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蓉

（汉中市汉台中学，陕西 汉中 723000）

教育现代化，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学生成长主体化，学校课程现代化，教师队伍优质化，学校教育社会化等诸多方面。它是一个多层面、多框架的大系统。教育现代化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实现一步步的转变与革新。纵观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揭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以科学和封建，中学和西学的交锋为主线，孕育了现代教育的种子。1902年、1903年“钦定”、“奏定”的“学堂章程”，引见了西方现代学制。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颁布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方针。这些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由孕育而初露端倪。正值此时，由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改革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的教育思想，为教育现代化进程开创了新的局面和新的起点。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教育观念现代化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可谓是陈腐不堪，学生并不是为了读书而来，有些学生不过是来混一资格，以便进入政界。民国初年间，盛行“两院一堂”之说，是说出入北京妓院的人多是参议院、众议院和北大的人。蔡元培自述中讲到“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却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而讲堂之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1］。其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与声名有碍，劝他不就。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2］。蔡元培后来就此事还说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句话［3］。蔡元培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4］。在1917年的1月9日的升学典礼上，他讲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日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请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比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三日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5］1918年他便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6］。

蔡元培上任校长，将他对教育的抱负，国外的习得，科学民主思想溶汇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贯穿于北大的每一项改革。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7］。“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8］。“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兼容并包实则是容纳一个古今中外。蔡元培是从旧学堂营垒中走过来的人，不断接受西方思想，崇尚民主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弥漫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格格不入，而正是由此才能改变其旧式学风。而且蔡元培对北大的一系列改革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可谓是新北大的“灵魂”。

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教员——教师队伍优质化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旨”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加以聘任。

这样一种兼容并包，大胆的聘任制罗致了各类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了流派分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君默，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刘师培、黄节、崔适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百家争鸣，盛及一时。

在当今回望那种情形亦令人神往。

与此同时蔡元培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讲学，杜威、罗素、泰戈尔等相继来校讲学。还曾邀请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但时机不成熟，没有来。蔡元培任用人才不拘资历，梁漱溟报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学者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关注，为蔡元培所赏识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师。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任独特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的时候二十六七岁，梁漱溟仅二十四岁［9］。

三、改革学科和课程的设置——学校课程现代化

蔡元培认为，“学术”一词代表两方面，即“学为学理，术为应用”［10］。“学”“术”之别，它们的关系是“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11］。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术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将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1918年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分哲学、国文、英文、数学等五十四种专门课程。课程设置有轻，有重，有主流，有次流，种类多样化，内容也更具体、科学。整个课程的改革体现出科学治学的精神。

蔡元培认为“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12］，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1919年，将各科所属的十四门专业一律改称为系。

蔡元培认为“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13］。“盖世界为有机的组织，有特长者不可强屈之以普通，世界有进化的原则，有天才者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此后新教育必将改年级制为选科制”［14］。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改年级制为选科制，打破了专制教育的束缚，让学生自由选择，发展其个性，对有特长者，不强屈之以普通，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此项改革，随后不久即为各个大学所采用，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15］。

四、破除封建，男女同校，推行平民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化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无大学男女同校的禁令，但为事实上所不容，而女子大学教育又极不发达，全国只有教会办的少数几个女子大学。蔡元培毕生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应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之后公开宣布：北大准备招收女生，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占有半数的女同胞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能增加一倍。他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社会在不断进步，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尺度，北大男女同校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全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效仿北大，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公私立大学，开始陆续招收女生。

同时，蔡元培努力推行平民教育，他说“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16］。为此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招生考试从严，以考试成绩为标准，杜绝并无才学的纨绔子弟入学；二是把校门打开，招收旁听生；三是在北大办起了校役夜班，为学校工友提供学习机会；四是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校外平民入学。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起到了重要影响。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之一是教育民主化，其逐步打破了教育由少数人，特别是社会统治者垄断、主宰、专制，而使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享受、掌握和利用的教育，这是社会进步、人类进步和教育进步的重要标志。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还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而且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他的教育思想贯穿着对民主、科学、自由、个性的追求，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教育实践中表现出不屈从压力，锐意改革，坚持信念的品质。如果说他民国初年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制度，反映的是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那么对北大的改革，包容博大，规模恢弘，影响深远，尤为凸现了他作为杰出教育改革家的远大理想和个性品质，塑造了他在一代学人心目中的精神表率和大学灵魂形象，至今光芒不减。

［1］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5］［7］［8］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6］［16］转引蔡元培言行录.广益书局，1932.

［9］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11］［14］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

［12］［13］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转引何炳松.二十五年来之中国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