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2010-08-15彭平一

长沙大学学报 2010年4期

关键词：长沙湖南

彭平一,陈琳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论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彭平一,陈琳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长沙近代化的开端首先表现在近代工商企业的产生、近代基础设施建设和近代公用事业的兴起。这些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使长沙城市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也促使长沙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管理方式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因素;同时,长沙城市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市民生活方式也出现近代化的趋势。

长沙城市近代化;戌戊维新运动;近代因素

戊戌维新运动前,长沙还只是一个维持着传统的城市运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消费性的商业城市。从 1895年到 1898年,发生在长沙的维新运动使长沙的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风俗和居民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革,从而使长沙开始了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的历史进程。

一

长沙近代化的开端首先表现在近代经济的产生。一系列近代企业的创办和城市公用事业的兴办既是长沙城市经济结构近代化的标志,也是长沙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动力。

长沙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就是陈宝箴委派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等筹办的善记和丰火柴公司。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清政府特拨救灾赈济银 1万两。长沙士绅刘国泰等提出以工代赈的想法,建议:“以此赈款创立洋火局,藉以收纳贫民,以从事工作,庶民有常业,不致流离;制造若能讲求,更可挽回利权”[1]。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肯首,他委任长沙士绅张祖同为总办,刘国泰和杨巩为帮办,筹办火柴厂。1896年,“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正式开工,公司设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今长沙市工农街)。

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是维新运动中首先由长沙士绅集股创办,后来改为官营的一家影响较大的近代民用企业。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议创机器制造公司。经王先谦与黄自元、张祖同等商议,创办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时拟官商合办,但因经费问题改为官督商办王先谦本人出资1万两,由长沙商人陈文玮集资 5000两,计 15000两,先行筹办。后转为官办。

除官办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外,戊戌前后长沙还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民营机器厂,如陈万利机器厂、裕湘机器厂等。陈万利机器厂初创于 1898年,厂址在府后街。以生产石印机为业[2],这应该是适应了维新运动期间报刊书籍大量印刷的需要。裕湘机器厂则由姜华林创办于 1900年。这些工厂规模都很小,但作为民营的近代企业,对长沙近代化的开端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长沙维新运动中,举办近代新式企业方面最有成效的还是在矿冶业方面。1896年,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湖南矿务总局。湖南矿务总局总揽了全省矿务,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丁文江认为:“官矿机构之最重要者,莫如湖南,其始为湖南官矿局 (即湖南矿务总局)。”[3]

因为湖南各地锑矿大量开采,锑矿砂外销“滞销”,因有“设炉提炼”之议。1896年和 1897年,先后有从事锑矿提炼的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成立。湘裕炼矿公司是湖南士绅张祖同、朱恩绂、汪诒书、杨巩于 1896年合资创办的长沙最早的炼锑厂,厂址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大成公司是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的,厂址也在灵官渡。其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明显优于湘裕公司。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长沙还出现了为农业和矿业服务的新式企业——水利公司。1898年 5月,士绅梁肇荣等禀请创立水利公司,并在长沙和衡阳申请十年“专利”。其业务是“集股购置汲水,专为旱潦救护田禾,及包汲长、衡两府属一带煤窿、灰洞积水”[4]。湖南抚院批准立案,并给予十年专利。经过数月筹备,“长衡福湘水利公司”成立。公司原设长沙福星街,后迁至紫荆街。这种运用近代机器提供农田灌溉排涝和矿山突水救护服务的新式企业的创办本身就说明了长沙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新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长沙的近代交通业也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发端的。1898年 3月,湖南和湖北两省合办的湘鄂善后轮船公司创办,并开始营运湘鄂、长岳、长常、长潭等航线。标志着近代内河轮船航运业在长沙的诞生。1898年 7月,湖南士绅龙璋又邀集商股,成立了民营的鄂湘溥利轮船有限公司。湖南铁路的筹办也是始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拟议修筑粤汉铁路 (广州至武昌),以与筹办中的芦汉铁路 (北京芦沟桥到汉口)相衔接。按照原来的计划,粤汉铁路由武昌经江西至广州。湖南士绅得知这一消息后,极力争取粤汉铁路经过湖南。最终促使清朝廷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 (1898年 1月 26日)批准了粤汉铁路经由湖南的方案[5]。虽然由于修建粤汉铁路的巨款久筹未果,直到维新运动失败,粤汉铁路也没有动工。不过湖南维新派争取粤汉铁路经由湖南,对于长沙的近代化发展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随着近代企业的创办,长沙城市开始出现了近代基础设施建设和近代公用事业。当时,湖南的官商士绅为发展近代工矿交通的需要,曾在长沙修筑码头、驳岸,以停靠轮船。1897年,朱昌琳主持疏浚北门外新河港口,使新河沿岸出现了码头、街市和行栈,成为长沙北门的繁华之区。次年,宝善成公司仿日本式样制造人力车。宝善成机器公司的发电厂使长沙用上了电灯,南北厂总装灯 800余盏,还供不应求。1987年,皮锡瑞从江西回到长沙时,看到“水风井电气灯烂烂然”,感到既新奇,又高兴[6]。1897年 4月,湘鄂之间电报干线全线竣工。5月,长沙电报分局成立。近代邮政也开始在长沙酝酿,到1899年成立了长沙邮局。长沙电报分局的设立,使湖南终于与各省有了电讯联系。当时,满怀激情的维新志士还曾设想,在长沙开辟市场、设劝工博览场、修筑道路、疏浚沟洫,以进一步促进长沙近代经济的发展。

