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宝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北宋川蜀地区铁钱盛行的原因探究

王海宝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在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北宋川蜀地区却出现了铁钱盛行的现象。川蜀地区自东汉以来铜矿资源匮乏,铁矿藏却非常丰富,冶铁技术的进步,给该地区行用铁钱创造了条件。北宋商业的繁荣导致了严重的钱荒,迫使政府在某些地区发行铁币以缓解钱荒。宋代铜钱外流现象十分猖獗,四川处于宋朝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接壤,北宋政府将该地区作为铁钱行用区,以隔断铜钱的外流通道。

北宋; 四川; 铁钱; 货币

铁钱因其币值低贱、携带不便,在中国货币史上并未占据显著的地位,其流通范围与铜钱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地方政权也偶尔铸造铁钱用以流通。两汉之交的公孙述在蜀地铸铁钱,南朝梁也曾行用铁钱。但这些铁钱的铸造,仅在特殊的区域行于短期之内,迅即消失。民间私铸的铁钱在政府禁止之列,未曾为“法货”。直至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各自为政,于是钱有铜、铁二种,南唐、楚、闽、蜀都是铜钱与铁钱并行。宋代统一中原各国之后,在江南、楚、闽等地逐渐以铜钱代替铁钱,最终禁止铁钱在这些地区流通。然而在川蜀地区,铁钱非但没有被宋朝政府废止,反而较后蜀有巨大的发展,终北宋一朝盛行不衰。从后代民间流散和出土资料看,宋代的四川铁钱数额极大,类型繁多,品种复杂。著名古泉学专家饶登秩称:“蜀中为铁钱汇萃之区,南北宋之钱无虑四五百种。”[1]

北宋时期川蜀地区铁钱兴盛的现象前所未有,南宋之后铁钱也再无大规模的流通。何以铁钱在北宋这一特定的时期、川蜀这一特定的地域如此盛行?以下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铜材匮乏,铁矿丰富

金属货币的冶铸,依赖于金属矿藏的开采。矿藏丰富的地方,往往也是货币铸造的基地。与铁钱相比,铜钱无疑更适合作为货币。宋代四川地区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政府势必会在此设铜监铸造铜钱,那么铁钱必然会在流通市场上被铜钱淘汰。宋代四川地区铁钱盛行,说明至迟到北宋,该地的铜矿资源已经匮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器,表明三千年前的古蜀就有着独特的铜文化。这些青铜器的铜料是自本地开采,还是来源于他地,尚无定论。然而西汉时期,文帝曾将蜀郡严道铜山赏赐给幸臣邓通,令其得自铸钱,致使“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2](卷125《佞幸列传》)。邓通即山鼓铸以致富,可见西汉初期蜀地仍不乏铜矿资源。至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益州时,因与外界物资贸易不畅,铜材不能自供,不得不“废铜钱,铸铁官钱”[3](卷13《公孙述传》)。铜矿缺乏的现象此时已经显现。此后虽偶有铁钱行用,但总的来说,中央政府会动用国家资源,利用国家权力,以维持币制稳定,故川蜀地区仍一直以铜币为主要流通货币。五代时期,后蜀下令铜钱、铁钱并行。蜀地先后被王氏与孟氏割据,加之战乱因素,铜钱输入困难,本地铜产量又不足,为保持正常的商业秩序,才不得已行用铁币。故自东汉至五代,铜资源匮乏的现象一直存在于川蜀地区。

北宋统一中原后,准备逐次消灭铁钱。故平江南之后,先是令江南钱不得过江北。后用樊若水之言,“于升、鄂、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4](卷180《食货志下二》)。利用江南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铜钱,回收铁钱,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废江南铁钱,悉用铜钱”[5](卷17)。其后,北宋政府也曾企图收回四川的铁钱,在其地流通铜钱,“然铜卒难得”[4](卷180《食货志下二》),不得已而作罢。

