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乐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中学，江苏 徐州 221000）

在评价隋炀帝时，史学界普遍认为他是千古暴君，人们对开运河、建东都、巡幸、隋亡原因及对其人的看法，各执己见，分歧很大。评价“亡国之君”隋炀帝，我略陈管见。

一、关于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开运河，首先有人认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遂为亡国之虐政”。［1］此说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但我认为这种评价不妥，说开凿大运河只是为了巡幸风光，未免目光短浅。隋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三百余年之后建立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巩固政治统一是摆在隋代君臣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特别是江南的形势从文帝就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从未间断。开皇十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2］同时江南少数民族也不时举众反隋。如开皇十年番禹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军围广州”。此年“诸俚，獠多亡叛”。［3］江南士族与少数民族的叛乱已给隋朝带来极大的恐慌，开皇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4］这就更增加了江南地区给隋朝造成的忧患，迫使其不得不重视和加紧防御。如开皇十年，调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压江都”。但文帝对江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好留待炀帝来解决。然而炀帝统治年间，江南形势进一步恶化。“炀帝嗣位，番夷、獠相聚为乱”，［5］“后数岁，黔安首领田罗阻清江作乱，夷陵诸郡民夷多应之”。［6］炀帝试图用收买人心的方法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大业六年，“宴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7］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开运河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隋炀帝如此急迫地开运河，说明他早已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加强控制江南地区。

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做后盾，尽管隋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移。因为隋面临的主要外敌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因为南亚诸国皆远隔大海，不会给隋王朝造成危害，而北方面临的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所以隋在加强对江南控制的同时，还必须把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北方。这样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就被割裂开来，巩固隋的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运河。由此可知，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之二是加强南北经济政治联系，充实财政，巩固中央集权。

当然，运河开通后，炀帝曾多次到江南巡幸，能否据此就把巡幸断定为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呢？我认为不能。运河开通后，马上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炀帝南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隋造船业相当发达，炀帝主要精力还在营建东都及附属工程上，兴趣还不在江南。并且炀帝多年任扬州总管，对江南风光并不是没有欣赏过。至于他为何至死不返回洛阳，也不是他留恋江南风光而死于江南，不能据此就说炀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巡幸。

以上几点证明，隋炀帝开运河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需要，是隋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是由当时社会条件发展变化而成的。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内在的隐藏着的实质，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的真正动力。所以，隋炀帝开运河直接的、首要的目的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而不是在巡幸上，即便有这种成分，也是次要的、附属的。

二、关于营建东都洛阳

史学界不少人认为炀帝主要为了游赏玩乐而大兴土木。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酌。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中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形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淮海一带实施兵力机动。此外，营建洛阳一开始就是和开凿大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营建洛阳并非是炀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按照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与开凿运河这样国计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统一规划，配合进行的。因此营建洛阳作为东都，在政治上，便于控制江南和东北广大地区，解除了炀帝“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之虑，而无鞭长莫及之忧，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实施。在经济上，便于贡赋和各种物资的运输，促进商品的流通，使全国的租调能及时运送到中央，加强了朝廷的财力。在军事上，能及时调遣军队，镇压原北齐和南方陈朝残余势力及士族的反抗，抵御外来的入侵。因此，以洛阳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加强了隋王朝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意义和影响远远大于杨广的奢侈和享乐。因此营建洛阳很有必要，其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

由上可知，炀帝营建东都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东都的建立有利于国计民生，对此不应全盘否定，指为暴政。

三、关于巡幸

炀帝巡幸，人们常把它看成纯享乐的事情，巡幸江都只是贪图江都风光而已。因此巡幸被指为害民亡国的一大暴政。我认为并非尽然，巡幸更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是为了求治，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炀帝执政前期，是有求治图强精神的。他“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有坠”，“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用求至治”。［8］因此，他经常出巡主要是为了求治。大业元年下诏巡幸淮海，此行乃查贪官，理民情，求得失。大业五年西巡幸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新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炀帝巡幸还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所以巡幸之处，无不是他认为容易生变的地方。江南形势不安定，所以多次巡幸江南。接二连三巡幸旧齐境域，这不仅因为中央与此地士族及汉王凉的势力矛盾颇深，而且因山东河南靠近京畿，所受奴役剥削较重，容易发生农民起义。隋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首先在此地爆发，说明炀帝巡幸此地是有远见的。对于河北的巡幸也一样。大业五年巡幸河北诏书曰：“今安辑河北巡幸赵魏。”就是调和这里的矛盾，使其保持安定团结。至于巡幸河东，就更是为了控制这一长期被汉王凉经营的地方。要控制这些地区，又不能刀枪相胁，于是只有用巡幸的方式而安抚之。可见，巡幸不过是对各地加强控制罢了。二安定边境，防止外患是炀帝巡幸的另一目的。炀帝巡幸边塞，主要往返与东北至西北沿线，这是有一定原因的。隋与东突厥的关系虽好，但也有矛盾隔阂。长期任北平襄侯的段文振就看到了这点，大业八年，他上书炀帝，认为“戎狄之性，无亲而食，异日必为国患”，建议“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侯，缘边镇守”。当时炀帝没有采纳段议。后来他多次巡幸启民牙帐绝不是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他对可汗的警告。当启民可汗死，始毕可汗立，炀帝怕形势有变，故再至此。可见炀帝对启民的巡幸说穿了就是监视。同时西域方面的吐谷浑经常抄斥隋境，至大业四年才被隋击溃，受降之众竟不服隋命。这在炀帝看来仍存在着隐患。西突厥还相当强大，仍想与隋分庭抗礼。对于边防上存在的各种矛盾，炀帝没有视若罔闻，而是密切关注。那么达此目的用什么方式最好呢？巡幸就是再好不过了。可见，隋炀帝巡幸也是加强控制边防的一种形式。总之，炀帝巡幸也很难说是一件坏事，其间是有一定益处的，有利于加强吏治，有利于了解民情，以惩不法，从而维持安定统一的形势，保证隋代社会经济迅速繁荣，防止边患的加深与复起，从而减少了民族战争，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巡幸是炀帝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对此，我们不应全盘否定。