在维新运动期间,传统的长沙商业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随着维新思潮的传播和西学的传播,西方生活方式也开始对长沙市民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些经营西方商品和西式服务的新式商铺的产生。1895年,在长沙药市集中的坡子街,出现了长沙,也是湖南第一家经营西药的药房——中西药房[7]。该药房虽然中西药兼营,但因长沙以前没有西药房,因此,中西药房的开张引起了时人的注意。1898年,湖北人范锦堂在长沙吉祥巷租借了湘军旧将、提督熊铁生的公馆,开设了长沙第一家西式旅馆,以其所在地名为其旅馆名称,称为大吉祥旅馆。他带来了武汉的经验,用高薪聘请了了两名湖北籍的茶房,并仿上海式样,置办了床帐被褥、什物器皿,使大吉祥旅馆成为“当时长沙的第一家高级西式旅馆”[8]。该旅馆为方便旅客,还附设有澡堂,每人每次收制钱 20文,“首开长沙沐浴业之先例”[9]。西餐消费也开始在长沙出现。皮锡瑞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载:“赴公度廉访席……席属番菜,无大味,洋酒亦不醉人”[10]。这说明,至少在 1898年,长沙城内已经有了经营西餐的餐馆。

长沙书业是受维新运动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由于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以学西学、开民智为号召,以开学会、设报馆、兴学校等形式促进文化建设,这无疑对传统的书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书局大量涌现,而且许多新开书局的名称带有明显的这一阶段的时代特征:如新学书局、经济书局、实学书局、维新书局等。其次,书局刻印或销售的书籍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各书局在广告推销的书籍除传统书目和湘籍名人的文集外,大量是与西学或新学有关的书籍。再次,这些书局的经营方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书局的特征。在报刊上发布广告,这本身就反映了近代的特征。这些书局还大量运用了所谓“招股”刻印新书的运作方式。一些书局或报馆刻印大型丛书前用广告“招股”,实际上是一种预售的方式,即有意购买此书的顾客向书局预交一部分书款,书局向顾客发放“股票”以示凭证,待书籍刻印完成后,再凭“股票”交完余款,领取书籍。这种方式既使书局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规避了书籍积压的风险,同时顾客也能得到一定的优惠。这种“股票”实际上是以书局的信誉作为担保,实际上是一种近代的“商业信用融资”方式。

二

长沙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使长沙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首先,长沙城市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其经济功能逐步加强。甲午战争前,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其行政中心的政治功能是其主要的功能;作为一个消费性的商业城市,其商业、手工业、典当业、传统运输业等,主要是为庞大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机构的消费服务。长沙境内的商品除输出的茶叶和大米以及输入的食盐外,其余商品基本上与外部没有太多联系。其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的特点非常明显。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兴起的近代工矿业和轮船运输业,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技术,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和经营。如湖南宝善成机器公司购置了蒸汽机、刨床、车床、发电机等机器设备。轮船局开办时就集有商股银 5万两。和丰火柴公司,官、商投资共 3万两。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的开办资本都在 3万两以上。这都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商店、作坊和船户不可企及的。同时,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些企业与外部的联系也十分密切。矿务总局分别在湘阴、汉口设立转运局,以转运销往汉、沪等地的矿砂,其矿砂还大量运销欧美和日本。由长沙开出的轮船,行驶于汉口和省内各重要口岸。和丰公司年产火柴 1万余箱,分销省内外。大成炼矿公司是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合作创办,为引进合作资本,主持矿务公司的提调邹代钧与上海方面的代理汪康年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协调工作,胡贞甫为更好地合作,还专门派人到日本去学习新的炼锑技术[11]。而《湘报》馆印刷厂开办前,熊希龄也多次派人或委托人到上海购买印刷机器和铅字等。这些都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传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近代经济已经开始显现出其生命力。同时也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增强了,并与外部发生了密切联系,长沙开始成为辐射全省的经济中心。

