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霆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重庆400074)

娱乐节目的创新导向与社会责任
——对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思考＊

张 霆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重庆400074)

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一度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选秀节目的成功,源于其平民化娱乐的创新导向契合了当下大众娱乐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然而,选秀节目在经历了人们对它的热捧、追逐到质疑、非议之后,其发展终因主管部门的“规范”走入窘境。选秀节目的成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创新的可贵突破,但是它的滥办乱播,却破坏了媒体谋求节目创新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间的和谐与平衡,扰乱了正常的电视生态格局,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命运告诉人们,电视娱乐节目不断追求创新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应该建立在不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导向前提下,必须注意寻求节目创新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协调,讲求健康,注重品格。

娱乐;电视选秀;创新;社会责任

始于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超级女声”的国内选秀节目,在经历了2005年的“唱响”和2006年的发展高峰后,并未如业界所期待的持续升温,而是在遭遇了2007年的“惊变”后,旋即陷入办播窘境。尽管2009年选秀节目又一度呈现出复兴迹象,但其影响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一度受到了人们的热捧和追逐,不过,在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后,质疑、非议的声浪也是渐起渐长。其由“热播”到“限办”的历程,尤其让业内人士颇多感触。究竟是哪些因素引发了电视选秀节目的热播?最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选秀”风潮,被迫离开公众的视觉中心?笔者拟从娱乐节目的创新导向与社会责任这一视角,对此做一探讨。

一、选秀节目的成功源于其所追求的平民化娱乐的创新导向

2004年湖南卫视开办的《超级女声》,以一种全新的娱乐节目形态打破了中国电视圈的平静。中国电视的平民选秀节目由此脱颖而出。2005年、2006年、2007年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持续吸引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选秀节目的成功,是电视娱乐节目创新的可贵突破,其平民化娱乐的创新导向契合了当下大众娱乐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

(一)选秀节目开创的电视平民“造星”运动,应和了当下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

曾几何时,社会上流行唱歌的风气,催生了数以万计的民间唱歌爱好者。然而,很长时间里,无数的民间歌手只能借助卡拉OK自娱自乐。电视选秀节目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这样一个创新——为普通人搭建起唱歌的舞台,实现了无数平民歌手的“荧屏梦”和“明星梦”。

首先,选秀节目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全民参与性。相对于传统的歌手大奖赛、选拔赛,选秀节目开创的电视海选模式,满足了当下更多草根阶层“秀”出自我的精神需要。不分唱法、不限身份,只要想唱歌,就可报名参赛。这种无门槛的“海选”方式,使选秀节目成为一项“全民性”的银屏歌手风采大赛。过去人们所习惯的那种在电视舞台上,只能由明星担纲主角的模式被彻底打破。选秀活动门槛低,游戏规则简单,且能通过电视屏幕将参赛者的形象和才艺展现于万千公众面前,这对很多渴望表现自我、露头露脸的普通人来说,的确有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其次,选秀节目为许多普通歌手铺就了一条成为明星的便捷通道。当下,浮躁的社会氛围使得人们对“实现自我”都变得迫不及待。社会文化环境对实现自我的推祟和强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人们都有实现自我的需求和热忱。无疑,选秀节目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上的这种氛围。同时,选秀节目本身对自我实现意识和个人奋斗精神的鼓动和展示,也易引发人们的向往。特别是其“明星”产生机制,对许多普通人会产生很大诱惑。“正是人们的‘明星’崇拜心理再加上这种新鲜刺激的‘造星’方式,使得这场以‘造星’为最终结果的集体狂欢游戏产生了极大的魔力,吸引了亿万观众参与,并使参与者(特别是那些‘超迷’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1-2]所以,尽管相对于庞大的参赛队伍而言,胜出的机会实在渺茫,但并不妨碍选秀对大众的吸引和召唤。更何况,选秀节目的确让许多平凡歌手“梦想成真”,甚至改变了命运。张含韵、李宇春、张靓颖、阿宝……都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完成了由普通人变为明星的世俗神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选秀活动俨然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平民“造星”工程。

(二)选秀节目的情节化设计,迎合了平民化娱乐所力求的求新求变的审美要求

“当观众看腻了综艺和竞赛节目之后,制作人需要创造一种更适合电视表现,富于刺激性的娱乐节目。”[3]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本质上也是一种歌手选拔赛。但与传统的歌赛不同的是,选秀节目的各个阶段,都设计了充满新奇感和悬念意味的“情节”,适应了当今平民化娱乐时代大众对娱乐节目求新求变的审美要求。

