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述论

2010-08-15何廷明

文山学院学报 2010年2期

何廷明

(文山学院政史系,云南文山 663000)

文山,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的东南部地区,东与广西相邻,南与越南接壤。这里居住着汉、壮、苗、彝、瑶、回、傣、布依、蒙古、白、仡佬 11个民族,现有人口 340多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文山地处偏远,加之境内山高箐密,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等原因,成为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晚、发展极为迟缓的地区之一。清初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他们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文山。在与各民族的共同交流中,汉族移民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汉族的迁入

文山地区原无汉族。西汉时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实行“羁縻政策”,汉族始从内地迁入文山地区。北宋皇祐五年 (1053),狄青征侬智高至特磨道 (今广南、富宁一带),派部将沈达领兵驻守富州 (今富宁),汉族士兵逐渐在文山地区落籍。南宋时,内地汉商与大理国贸易频繁,大理国至横山寨 (今广西田东县)邕州道商旅穿梭不息,文山地区是必经之地,部分商人留居文山地区经商。由于落籍汉族人数有限,有的被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如沈达后代融合为壮族。[1](P335)

汉族大批迁入文山地区,始于明、清时期。民国《马关县志》载:“马关辖境,原属蛮部,本无汉族。自明代沐英镇滇,其部散居各县,汉人足迹,此为嚆矢。”[2](P193)明初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以招徕内地汉民族开垦边疆。明洪武十五年(1382)后,在文山、广南设置卫所,[1](P335)江西、浙江、湖南、河南等地士兵举家进入,戍边屯垦,“广南卫开荒垦田 40578亩”。[3](P3)“明代实行军籍制,卫所军士、子孙均入军户”,“军户移民多为汉族”。[4]明时内地的一些商贩也陆续而至,并落籍下住,成为当地居民。清代实行绿营兵制和汛塘兵制。一是设镇、协、营于各处驻防,有事调遣,事毕返回;二是在一些要地设汛塘关哨隘卡,以千总、把总领兵驻守,分布广泛。改土归流后,广南府、开化府境内按照内地制度设汛,分置塘、卡:广南府境内设板蚌、者宾、富州、剥隘、普梅、阿记得、弥勒湾、命贴、者洪、董高、小维摩、拖白泥十二汛,领七十一塘,三十二卡;开化府境内设新现、坝洒、老寨、麻栗坡、乐龙、石榴红、江那、者腊、六诏、河口、石头寨、捏结白、牛羊、马达、箐口、天生桥、扣览、马街、山车、八寨、交趾城二十一汛,领七十七塘、六十一卡,拨开化镇兵分防驻守。[5](1232)这些汛、塘、卡 “星罗棋布”,大多分布在交通要道。“绿营兵均为汉人,于远地招募而来,年衰退役后多于驻防之地安家立业”,定居山区,改为民户,因此,有很多居住山区的汉族人民,是被派驻防而落籍下来的;汛塘兵丁亦多从外省招募而来,分防之后,垦田安家,多成居民聚落,他们“定居长住后,往往与原籍互通声息,导引家乡亲朋相率而来”。[4]汛塘兵制的建立和内地招募的兵丁大量进入文山地区,客观上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有利于文山地区的开发。同时,改土归流的实施,为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曾经是土司控制的文山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农民、工商业者纷纷进入。清康、雍以后,川、楚、粤、赣移居之汉族,散居于山岭之间,开山种地,渐成村落。据道光《广南府志》卷二载:“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徙。”[6](P79)道光《威远厅志》载:“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南所辖宝宁等属,因多旷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7](P50)民国《马关县志》记载:“清康熙改土归流时,内省商贩源源而至,客久成家,乐不思蜀,汉族渐盛。”[2](P193)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说:“麻栗坡汉人占十分之四以上,江浙两湖籍者,喜居平原地带,其职业不一,士农工商均有之。”[8](P4)有些地区因汉族移民长期聚居,逐渐发展成商业集镇。这些 “客籍流民”在文山地区,或凭技艺谋生,或经商贸易,或入山垦种,或租佃地主的土地,人口逐渐滋长,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责令地方官员稽查造册,以便管理。经查,道光十六年 (1836),“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7](P51)“流民”来去无定,且万山之中更难稽查,所报之数难免遗漏。尽管如此,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客户已占过半数”[5](P1233)。中法战争结束后,裁汰清军达数万人,均流落于文山、广南一带。广南府外地同乡会馆、莲城近郊墓碑和一些《家谱》记载,其汉族自明清主要来自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南京等省市。[1](P335)至民国时期,文山各县均已居住着汉族人民,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相互交流融合,对文山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首先,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促使文山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前,汉民族尚未大规模进入文山地区,此时人口甚少,境内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落籍汉族人数有限,有的甚至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俱系夷户,尚未编丁”。[5](P1232)就广南而言,“其时分布于四境者,附郭及西乡多农人,南乡多倮倮,北乡多沙人,”改土归流后,“川、楚、粤、赣之汉人来者渐多,其时滨河之区已无插足余地。商则麇集于市场,农则散于山岭间,垦新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9](P46)。大批汉族移民从内地举家而来,人数众多,他们以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各地,以民族群体的形式延续下来,并长期保持自己的汉民族特点,在与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和影响。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文山境内形成了“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的分布格局。到民国时期,汉民族已发展成为文山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

