·巴特；符号学；语言结构；言语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进行符号学研究，并将整个人类文化现象都纳入了符号学分析的范围。他主张透过符号的分析理解意义产生的内在过程，实现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人的自由。他的符号之思不仅推动着符号学本身的发展，而且推动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思想溯源

索绪尔所持的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的观点掀起了学者们探究语言和符号之间扑朔迷离关系的热情与欲望。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特，就是其中最热忱的一位。巴特发现了语言学、符号学及其结构主义内在的必然联系。巴特和索绪尔之间实际上还经历了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这一中间环节。叶尔姆斯列夫将形式移易到图式和模范上，移易到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和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上，同时将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剥离出去，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图式)作为形式的代表，实际上已隐隐然从符号学包含语言学转移为语言学包含符号学。这样，巴特在对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项研究的主要作用就是要阐明，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神话和仪式采取理性（raison）的形式，即最终采取话语的形式，人类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1]3巴特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语言的密切关注。巴特的朋友勒贝罗尔曾说：“如果罗兰有过一个思想导师，那这人就是格雷马斯。”[2]94格雷马斯使巴特明白他的分析需要语言学工具。语言是通向文化的唯一途径，人类对不同功能意义的符号甚至非语言性的符号的读解都是通过语言的描述来实现的，语言是符号乃至任何其他意义传达系统的不可或缺的转换站。巴特借鉴了语言学，不仅包括人类的自然语言，还包括服饰、饮食、汽车、家具及其传媒系统中的电影、电视、广告等非自然语言，并发现人类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服饰、饮食、汽车、家具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符号学研究之所以能从语言符号的研究跨为更为广阔的文化符号研究，皮尔士的记号分类学思想功不可没。

二、语言结构与言语之关系

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为代表的语言学理论，成为了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参照与媒介。索绪尔最初提出了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对立范畴，从而促使符号学有勇气能自立门户。将人类社会的语言二分为语言结构和言语，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典型思维。罗兰·巴特符号学建构也即以此为理论基础。一般来说，结构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在结构主义看来，事物的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这就是结构[3]101。巴特将符号学列入语言学范畴之下时，显然是试图通过语言来研究世界、认识社会，启迪人们对符号、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

要理解语言结构与言语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理解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两者之间关系主要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比较语言和言语，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言语是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具体运用，包括说的行为和说的结果。每一个人说话都必须使用特定语言的词汇，都必须遵守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则，否则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声音。根据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语言”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词语和规则的总和，是一种抽象的系统，“言语”是语言这种抽象系统的表现形式，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综上所述，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语言具有社会性；言语具有个人性。第二，语言是抽象的；言语是具体的。第三，语言呈现相对静止状态；言语呈现运动状态。第四，语言是工具，没有阶级性；言语是思想的体现，具有阶级性。

对于“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巴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习惯，同时又是一种意义系统；而言语则是根据这个系统或者说契约而展开的带有个体性的记号行为，它首先是在语言结构基础上组合而成，而不是一种纯创新性的行为。例如，人们接受习以为常的言语，并通过自己的反复使用来强化和改变。而事实上，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和使用语言的自主性，是首先以承认语言本身的约定性为前提的，个人只能在强制或软性的大的语言系统中使用语言。每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些已有的型式或范畴在心中联合行动，个体既是主人又是奴仆。“我”不满足于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不满足于安然为记号所奴役，于是“我”反驳、颠覆，但发现，“我”所说的一切，还是在这个结构中来回。巴特认为，当人们从这种杂多现象中抽引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对象时，语言的混乱性就终止了。所谓纯社会性对象，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须的规约系统全体，它与组成其本身的记号的质料无关，这就是语言结构。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结构就相当于语言(Language)减去言语。”[4]4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语言结构＝语言-言语。