首先,选秀节目的内容充满了情节张力。从海选到持续不断的淘汰赛,再到随后的十强赛、总决赛,节目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情节张力。选秀过程中设计的竞赛规则,不时会制造出一个个决定选手命运的戏剧性冲突,增添了节目的情节效果。那一次次的“待定”、“PK”、“复活”,将比赛的残酷性充分放大,强化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给观众造成悬念,使他们始终能保持对节目的期待,增强了节目的观赏趣味。

其次,评选过程充满故事色彩。选秀节目采取了由专业评委、观众短信投票和大众评审团表决多种方式评选的做法。这样的方式,不仅能让参赛者获得专业评委的专业性评价,而且赋予了观众评选的权利,使观众更乐意接受。专业评委采取的是即兴的个性化点评,较之于传统的给选手打分的评选模式,本身就更具有看点。节目中穿插的观众短信投票,随时会揪起场内外观众的心。而大众评审团决定选手去留的环节,也都饱含悬念。

最后,选手们一波三折的舞台命运,不断拨动着观众的心弦。从各个唱区的“海选”开始,到后面的结对“PK”,再到最后的总决赛,选手们在一次次的表演中接受着对手的较量和大众的挑选。紧张的对决、充满悬念的“待定”,使选手们的命运变幻莫测。这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天然的吸引力。

(三)选秀节目的直播形式及互动性娱乐方式,也顺应了当下的平民化娱乐风潮

选秀节目采用直播形式,给观众欣赏带来了极大的满足。节目对海选及比赛进程的直播,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未经修饰的原生态表演,产生耳目一新之感。曾几何时,人们看厌了各类综艺节目中明星们过分修饰的演唱形态。而选秀节目,却让观众领略了普通人成功走上电视舞台的生动而真实的过程,见证了来自身边的平凡歌手成长为电视明星的感人经历。观众透过一场场直播,直观地感受到明星不是天生的,他们曾经也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鲜花和掌声,完成了麻雀变凤凰的转变。因而,更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同时,这种直播也让观众见识了无数选手因缺乏修饰显得本真甚或粗陋的舞台形象,迎合了内心的某种“审丑”情趣。

另外,选秀节目开创了让观众用短信投票来决定选手去留的做法,赋予了观众一定的话语权,让观众体验到了一种参与的成就感。“过去,我国基本上只有政府、权威人士及少数精英分子在媒体上有话语权。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媒介话语权。而当下的电视选秀节目打破了这种局面。”[4]对于长期缺少互动性娱乐节目的国内观众而言,这无疑很具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以其全新的娱乐理念,新颖的组织形式,个性化和创新性的赛事安排,而一度成为国内很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真人选秀’的出现和渐入佳境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平民化的发展和提升。”[5]这种平民化的、具有广泛参与性和良好互动性特质的娱乐节目形态,成功拓展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路径,其在创新娱乐节目方面的导向意义不容忽视。

二、选秀节目“限办”——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博弈

“超级女声”的成功开办及其在商业运作上的巨大成功,掀起了国内电视媒体热办热播选秀节目的高潮。经过2005至2006两年的爬升,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以极其迅猛的态势迅速占领了大大小小的电视银屏。这边有《超级女声》想唱就唱,那边有《加油!好男儿》如火如荼;一边是《梦想中国》的高歌猛进,一边是《绝对唱响》的激情演绎。然而,这些甚嚣尘上的选秀节目,在给观众带来一轮又一轮视听冲击波的同时,也破坏了媒体谋求节目创新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间的和谐与平衡,埋下了损毁自身的孽因。

(一)选秀节目在创新上导向了煽情与媚俗,社会声誉受损

“跟风”办节目,从来就是国内电视媒体的一大恶习,这一点在选秀节目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从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起,东方卫视办了《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央视办了《梦想中国》;此外,还有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浙江卫视的《彩铃大赛》等。国内各电视媒体之所以“跟风”办选秀节目,根本原因在于看中了选秀所能集聚的“人气”。而在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人气”往往意味着“收视率”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选秀节目的泛滥,挫伤了观众的收视热情。为了创造“看点”,吸引“眼球”,提升节目人气,各式选秀节目都不遗余力地在节目中炮制煽情和媚俗成分。如主持人在节目中相互挖苦、调情,故曝隐私;评委、嘉宾打扮古怪、另类,点评“出格”而“惊爆”;至于参赛选手,为了获得“出位”机会,也常有人不惜在节目中大胆做出“越位”之举,如向评委示爱、求取礼物等。这些煽情与媚俗的“创新”之举,致使节目走向了庸俗与低俗,超越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和包容度,引来了多方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声浪。

