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晓

（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创造性叛逆

王晓晓

（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翻译成为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有效手段。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利用叛逆性向社会彰显她们的价值。该文通过对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策略及其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概述，加深人们对女性主义观及其创造性叛逆的认识，从而认识到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翻译；创造性叛逆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它出现在原作之后,是从原作派生出来的。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女人被看作社会的弱势群体，女人低于男人。而译者被看作是作者的侍女，译者地位无法与原作者相提并论。由于女性与翻译被置于次等地位,使女人从事翻译工作时会产生叛逆性心理。翻译在不同时期就成为女性主义翻译者代表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有效手段。女性主义翻译者正是在翻译中利用叛逆性向社会彰显女性的重要价值,让社会听到她们的声音,从而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一、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文学家RobertEscarpit首次提出的，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振天先生首次把“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分为两种：有意识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创造性叛逆，很显然,女性主义翻译属于前者。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

西方女性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主要由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组成。随之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滚滚而来，其中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有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房间》、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Simon de Beauvoir)《第二性》、美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和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

由于男强女弱的性别逻辑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男性长期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而女性文化就处于弱势，受到排挤。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语言逐渐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英语中大部分以男性为中心的词汇同时也可以表示女性,女性的存在被人们所忽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举一简单例子，“man”一词既可以指“男人”，又可以指“人类”，泛指所有的人，而“woman”仅指“女人”。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语言性别歧视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将语言看作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作为语言活动的一个具体方面,翻译活动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者争取权利的一个有效手段。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是束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枷锁,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着手，语言成了她们争取社会权利的工具。女性主义者的观察视角犀利,翻译文风独特,她们对性别语言的大胆操纵使性别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其翻译理论同时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

在翻译中，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中介,重写或改写着原作,利用语言来干预文化。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尽量在翻译中体现出女性的特点,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它富有叛逆性，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

女性主义翻译家认为，译者的重要任务是依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诠释出原文之外的引申意义,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写或重写原作。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谢丽·西蒙(SherrySimon)、路易斯·冯·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史碧娃克（G.Spivak）、戈达尔德（B.Godard）和阿伍德（S.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认为翻译不是对原作的复制,而是知识和意义的再生。这种再生和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有关。女性主义译者不再隐藏于原著之后,生硬地去附和原著，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彰显其风格。女性主义者的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

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重新表述了贯穿于翻译史中的“忠实性”问题。传统的翻译理论要求译文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要忠实于原文。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忠实性应以时代为背景的新观念、多角度、多方位进行探讨。传统翻译观认为原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是二元对立的，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这中间地带正好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女性主义的翻译观认为这些二元的对比都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在那里每一元都是相对的、流动性的创造。就像巴斯奈特所指出的,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把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同时反过来试图去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

2.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的创造性活动

女性主义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有目的创造性活动。女性主义翻译者认为翻译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仿摩，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她们认为翻译是跨文化跨交际的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翻译是一项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它不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受到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3.颠覆译作和原作的主仆关系，主张译文与原文应是共生的关系、对等的地位

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造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前者的权威不容侵犯，翻译的价值低于原作。女性主义翻译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她们认为译者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纽带，是译者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给予了原作异域的生存空间。翻译使原文超越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延长了原作的生命，同时翻译也丰富了原文的意义。因此，原文和译文应该是共生的关系，而非“主仆关系”。

4.延展女性话语权，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译者认为，翻译中一直存在着明显和隐蔽的性别歧视。她们提出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谢丽·西蒙(SherrySimon)认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是低下、赢弱、派生的女性。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字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性别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四、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翻译中，关于如何具体操作创造性叛逆,Von Flotow认为女性主义翻译家一般采取三种翻译策略：补偿“supplementing/compensation”（对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此过程中需要译者介入文本）、前言“prefacing”或脚注“footnoting”说明（女权主义译者常用的方法,即在译者前言或脚注中对原文意图进行解释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进行概括）、挪用“hijacking”（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文中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观点的文本部分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女性主义译者主张对性别语言的批评并不能只局限于对一些词汇的更改,必须更为重视女性在语言中符号中的象征性。女性主义译者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凸显女性身影，充分显示出女性主义意识。下面举一例，语料选自《傲慢与偏见》的两个汉译本，分别由张玲、张杨和孙致礼翻译，以下简称张和孙。

When the ladies returned to the drawing-room，there was alittle tobe done buttohearladyCatherine talk…

张：女士们回到客厅，除了聆听凯瑟琳夫人说话，就没有别的事了……

按当时习俗，宴会结束后，女宾先退席，男宾则留下，边饮酒边谈些有女宾在场时不便谈的话题。

孙：女士们回到客厅之后，只是听凯瑟琳夫人谈话……

从例中可以看出，张的译本加了脚注，而孙的译本则没有。很显然，不加脚注意思也能表达得很清楚。但张却偏要加上，这是译者的女性主义思想使其为之，其目的在于揭示当时的风俗，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状况。这显然不符合传统观点中译者应是隐形的。

创造性叛逆还包括女性主义译者对非女性主义作品的创造性叛逆。一些女性译者对原作中她们认为有损女性权益的语句和逻辑进行了大胆的更改,以女性语言取而代之。女性主义者认为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主观意识的印记，因此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译作并不会损害原作精义，译文的创造性反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使原作有了时空上的延展。女性主义者要在翻译中再现女性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更改原文的意义,而是要扩充和发展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旨在反抗男性与原作在社会与文学中的绝对权威，提高女性与翻译的地位。

Harwood在她书的前言中提到“我的翻泽实践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译作有我的署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有了这种翻译意向,译者自然会在传达原作者思想时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叛逆意识,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有意识的误译。

不可否认，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女性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女性主义翻译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加强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不仅促使我们对翻译活动进行重新思考,同时也将推动国际之间文化交流和民族之间的了解。女性主义思想在翻译中可以得到体现，但过分强调女性主义，极端叛逆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46-160.

［2］张玲，张扬.傲慢与偏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孙致礼.傲慢与偏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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