其次,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文山地区经济的向前发展。移居文山地区的汉民族,多来自内地发达地区,他们的到来、定居,不仅为文山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新的农作物品种,他们与文山地区各民族一起,共同对文山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前,文山地区人口稀少,多数地方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其人滨河流而居,沿河垦为农田,山岭间无水之地,尽弃之不顾,”[9](46)“土司所辖夷民,山地多不自殖,任其荒芜,”[10](P13)加之境内苗、瑶等少数民族 “刀耕火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相率而来,他们不但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而且在 “蛮荒”之乡劈山开地,不辞劳苦,辛勤耕耘。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垦种面积的扩大,耕地逐渐从坝子、河谷延伸到高寒山区。民国《广南县志》载:“汉人垦山为地,初只选择肥沃之区,日久人口繁滋,由沃以及于瘠,入山越深,开辟越广,山间略为平坦之地,可以引山水以灌田者,则垦之为田,随山屈曲,垅峻如梯,田小如瓦。”[9](P46)在保有土司权利的辖区内,“夷民”将不愿垦殖的荒芜山地,租与来自川、楚、黔、赣汉族移民,汉族移民则“每年纳银数钱以为地税,是谓地皮”。[10](P13)在农耕生产中,汉族移民普遍使用铁制犁、锄、斧、镰等生产工具和牛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还善于堵坝挖沟,引水灌溉,造福地方。《新纂云南通志》载:“开化府龙潭寨支河、开化里上下河,沿河三十余里,向用水车汲水灌田。然车多坝密,以致沙泥淤塞,河溢为患。咸丰四年(1854),知府李荣灿勘明河势,由上游龙潭寨开二支河,顺河两岸分溉田亩,尽去车坝,使沙不阻,滞水得流畅。”[11](P24)在当地民众中影响较大。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玉米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到了文山地区。据道光《威远厅志》载:“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7](P49)这里所说的“包谷”即玉米,原产于美洲,明末经菲律宾传入我国沿海地区,因为它具有耐瘠、耐寒、耐旱、产量高等特点,颇适合于山坡旱地种植,因此在清代前期逐渐普及于内地各省,又由内地经汉族移民传入云南,至迟在道光年间,汉族移民已经把玉米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到边远的文山地区,并在各民族居住地区普遍种植,成为文山地区山区居民的主要粮食。方国瑜先生说:“自十七世纪初年以后,广泛种植玉蜀黍、马铃薯在旱地之高产农作物,为发展山区农业经济之利器,起着积极意义。”[5](P1222)玉蜀黍、马铃薯 “这两种作物适宜在山区种植,产量高,是开发山区的利器,对山区农业经济起了巨大的影响。”[5](P1223)因此,玉米这种高产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推广,其意义非同凡响,它既解决了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问题,又使广大山区不断得到广泛和纵深的开发。