电视观众从来就有“喜新厌旧”的本性。各电视台盲目跟风,竞相推出自己的选秀节目,直接导致了观众新鲜感丧失,加速了审美疲劳,进而很快产生了厌倦感。加之大批选秀节目中,“绝大部分的后来者都模拟了成功的先行者所设立的模式与框架,只是在细节上修修补补”[6]。程式雷同,缺乏新意,是它们的总体特点,严重影响了观众对此类节目的整体评价。

此外,随着选秀节目的热播,越来越多的选秀渗透进利益之争和权钱交易,选秀的公平和公正性遭到严重质疑,尤其是作为选秀节目重要创新环节的短信投票。众所周知,短信投票环节是选秀节目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公众参与节目互动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公众短信投票量的大小,意味着电视台短信收益的多寡,影响了观众对此环节的信任度。加之,个别选手不惜花钱买票数“求胜”,使得争取公众支持率在某种意义上变质为选手间的金钱比拼。节目的公平、公正性被严重削弱。此外,选秀进程中频繁插播的广告,也使得节目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影响了节目的纯洁度,令观众反感。选秀节目的整体社会声誉受损。

(二)选秀节目的滥办乱播,背离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首先,我国电视媒体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效益第一”的标准,仍是当前各电视台不可逾越的运营法则。公平地说,选秀节目为没有背景的草根一族提供了展示舞台,但是媒体的过度炒作,带来了社会上的盲目追风,助长了浮躁的名利至上的社会风潮。“海选”所导致的“全民选秀”局面,扰乱了不少家庭的正常生活,干扰了众多青少年的正常成长。选秀节目的收视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极易受外界影响的青少年群体。过于浮躁、低俗的电视内容,会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媒体的大肆渲染,使得选秀之风愈演愈烈,许多年轻人为了成名而参加选秀,身陷一场场赛事难以自拔,影响了成长与发展。电视作为社会主流媒体,有责任对年轻人的成长做出负责任的引导,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是社会主管部门所不能漠视的。

其次,选秀节目中越来越多的低俗化内容,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良莠不齐的选秀节目纷至沓来,扰乱了正常的电视生态格局。作为社会“公器”的电视媒体,本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立场,越来越为哗众取宠、庸俗浅薄的娱乐之风所裹挟。甚嚣尘上的选秀节目,让不少电视台赢得了盆满钵满的巨大商业利益,但也让它们迷失了媒体的道义与良知。暗箱操作、低俗恶炒、丑闻频发,这些都让选秀节目在赢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严重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特别是2007年8月重庆台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出现重大失控事件,广电总局对之做出停播处理,认为其“内容格调低下,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7]。而后,广电总局出台选秀节目的整顿令,选秀节目退出了晚间黄金时段,“海选”环节的直播、短信投票被禁止,赛事规模、节目嘉宾、参赛曲目等也都被予以相关限定和规范。选秀节目的“限办”命运就此伊始。

三、选秀节目“命运”的反思——寻求节目创新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协调

从电视节目发展的角度看,在既往的娱乐节目已很难争取观众的情况下,选秀节目重新唤起了国人对娱乐节目的收视热情,开创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新局面。然而,选秀节目在创新导向上呈现出来的逐渐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态势,决定了其由热播到遭遇“限办”的宿命不可避免。选秀节目办播中所带来的影响及引发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在当下这个大众化娱乐时代,电视娱乐节目不断追求创新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应该建立在不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导向前提下。既要注重给观众带来“快感”享受,也要讲究给观众以“美感”熏陶;既要有活力,也要讲健康;既要注重人气,更要追求品格。

首先,娱乐节目的创新不能以收视率为唯一导向,不能只追求商业上的成功,而惘顾社会责任。电视选秀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大众文化形态。随着选秀节目的热播,它所带来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一档电视节目本身,而呈现出复杂的社会价值和多元的文化涵义。因此,节目在创新上,不能以追求收视率为唯一指标,更不能只看重创收效果。否则,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下去。数年流变,不少电视台热衷于“选秀”,用意也不再是要给广大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才华与个性、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其跟风炒作的背后闪动着的是商业利益的巨大身影。电视选秀俨然已异化成一块通往名利场的“跳板”。草根、零门槛、梦想、实现自我,这些曾让无数年轻人心潮澎湃的字眼,业已成为选秀这方舞台上的美丽幌子。选秀节目声誉下降,根本原因在于选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收视率,为了追求更多的节目创收,各类选秀节目频出奇招、怪招,大大伤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