相对于铜材的匮乏,四川自古便以产铁著称,冶铁业兴旺。秦时川蜀地区富藏铁矿便见于史籍记载。《史记·货殖列传》云:“秦破赵,迁卓氏。……(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2](卷129《货殖列传》)两汉时期,以益州出铁,故设置铁官负责冶铁。《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临邛、犍为郡江阳、武阳、南安有铁官。”[6](卷28《地理志上》)《续汉书·郡国志》有:“巴陵郡宕渠、蜀郡临邛、越巂郡台登、会无出铁。”[3](志23《郡国志五》)到唐代,川蜀之地的铁矿藏据《元和郡县志》载:“邛州孤石山有铁矿,置铁官;巂州铁石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台州铜梁山出铁;荣州有铁山;陵州铁山出铁;昌州有大铁山。”[7](卷32～34《剑南道》)

两宋时期,两川铁储量依旧丰富,南宋陆游的话证明了这点。他说:“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8](卷1)又四川饷臣言:“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4](卷180《食货志下二》)政府既然难以使川蜀成为铜钱流通区,只好退而求其次。而该地区众多的铁矿资源,历代铁官设置造成的冶铁技术的发达,使铁钱的冶铸流通成为可能,宋朝中央正是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设置铁监,铸造铁钱,以供流通。

二、商业繁荣,钱荒严重

宋代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为北宋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和平安定的条件。此外,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宋初实行了招抚流亡、开垦荒田的政策,并减免田赋以鼓励民户复业垦荒,以恢复农业生产。北宋统治者较为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提供、推广新农具的使用,鼓励各地优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加之农业中租佃契约关系、手工业中工值制度的实施,相对减轻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太祖登基的当年,即建隆元年(960)便“诏榜《商税则例》于(商税)务门,无得擅改增损及创收”[9](卷14《征榷考一》)。《商税则例》这部历史上首部商业税务法规的制定,完善了宋代商税制度。此外,城乡分治和新户籍制度的产生,交通条件的便利,使得北宋的商业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3处,到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已增加到46处。宋代城市不仅打破坊、市的界限,实行厢坊制度,还改变了汉唐以来的宵禁传统,街市店铺日夜营业。以都城开封为例,城内店铺林立,人物繁阜,车马拥挤,商铺、邸店、酒楼、食店、瓦肆遍布大街小巷。杭州、成都、兴元、建康等地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北宋商业的发展从商税的增长中可见一斑。真宗景德年间(1003～1007),全国商税仅450万贯,到仁宗嘉祐三年(1058)前,即增加到2 200百万贯,50年左右增加了近5倍。

就川蜀地区而言,该地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境内水陆交通便利,从秦汉以来就在全国占有了重要的经济地位。四川地处西南内陆,盆地四周的高山使得该地与其他地区相阻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其在唐末五代的混战时期遭受战乱破坏较小,地区内相对安定,中原衣冠士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因此,当北方经济因战争破坏而停滞、倒退时,四川经济却仍有所发展。北宋平定蜀地后,统一和平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淳化年间(990～994),蜀地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等反宋武装斗争,迫使北宋政府对其统治政策进行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川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再加上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都江堰等水利设施的兴修,与西南少数民族频繁的经济交往等,四川在北宋时期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北宋时期,四川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低于江浙地区而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茶叶产量占全国茶叶总产量一半以上,蜀锦、绫缎等丝织品驰名中外,井盐产量空前增多,此外四川还是宋代造纸和印刷中心。北宋四川商品经济也相当发达,农村中集市兴起,为城市商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成都、梓州、嘉州等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成都更是西南大都会和经济贸易中心,百货汇聚,蜀中和各地的巨商大贾都集中于成都,大批采购蜀锦、麻布、茶叶、纸张等商品,运销全国各地。熙宁十年(1077),成都府商税额为171 000贯,仅仅低于杭州商税额173 000贯,居全国第二位[10](P187)。这反映了川蜀是北宋商业发达的地区。