汉族移民移居文山地区较晚,移入初期只能耕种山地,但他们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逐渐致富,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民国《广南县志》载:“广南农民,汉农勤而夷农惰,夷农居地沃,而汉农居地瘠。汉农勤,虽瘠而富;夷农惰,虽沃而贫。汉农一岁勤劳,种稻之外,兼种豆、麦、包谷,夷农则每岁只种稻一次。有劝以种豆、麦者,掩耳不欲闻。”[9](P9)汉农种植各种杂粮,而“夷农”“虽有地而不种,宁任其荒芜”,种植作物惟稻谷,“衣于是,食于是,物物仰给于是”,十分单一,以致贫穷,不得不变卖土地,“近年夷农之田,渐为汉农所吞并,田地爬山,于斯信矣 (夷农居地,多在河边坝子,土地肥沃,汉农居于山间干燥之地,土枯水竭,因汉农勤劳,年有余蓄。游惰夷农,将水田典卖与汉农,主者易地,俗谓之田地爬山)。”[9](P12-13)部分富裕汉农渐由山区移居坝子,耕种肥沃田地。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文山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其表现是耕地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民国《广南县志》记载,“广南原属夷地,从未编丁”,[10](P3)但至清末民初,广南县 “农民约四万户,耕地约一百零一万余亩,平均每户约二十五亩”;[9](P53)民国十二年 (1923),广南人口达285632人。[12](P30)马关县嘉庆二十五年 (1820)时,人民 15571户,共计大小人丁 72694丁;道光六年(1826),新增 1400户,大小人 6139丁;“自光绪纪元 (1875)以迄于今,五十余年,休养生息,户口繁滋,较之嘉、道年间加增一倍以上”,民户达26431户,118640丁口。[2](P110)可见,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汉民族的大量涌入,文山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开发。

三、汉族移民对传播中原文化的贡献

汉族移民多来自内地先进发达地区,特别是移民中的官吏及其幕僚、文人、军士、商人以及家属,基本素质都比较高,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影响着居住地区及其周围的各少数民族,推动着当地文化的不断发展。据统计,改土归流后,清顺治十八年 (1661)至辛亥革命期间,广南府到任流官知府 93任 88人,都是朝廷派来的内地汉族官吏,知府茹仪凤、单光国、何愚、李熙龄等流官,倡文教,兴义学,重农稼,修水利。[1](P335)这些举措,惠及当地各族人民。随着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定居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先进的儒家文化也日益影响着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民国《马关县志》载:“汉族渐盛,大改旧观,中州礼乐,以次输入。至于今日,纲常道德,文章风雅,亦已大备。故士敦廉洁,女重贞操,力农务本,知耻好义,俭朴成风,忠孝为贵。”[2](P193)在汉民族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汉语、汉字成为各族人民交流中共同使用的工具,汉族的风俗习惯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载,侬人 “近年受汉人之影响至钜,各种不良风俗习惯竭力改革”。[8](P4)民国《广南地志资料》记载:“近来风气渐开,诸夷苗多有改从汉人习尚者”;[12](P31)侬人“人口占全属百分之三十,语言特别,亦多通汉语……丧葬亦与汉人略同,迩来渐知礼仪,青年亦多入学。……近城乡村一切习俗多有改从汉人者”;[12](P32)土僚 “语言习尚亦略近侬人,能习汉语”;摆夷 “有语言,无文字,亦知汉书,男女杂处,惟务耕种,婚丧礼与汉人相近”等等。[12](P33)汉民族文化的传播,丰富、繁荣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促进了各民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他们学习、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以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族移民多居住在交通沿线,便于信息传递,其所居住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各级衙门机构的治所所在,到民国年间,“做官或经商而来的汉族,大都居于城镇和交通方便的地区,特别是广南县城,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年间,汉族人口逐步跃居首位。”[13]“内地汉族不断涌入广南,传入先进的文化、技术和铁农具工具,汉族与当地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广南,促进了农业、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的发展。”[3](P3)汉民族长期聚居的地区,促成了近代文山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山地区因地处偏僻而普遍落后的状况。

总之,近代,文山地区由于汉族移民的大批迁入和开发,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李燕老师在《试论清代文山地区与越南的贸易》一文中所指出的:“得益于大规模移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广南、开化地区经济,从一开始就得以采用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因此,尽管开发较晚,其经济发展水平在清代中叶就已赶上甚至超过了同属中越边境的红河地区。”[14]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为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 (第一卷)[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 (民国)张自明,修.王富臣,等.纂.马关县志 [Z].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石印本.

[3] 云南省广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南县志[Z].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4] 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J].民族研究,2003,(2).

[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清)李熙龄,著.杨磊,等.点校.广南府志点校 [Z].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7] (清)道光.威远厅志卷三 [Z].

[8] (民国)陈钟书,等.修.邓昌麒.纂.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 (中卷)[Z].

[9] (民国)广南县志 (第 6册)[Z].1965年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藏广南县志稿本传钞.

[10] (民国)广南县志 (第 8册)[Z].1965年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藏广南县志稿本传钞.

[11] (民国)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 (第八十册)卷 141农业考四[Z].1949年铅印本.

[12] (民国)广南地志资料 (上册)[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