其次,长沙近代经济的兴起,使长沙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变化。清前中期的长沙城,位于湘江东岸,东南地势较高,西部沿江一带低平潮湿。省、道、府、县各级官署、富商巨室的公馆邸宅、书院、会馆和祠堂庙宇为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官署、贡院和公馆、园林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高敞之地。又一村一带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为城市中心区。沿江一带是贫民居住地。商店行栈主要集中于潮宗门内和小西门内太平街至坡子街、药王街一带。城垣之外,主要为贫民和农民居住之区。长沙城市的这一空间布局,强烈地反映出城市的政治功能在支配着这里的一切。维新时期,这一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当时,长沙新办的企业,如湘裕炼矿公司、大成炼矿公司、宝善成公司发电厂 (南厂)等都设在长沙城区之外的南门外临江一带,南门外的灵官渡则成为装卸矿砂的码头。于是在长沙南门外开始形成长沙最早的工业区。小西门内外原就是商号荟萃之所。维新时期,临江建造了轮船码头,商业更为兴旺,并沿着坡子街、药王街逐渐扩展到司门口、八角亭一带,开始形成长沙城市商业区的雏形。而长沙城市中心,也随之开始由行政首脑机关驻地向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转移。这也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加强。这些都为 20世纪 20年代,长沙工业区和商业区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12]。

再次,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又导致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随着近代经济的产生,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积极投资创办新式企业。曾任矿务总局提调的张通典谈到:“湘省风气大开,火柴、煤油、轮船、制造,皆绅士禀请……矿务局之开,通省欢跃,绅商集赀具禀,请开者八十余起,计矿山百六七十处”;又,“集货开设民厂、创立制造公司之举,与湘省诸大绅言之,皆极踊跃,今冬可集十万金,至明春当可收齐三十万”[13]。这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表明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从封建剥削转向了资本主义剥削,开始了从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过程。长沙早期著名的资本家朱昌琳、龙璋、陈文玮等,就是他们的代表。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长沙的早期工人阶级也应运而生。一部分城市贫民和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被招进近代企业,从而转变为雇佣工人。如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合办的大成炼矿公司,使用外国先进炼炉和日本技术进行生产。工厂总有 8个炼炉,每个炼炉每班需要 6个人,每天分 4班进行生产[14],因此该公司的第一线冶炼工人就有将近 200人,如果算上其他工序和工种的工人,该厂应该至少有 300工人。而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更是一个劳动密集的企业。该公司刚开工时就有工人 800人左右。其中女工就有六七百人,工人最多时达 1000多人[15];而其制盒的工作全部外包至厂外,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特别是这个企业是一个以工代赈的项目,被招进厂的工人大都是农村涌入城市的灾民和破产农民。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统农民向近代工人转化的历史趋势。

长沙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士绅阶层的分化和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在新的因素和政治变革的刺激下,传统的士绅阶层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即使如叶德辉这样比较保守的士绅,也开始有保留地接受新式企业和新式教育的出现。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长沙士绅阶层的分化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由绅而商,一种是由绅而学。前者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等为代表,他们属于上层士绅阶层,本来就有较高的声望,又有投资于近代企业的资本,因而在维新运动中他们踊跃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为了绅商阶层。如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张祖同还与刘国泰、杨巩等创办了善记和丰火柴公司。后者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毕永年等为代表。所谓由绅而学的学,并不是指原来的传统教育,而是指维新运动中兴起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学堂、学会、报纸等。这部分士绅一般都是年轻的下层士绅,也没有能力投资和经营近代企业。谭嗣同和唐才常也曾在家乡浏阳筹办过矿务,熊希龄更是长沙维新运动的初期参与内河轮船航运和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创办,但他们只是代表官府参与其中,并不是自己投资和经营。他们热衷于兴民权,而兴民权必须开民智,因此,他们致力于举办学堂、开设学会、刊发报纸来达到开民智、兴民权的目的。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是他们热心新政的成果。这部分士绅已经开始从旧的士绅营垒中分化出来,再加上他们通过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培养出来的一群没有传统功名的学子,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蔡锷、杨昌济等,从而在长沙形成了一个近代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也是长沙能够成为维新运动中全国最活跃的省份,并成为 20世纪初立宪运动的重要基地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的重要原因。