商业的繁荣具体表现在商品交易日益频繁,交易数额愈发巨大。《东京梦华录》载开封南通一巷全是金银彩帛交易之处,“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11](卷2)。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北宋政府设置多处铜监,采用较先进的冶铸方法,大量铸造钱币。唐天宝年间(742～756)每年铸钱数只有322万贯,而北宋神宗元封年间(1078～1085)仅铜钱即达500万贯以上。宋代铜钱的铸造量虽然有了较大的增加,但是钱币的需求量也随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急剧增加。此外,民间常销熔铜钱以制造器皿,铜钱私下外流也愈演愈烈,民间多储藏铜钱而不愿在市上流通[12](P261)。因此,铜钱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从而导致了钱荒现象的出现。

仁宗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上奏“淮甸近岁号为钱荒”[13](卷99《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札子》)。神宗时,张方平论曰:“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14](卷269,神宗熙宁八年十月)货币短缺,造成商品交易停滞,商人不知所措,农民利益受损,百姓用度日缺。面对钱荒带来的严重局面,北宋政府不得不在铜钱之外寻求其他的货币形式,以解决钱币入不敷出的问题。南宋吕祖谦曾说宋代“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因在于钱少”[9](卷9《钱币考二》)。本来铜钱的流通区陕西、河东,遂逐渐行用铁钱。仁宗康定元年(1040),因西夏战起,陕西驻兵日益增多,货币不足,于是自西川利州路兴元府等处运送小铁钱至陕西以助军费,陕西遂兼用铜、铁钱。庆历元年(1041),北宋政府“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仍罢兴元等处辇至小铁钱”[14](卷133,仁宗庆历元年九月),河东亦用铁钱。《文献通考》云:“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9](卷9《钱币考二》)

陕西、河东等本来的铜钱流通区域尚且需要行用铁钱以缓解钱荒,更不要说商业极其繁荣、本为铁钱流通区的川蜀地区。益州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北宋四川经济高度发展,商品贸易极其频繁,大宗贸易层出不穷,陆则肩挑车辇,水则连樯直进。川蜀地区货币需求本就不足,钱荒现象也非常严重,且当地缺乏铜材,故北宋政府输铜钱入川以代替铁钱的政策只好作罢。

三、政治需要,防铜外流

宋朝建立之后,本禁铁钱,民间有者必须送官销毁,否则就会被定罪。例如北宋在平定江南之后,采用了樊若水的建议,逐渐消灭铁钱在江南的流通。然而,对于四川地区,禁止铁钱的政策却未得到贯彻,相反,铁钱在该地域盛行不衰。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也与北宋的政治形势及宋朝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

太祖建宋时,统一之业仍未完成,与宋并立的尚有南唐、吴越、荆南、南汉、后蜀、北汉、契丹等国。为征伐各地割据政权,结束长期的分裂局面,宋廷不得不调用地方财货至中央以充实军费。蜀地的经济在唐代已十分发达,当时即有“扬一益二”的谚语。而在唐末五代的混战时期,蜀地遭受战乱破坏较小,地区较为安定,社会经济仍然高速发展。唐朝政府就多次利用川蜀的财力、物力平定叛乱,唐玄宗、唐僖宗都曾到此地避难。到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平定后蜀之后,宋政府随即想到利用四川的富庶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以使其统一全国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既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14](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后蜀于广政年间(938～965)开始铸铁钱,与铜钱并用。所以,北宋灭蜀后,旋即将后蜀国库中币值较高的铜钱收归中央以充国用,而沿袭其地行用铁钱的政策,并且增加铁钱的冶铸量,用铁钱兑换民间的铜钱,大肆购买金银等物。这样一来,川蜀地区的铜钱散失殆尽,铁钱几乎成为流通市场上的惟一货币。《宋史·食货志》云:“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4](卷180《食货志下二》)宋初,曾禁止铜钱入两川,此后虽取消此禁令,但效果一直不佳,只好作罢。