三、语言结构=语言﹣言语

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又是一种值项系统。正如社会性的制度系统一样，它绝不是一种行为，它摆脱了一切事先的计虑（préméditation）。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和言说时，头脑中已有的习惯用法一样。语言结构是自主性的，人们要在整个文化系统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它。作为个体，即使我们可以在言语上做出自己的不同之处，但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创造语言结构，自己也不能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一旦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作为值项系统的语言结构，它是由一定书目的成分组成的，其中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他成分来说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其中程度不等地出现着其他的相关值项。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任何个人所作的改变，因而语言结构的制度性与系统性是相互联系的。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记号，而记号“就像硬币一样”，具有双重的价值，它既可以去购物，也可以在与其他硬币相关特征的比较中显示出意义。

对于“语言结构”和“言语”这一对范畴，巴特认为，言语与作为制度和系统的语言结构相对，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其次，言语是由“心里—物理机制形成的，这类机制使言语能将这些组合作用表现于外。”[4]5言语的这一组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言语是由一些相同记号的反复结合形成的，这些记号既在几种话语中重复出现，又在同一种话语中重复出现，从而使得每一记号都成为语言结构的一个部分。他说：“语言结构和言语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显然都只能在一种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辩证过程中来规定其完整的意义：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没有言语”[4]5，二者相互依存。一方面，在社会的个体言说和重复这些言语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思维的模式，语言结构就存在于这种思维模式中，并在“言语流全体”[4]6中才能有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在语言系统中将言语抽出时才能运用言语。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说，言语现象总是先于语言结构现象的；从发生学上说，语言系统是人们在对言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总之，语言结构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这一事实具有真正辩证法的性质。”[4]6真正的语言实践只存在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辩证的互动关系中，语言结构通过言语留在显现，而又在暗中操纵言语。同时，语言系统又只能在言语中产生，因为言语的不断变化发展缓慢地推动着语言系统的变化，语言系统总是在事后总结言语后定型，进而再一次制约着言语行为。

四、语言结构与言语之意义

罗兰·巴特对语言结构和言语二重结构的划分，直接体现在他对包括服装、饮食、汽车、家具、大众传播等诸系统的考察上。他的整个符号学的体系构架，正是从此出发的。这里以他对服饰系统的符号解析为例进行说明。在服饰符号系统的研究中，巴特把服装分为三种: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意象服装是指以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呈现的服装。巴特认定时装摄影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规则。在意象服装中，语言结构永远是由时装界人士产生的，它不再以抽象形式表现，因为被摄影的服装永远附在某一个别模特身上。这一模特因拥有典型的特质而被选中的，这可表示一种固定的“言语”，这种“言语”不具有任何组合的自由性。书写服装是指将意象服装描述出来转化为语言的服装，即一种被服装杂志所描述的服装。由于服装杂志的语言来自于某个决策集团，而不是大众。正是这一小组决定着服装语言的代码，书写服装显示的正是这些代码，它相当于语言系统中的“语言”，与“语言”相对的“言语”在书写服装中则几乎不存在，被描述的服装绝不相当于时装规则的一次个别的实现，而是相当于符号和规则的一个系统，即在纯粹状态中的一种语言结构。真实服装是指现实中的实物服装，衣服的搭配原则以及制作衣服时的组合方式的规则，如衣服的长短、厚度等是服装的语言结构。而作为个人服装穿着行为和个人化的服装制作要求则是言语。巴特在此看到了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典型区分。组成服装的语言结构是：衣服的各部分、腰身或细节之间的对立系统，它们的变化将引起一种意义的改变。例如，戴贝雷帽和戴圆顶礼帽意义不同。衣服的各细节部位按身躯和厚薄不同彼此相结合的诸规则。服装的言语包含着各种不规则的制作因素或个别的穿着因素，例如衣服大小、雅致与耐磨程度、个人癖好、衣服个别部位之间自由的组配。

巴特正是这样，不仅仅在语言学范围讨论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对立，他还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应用着这个语言学的二元模式，从而将语言学扩展到他所致力的符号学领域。他认为，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是明显的。巴特从杜尔凯姆、梅罗·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等先行者那里受到鼓舞，并总结到：“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语言学之外或语言学之上，导致了丰富的发展。我们假定，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一般性范畴，广泛地存在于一切意指系统中。”[4]14

[1]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李彬.传播符号：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H0-05

A

1673-1999（2010）22-0115-03

韦夷（1980-），女(壮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201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