其次,娱乐节目的创新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恶意炒作、“玩”娱乐,只会葬送节目乃至媒体的前程。如果说最初的“选秀”节目,还是在倡导一种平民化娱乐,那么走到后面,几乎所有的选秀节目都将选秀舞台当作了炒作自身的道具。这种只想借造势、投机赚一笔,而不肯花费心血在节目创制上的浮躁心态,无疑也正是国内娱乐节目水准难以提高的病因。大众需要怎样的娱乐文化,娱乐文化需要守住怎样的底线?“选秀”节目的多舛命运,是对这种质问的最好回答。选秀节目的生命力在于展示人们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的人性的真实状态,这才是其核心竞争力。然而,当选秀各方为利益所引诱,纷纷利用选秀舞台炒作自身时,选秀节目就只能成为“是非场”、“名利场”,其最终的悲剧收场也就注定了。

再次,娱乐节目的创办应切忌盲目跟风。多年来,中国的娱乐节目走上了一条“港台电视学英美,湖南电视学港台,各地电视学湖南”的发展道路。一旦引进的某种节目形态得到市场的认可后,各地电视台就会纷纷跟进,而鲜有在节目形态上花费心思进行创新与改良。只要一个节目火了,几十个类似节目就会蜂拥而上。不仅选秀,其他综艺节目也大多如此。盲目的跟风创制节目,自然就容易造成大批质量低次的复制品充斥节目市场,从而伤害到观众对此类节目原有的审美期待,加速观众对节目的审美疲劳,进而毁掉该类节目。

最后,娱乐节目的创新应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准。众所周知,在我国,电视媒体承担着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陶冶人们思想情操、提升大众审美情趣的导向功能。电视媒体在创新娱乐节目上追求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是值得肯定的,但一定不能不要品格,要避免媚俗和庸俗的倾向,更不能走向低俗。然而,纵观这几年的电视荧屏,可以看到不少电视媒体在办播选秀节目中却迷失了这一“本份”。有的甚至不惜在媚俗上走得很远。庸俗化的内容和低俗的格调耗尽了公众的耐心,人们自然很难再对选秀节目抱有期待。从2005年超级女声的红极一时,到现在选秀类节目风光不再,短短几年,国内的电视选秀用它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娱乐节目的创新应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准,否则,节目迟早会被公众所厌弃。

[1] 赖大仁.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文化解读[J].现代传播,2006(1).

[2] 张斌.媒体奇观的典型文本——对超级女声的文化批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1):93-98.

[3] 韩青,郑蔚.电视娱乐节目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8.

[4] 贺一鹏.从电视选秀节目看我国的生产性受众[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5] 徐舫州.电视节目类型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33.

[6] 刘大先.选秀:被过度诠释的娱乐文本[J].艺术广角,2006(6).

[7] 诸晓:整肃电视低俗之风须动真格[EB/OL].(2007-08-27)[2009-10-10].http://news.ifensi.com/tr/ 2007-08-27/article-118122.html.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tainment Programs: Thoughts on the Election Showfrom“Hot”to“Limited”

ZHANG Ting
(School ofHumanities,Chongqing J 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China)

The election shows have brought about a large social shock.The reason for election show success lies in its innovation orientation to popularize amusement gearing to the current social-culture context of the mass entertainment.But after they underwent a rather complicated concern from the public from warm welcome to suspect or even reproach,they immediately got trapped.Oobviously,they are a valuable breakthrough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TV entertainment programs.However,the unchecked and indiscriminate election show programs destroy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TV media,which should be maintained.At the same time,a number of election programs disturb the normal growing pattern and arrangement of domestic TV,and also harm the reputation of TV media.It is necessary to seek continuous innovation for the entertainment programs of our domestic TV,but it should comply with the premise that it should not depart fro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ss media.The destiny of election show from“hot”to“limited”tells u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tainment program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tertainment;election show;innovation;social responsibility

2009-11-11

2009-12-08

张 霆(1973-),男,湖北荆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新闻、传媒文化研究。

G22

A

1673-8268(2010)04-0075-05

(编辑:李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