北宋政府对于川蜀货币政策的摇摆不定,并最终令四川为铁钱专用区,与其禁止铜钱散入四夷的政策亦息息相关。北宋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北边先后有辽、金,西北有西夏,西边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各少数民族为了增强国力,发展经济,大量地从中原输入铜钱。太宗时,“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4](卷180《食货志下二》)。仁宗时,“雄州、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14](卷171,仁宗皇祐三年十一月)。面对铜钱外流的严重局面,北宋政府屡次颁布禁令,严禁铜钱阑出边境。太祖初年,“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太平兴国中(976～984),“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仁宗“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元丰八年(1085),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后又“增严三路阑出之法”[4](卷180《食货志下二》)。徽宗时,加重铜钱外流之罪,“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15](《刑法》2之55)。政府虽然严禁铜钱外流,并试图加大刑罚予以杜绝,但由于携铜钱出境贸易获利很大,“利之所在,民不惮于犯法,前日杀之,犹莫能制”[16](卷5《乞复钱禁疏》)。神宗时,张方平论及钱禁问题,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外国共用”[14](卷269,神宗熙宁八年十月)。铜钱外流的现象禁之不止,宋廷于是在与少数民族国家接壤的陕西、河东、河北等地行用铁钱,以隔断铜钱外流的通道。川蜀地区地处宋朝的西南边境,与吐蕃、大理接壤。唐士耻说:“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谋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17](卷4《益州交子务记》)为防范铜钱自四川流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北宋政府最终确定了四川为铁钱专用区的政策。

四、余论

北宋由于其商品经济的发达,加上兵士屯戍和军事征伐的庞大开支,货币需求量较前朝大为增加。虽然冶铜技术有所进步,但铜钱的铸造量仍然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宋政府既无力以铜钱统一货币市场,便沿袭五代时期某些割据政权行用铁钱的政策。川蜀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铁矿资源,使之成为铁钱流通的最适合区域。北宋时期铜钱外流现象极其猖獗,致使本已十分严重的钱荒问题愈演愈烈,四川处于宋朝边境地区,迫使政府不得不加以防范,防止铜钱过多地进入该地区,这也是川蜀地区铁钱盛行的重要原因。

然而,铁钱币值低贱,在交易过程中行用不便,特别是在国家升平之时,商业繁荣,商品交易频繁,交易额也急剧增加,铁钱已难以作为唯一的货币在川蜀地区流通。于是,世界上最初的纸币便在此地诞生。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14](卷101,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益州知州薛田又奏准设立益州交子务,标志着纸币发行机构的正式成立。川蜀地区专行铁钱,间接导致了纸币的出现,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两川自铁钱与纸币兼用,无需铜钱的输入,便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以四川为铁钱专行区的政策也就正式确立下来。

[1] 饶登秩.论铁钱[J].古泉学,1936,1(1).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司马光.稽古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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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 刘挚.忠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唐士耻.灵岩集(四库全书珍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Reason for the Preva lence of Iron Co in s in Sichuan of the Nor thern Song D ynasty

WANG Hai-bao
(Society Co llege,AnhuiNorm alUniversity,W uhu,Anhui241000,China)

In theNorthern SongDynasty,Sichuan gave rise to the phenom enon of the p revalence of iron coinswhen copperswere them ain currency in ancientChinese society.Since the Eastern Han,the copper resourcesw ere scarce in Sichuan,but itwas very rich in iron ore,and the advance ofm etal fabrication techno logy in the region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use of iron coins.TheNorthern Song comm ercialboom led to a serious shortageofmoney forced the governm ent to release iron coins in som e areas to alleviate it.In the SongDynasty,copper d rainage phenom enonwas rampant.Sichuanwas the border area of Song,bordering on neighboring states.The Northern Song governm entm ade this region an iron coins area to cutoff the copper’soutflow channel.

No rthern Song Dynasty;Sichuan;iron coin;cu rrency

K 2

A

1674-0297(2010)03-0084-04

(责任编辑:张 璠)

2010-03-19

王海宝(1984-),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