三

近代经济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必然也要在城市的政治功能、城市的管理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

维新运动中长沙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主要不是表现在政治机构的变革,而在于市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萌发和政治参与途径的初现。南学会是湖南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团体。维新派在创办南学会的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谭嗣同设想使南学会总会和各级分会成为一种类似于西方议会的权力机构,拥有参政、议政、选官、订法、理财等权[16]。他在给陈宝箴的信中对于这一想法表达得更加明确:“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17]梁启超也把南学会当成一个开启绅智、培养合格议员的场所。他主张在各州县选举士绅进入南学会总会,“学习议事”,“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18]按照他的设想,南学会将最终演变为议会。黄遵宪也主张将南学会办成实现他地方自治理想的地方议会。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将南学会办成议院的构想是没有也无法实现的。维新派的“政治构想”与南学会的现实“功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19]。从南学会的现实功能来看,它不仅没有“兼地方议会之规模”,甚至连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想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近代城市市民政治参与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与当时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地方自治理论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具有近代色彩。维新派的政治设想是想通过南学会参与到地方政治决策中来。《南学会总会章程》中规定:“各会友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有考查确凿,有裨治理者,许达本会转咨课吏馆衡定,察请抚宪核夺施行。”[20]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实现,但其政治参与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所表达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在南学会的讲论和问难中,演讲者和提问者所涉及的问题也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实,维新运动时期,长沙成立的各种学会都或多或少表达了维新派希望参与政治的愿望,维新派也正是试图通过学会这种组织形式提供一些政治参与的途径。

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城市近代化还突出表现在城市管理机构的创设,这就是湖南保卫局。湖南保卫局是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由黄遵宪为主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 (1898年 7月 27日)正式开办的新政机构,是中国仿办警政之嚆矢[21]。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湖南保卫局的近代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地方自治的城市管理思想。黄遵宪在后面回忆他创办保卫局的初衷时说:“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22]按照他的设想,保卫局的最高议事机构为“由本城各绅户公举”产生的绅商董事会议。“凡议事均以人数多寡定事之从违。议定必须遵行章程,苟有不善可以随时商请再议”[23]。这种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地方自治思想,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近代意义。尽管,保卫局于存在的时间内是否完全按照黄遵宪的设想在运作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方自治思想自觉地运用于城市管理,这本身就是维新运动中长沙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

第二,分层分区的城市管理模式。清代城市,“省会及府属地均隶州县管理”。但该州县主要只负责城市的治安,其他城市公共事务如市场、道路、消防等则由行会和城厢街团管理。当时的长沙府城内有长沙和善化两县,在城市管理方面,两县职责不分的问题突出。而一些公共事务则由行会或由上层士绅把持的集团所控制,随意性很大,不可能形成规范的层级管理。湖南保卫局成立后,将整个长沙府城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设立一个总局;以下按照地段、街道分为 6个分局和 32个小分局;每个分局和小分局都有明确和固定的管理范围[24]。这种分层分区的城市管理模式改变了以前职责范围模糊,管理随意性大的弊端,适应了维新运动后长沙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明确规范的城市管理职责。湖南保卫局的职责主要有清查户籍、巡查街巷、侦查探案、清疏交通、处理偶发事件、调解纠纷等,这些职责基本上就是近代警察承担的职责,其中如清疏交通、监督卫生、维护市容等职责则适应了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保卫局这些职责的履行都有严格而规范的具体要求。如统一着装,统一配发警棍和警笛,巡查必须配有“凭单”等。另外,保卫局的有关章程规定,巡查没有“局票”不能擅入民户,非现行案犯需持票往捕,侦探不得“抉发人家隐事,播扬人家小过”等[25]。这些规定都体现着近代人权精神和法制原则。