四、关于隋亡原因

有关隋亡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所致，或是“隋代治国不公，关陇集团敌视关东集团，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首先隋朝的统治危机在文帝统治后期已显露出来，文帝所作所为，使隋朝统治已不稳固，危机四伏。如文帝为人“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又士莫得尽心竭辞”。［9］这种猜忌心理到后来更为膨胀，并越来越刚愎自用，又专注小节，不信群臣，认为元勋及功臣对他“威胁”很大，而加以贬黜甚至诛杀，如将内史令李德林贬为湖州刺史，还杀了上柱国刘昶，于是上下离心，日益陷入孤立；而对那些善于奉迎、投机阿谀的奸佞，都十分信任和重用，如将杨素擢为尚书左仆射等，朝政为奸佞所把持，政局日益动荡。晚年“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10］而“过于杀戮”，对犯轻罪的也处死，如此滥杀使阶级矛盾激化了。而文帝生活也日益奢侈腐化，开皇十三年，始建仁寿宫，死者万人；迷恋女色，宠陈、蔡二贵人；又“雅好符瑞”，提倡佛道二教；加之官吏的勒索，人民的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又“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错立杨广为太子，才种下了隋亡的祸根；加之重用杨素，在其策划下，杨广趁文帝病重，派张衡将文帝杀死。其次，至于说因敌视关东集团并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的评论，也是不全面和不完美的。炀帝不仅仅敌视关东集团，更加敌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关东实行暴政，而且在关中及全国都实行残暴统治。继位当年下令营建洛阳，建西苑，修建显仁宫，不久又令开凿运河，筑长城，治离宫，凿山通道，为征高丽又造车船，运送粮食、物资，每项大工程都征伐大批农民服役，使人民陷入绝境。又“猜忌臣下，无所专政，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亡”。［11］他享乐荒淫，多次到塞北、河西江都巡游，又向官吏勒索礼物，于是官吏们拼命搜刮百姓，大量征税，加之水旱或疫病不断发生，百姓更无法生存，于是纷纷起义；炀帝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恢复车裂枭首、诛九族等酷刑，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隋朝已面临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公元618年，炀帝被叛将宇文化及缢杀，落得个身死国亡的可耻下场。

因此可知，隋亡远因是文帝大杀功臣，信用奸佞，刑法严峻，随意杀戮而导致危机四伏；近因才是炀帝的暴政。因此，将隋亡的罪责全归于炀帝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公正的。

五、短评其人

炀帝虽属亡国之君，但也是有为之主。他虽有种种暴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不应该全盘否定。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根源于唐而盛于后世。人们议论炀帝总是把他指为反面教员，来证实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的，主要是后代史官所谓的“直笔”所夸大。如《隋书》、《北史》的作者魏征、李延寿在这方面是煞费苦心的。唐王朝为了长保李唐江山，总是从不同方面、不同事例说明隋亡关键在于隋炀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自然要以史为鉴，注意隋亡的教训，同时为了突出唐朝的功绩，不免要强调炀帝暴政而抹煞他的功绩。至于后世，种种说法，将天下之恶，皆归于炀帝。今天，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思想与活动应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和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炀帝作出全面深刻而科学的分析。

［1］禹贡（第七卷）.张坤河言.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

［2］［3］资治通鉴（卷一七七）.

［4］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5］隋书（卷二）·高祖（下）.

［6］隋书（卷五六）·郭荣传.

［7］隋书（卷三）·炀帝.

［8］隋书（卷三）·炀帝上.

［9］隋书（卷二）·高祖上.

［10］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下）.

［11］隋书（卷四）·炀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