四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

维新运动中,长沙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学堂、学会和报刊。这些近代学堂、学会和报刊一方面是维新派宣传民主思想和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湘报》具有明显的近代文化教育和新闻机构的属性,是维新运动中文化教育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表现。特别是南学会附设的藏书楼,“凡古今中外有用之书,陆续购置,其尤要者多置数本,以便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26];该藏书楼通过购置和会友捐献的方式,收藏了大量中外图书,其中大量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同时,藏书楼还订购了大量时务报刊,供读者阅览;藏书楼规定了详细的书报购置、登记、分类、入藏、保管、借阅的制度,允许社会各界人士“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开放一月以来,前往阅览者“计每日有数十人之多”[27]。因此,南学会藏书楼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公共图书馆的要素,被认为是“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声 ”[28]。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些学堂、学会和报刊的创办为长沙市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和聚会场所。除南学会藏书楼允许一般民众“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外;南学会还定期放映幻灯片,“愿来听者,须先一日领取凭单”即可观看,因而前往观看者甚众,“多拥挤向前,人气殊不可当”[29]。时务学堂也经常向民众开放其“各种图器”,如“大天文镜”(望远镜)、大显微镜等。而南学会每次集会讲论,除讲论会友外,“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而且“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30]。因此,南学会成为长沙城内官绅士庶进行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除了集会讲论外,皮锡瑞等士绅也经常利用南学会进行一些聚会,交流讨论时局和新政事务。《湘报》也试图尽量贴近一般民众。为扩大读者面,《湘报》“取值极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31];《湘报》还进行过一次改版,主要是“论说文字”,“用俗语编成”,“其词虽浅,其理却精,俾士农工商皆可购读”[32]。这种办报思路不仅使《湘报》赢得了大量读者,而且为一般市民通过《湘报》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条件。《湘报》刊登的文章除本馆撰稿人所撰和报馆特聘的“报友”投稿外,还有大量一般市民的投稿。《湘报》还专门将一般市民投稿而暂时不能刊登的文章列名公布并致谢。同时,《湘报》还以“照录来函”的形式刊登读者来信,以沟通编者、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以上说明,维新运动中的学堂、学会、藏书楼和报刊已经具备了近代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因素。

长沙维新派士绅还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革除传统陋习,使长沙城市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延年会”,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奢侈浪费、因循苟玩的旧生活方式。甚至有激进者还提出剪辫易服、废跪拜礼和婚姻陋俗的主张。在他们的倡导下,新的文明风气和生活方式开始在长沙出现。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参加和捐助者踊跃,更有不少妇女响应号召,放绑松足。如长沙县清泰都和尊阳都妇女百数十人在许黄萱祐等的带领下于 1897年“联为此会”,还“选刻歌词,相为劝勉”,“幼者、弱者、壮且老者,一律放足,今逾一载,居然健步如释重囚”[33]。“浏阳汤茂才、纪彝等设立分会,入籍者已数百家”[34]。谭嗣同还为湖南不缠足会起草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除规定不缠足会会员不得与缠足者通婚外,还提倡破除旧的婚嫁礼俗,建立新的婚嫁时尚。如“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男家尤不得以嫁妆不厚存非薄之意”;主张婚礼从简,倡立女学堂,提倡资助女子入学[35]。延年会则要求会员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请客、拜客和与宾客无聊闲谈等习俗;请客也不要奢侈浪费;凡办公地点均不得饮酒会客,非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虚文酬谢答之信函也皆免绝,居处不净、衣服不洁皆在禁例,还要求会员学做体操,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与此同时,西方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开始在长沙城内悄然出现。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采用西方作息时间,“用礼拜日休息”[36]。其实,《湘报》就是按照西方作息时间,每周礼拜日休息,不出报。西医西药也开始在长沙得到认同。《湘报》第 39号刊登了《湖南宜开医院说》,认为“近二十年来西医之游中国者,如天津有北洋医院,广东有博济医院,香港等处有华英医院,华人之就医全愈者,岁以千计。利诚溥矣,法诚备矣。”因此,该文提议,“先于省城拓一广厦,购置化学器机,精选西医,聘为院长”,并“拨时务学堂聪颖子弟,中文通达,西文说明者数人,入院学习,考验有成”,以期三年内培养出一批西医医师[37]。长沙街头也出现了西药店。另外,如上所述,西餐洋酒、西式旅馆和公共澡堂等西式生活服务也在长沙出现,反映了长沙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

[1]佚名.湖南和丰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之调查[J].湖南实业杂志.

[2]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工业矿产志·机械工业[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3]丁文江.中国官办矿业史略[M].北平:地质调查所,1928.

[4]湘报 (第 176号)(影印本)[G].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密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第 2册)[G].北京:中华书局,1963.

[6]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1897-1898)[J].湖南历史资料,1958,(4).

[7]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 (第 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8][9]长沙市政协文史委,长沙市二商业局.长沙名老字号 (上编)[G].北京:国际展望出版社,1993.

[10]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1898.6.11-10.14)[J].湖南历史资料,1959,(2).

[11]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3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梁小进,郑兆欣.湖南维新运动和长沙城市近代化[A].谭嗣同与湖南戊戌维新[C].长沙:岳麓书社,1999.

[13]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2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