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袁祺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深化，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知识分子由社会的中心主导地位走向了边缘地带。与此同时，大批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生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意义，为我们展示了转型期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异化现象，值得深思。哲学上讲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两种：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人到中年》反映了人的物质世界的匮乏和精神世界的高尚，《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单位》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捉襟见肘，精神层面也逐渐萎缩，也正是物质生存的极端贫困导致了人的精神存在的异化和扭曲。其中，人的尊严与伟大荡然无存，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人被迫放逐梦想，这时的文学在表现对人的生存的高度关注时，流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

一、底层知识分子物质生存的艰难

“‘网’的能量是巨大的，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家庭、社会、单位共同构成了一张网，丝丝扣扣有条不紊”。［1］人挣脱不了这张网，也就逃脱不了生活的艰难。贫穷、无奈甚至痛苦是社会转型期普通知识分子真实的生活状况，新时期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细致、坦率地描写了物质严重短缺的残酷现实和人们在这种境遇的逼迫下陷入烦恼的状况。

房子是人存在的基本生活保障。“房子乃是人在世，安身立命的一个角落，人房两者不可截然分明。房子虽然属于物，有异于人，但无房之人之自我瞬即无所自保，两者关系有如唇齿”。［2］不仅如此，住房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质量。《人到中年》里，陆文婷一家四口住在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子里。《烦恼人生》中，印加厚工作了十七年还没有分到房子，他们暂住的地方面积狭小，晚上睡觉会把孩子蹬下床来。《单位》中，老何一家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牛街贫民窟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中漏雨。小林一家开始跟别人“合居”，两家常为公用的空间发生冲突。住房本是私人化的空间，却要和他人分享使用权，家带给人的安全感消失了。房子中构建的家庭本应是人放松身心的摇篮，在这里却成为人们身心俱疲的诱因之一。

除了房子问题，物质生活的贫困也是社会转型期底层知识分子生存艰难的重要表现。《人到中年》里，陆文婷躺在病床上，想到要给园园挑一双白球鞋，可是顷刻间一张张标价牌迎面打来：三元一角，四元五角，六元三角……这是一个悲哀的隐喻。《烦恼人生》中，印加厚本想给父亲和岳父买寿礼，最终因囊中羞涩，两手空空而归。《一地鸡毛》一开篇就写小林为买到更实惠的豆腐，早晨六点起床排队；为了省四五十块钱，小李居然铤而走险让生病的孩子吃大人的感冒药；一碗一块五的炒肝，小李将孩子嚼不动又吐出来的肠子扔到自己嘴里……这些细节零零碎碎地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艰辛，紧张的住房、飞涨的物价、微薄的薪水……各种社会问题加强了生存的压力，人们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显得渺小、无奈，始终处于生活的困窘和烦恼之中。

人们不仅要承受家庭重担，而且要面对社会工作的巨大压力，于是自然陷于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重挤压下。《人到中年》里，陆文婷作为医生，全身心投入工作，把病人的眼睛当作“神圣的召唤”；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虽珍视家庭，但繁重的工作使她难以尽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正是在这样的角色冲突和双重压力下，她心力交瘁。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单位》中，印加厚和小林在家庭生活中，吃力地扮演着为人夫为人父的角色；在其所供职的工作单位中，他们必须努力摆脱等级阶梯的底层地位，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单位，都有一张无法摆脱的“网”，包围着他们的都是烦恼。

二、理想与现实的无奈较量

人生的烦恼，从根本上说是由现实和理想的脱节引起的。理想的崇高和现实的无奈形成巨大反差，理想在现实面前逐渐成为幻想，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需求难以满足，造成心理上的失落。历来解决人生烦恼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二是放逐理想以适应现实。《人到中年》里，她怀着崇高的理想，对工作充满热情，但是毕业十八年，陆文婷依旧是十八年一贯的住院大夫。她为了崇高的理想付出和放弃了很多，但收获甚微，她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却无法得到社会力量的认可和尊重，更不必说自我实现，潜能被无情的现实条件束缚，无法充分释放。“什么是有意义的付出，什么是无价值的浪费生命；知识分子的问题究竟暴露了中国社会哪些更加可怕的深层隐患？陆文婷，还有傅家杰、姜亚芬、刘学尧们的‘疲劳’和‘断裂’难道仅仅是身体上的某种病变吗？他们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到了不惑和知天命的中年，不也同样面临着可怕的疲劳与断裂吗？”［3］

冲破“网”的束缚，追寻人生的价值不仅要付出青春，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现实生活的“网”纠缠着美好的“梦”，人们往往越要挣脱“网”的困扰，离“梦”的距离可能就越远。池莉在《我写〈烦恼人生〉》中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没有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那无边无际的事务，琐碎、浩繁的现实，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4］所以，生活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现实，要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必须熄灭理想之火。

进入现代以来，人们物质欲望扩张，在物质与精神的对决中，物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理想和信仰逐步退出意识空间。《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是现代化操作工，属于底层知识分子，曾受过日本专家的严格培训，对工作充满激情，他也有对美好爱情的回忆与向往，但是生活中的世俗小事不断袭击着他，面对坚韧的现实生活之“网”和理想人生的“梦”之间的矛盾，“（印加厚）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5］在现实面前，一切理想都是幼稚可笑的，“梦”与“网”对决时的苍白无力说明：“梦”是可以忘记的，但“网”是无法躲避的，“梦”虽然美好，但总归是虚幻飘渺的。

三、人的精神世界走向荒芜

在“网”与“梦”的较量中，人们得到教训，明白只有执着于现实，抛去不切合实际的梦想才能与现实的生存困境形成某种调和。《烦恼人生》的最后，印加厚在梦中想：“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6］但实际上，“梦”醒来后，交织着生存困境的“网”依旧包围着人们。所以，面对前所未遇的生存状况，普通知识分子进行着精神世界的挣扎，他们尝试着为自己寻找新的定位。

《人到中年》里，陆文婷坚守自己的底线，以崇高的尊严向严峻的生活提出挑战。文革期间，她不顾个人安危为焦成思做手术，喝退了闯进手术室的造反派。陆文婷对病人一视同仁，面对秦波的百般苛刻和刁难，亦是不卑不亢。她有着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不论身处怎样的生存困境，始终保持着矢志不移的人格姿态。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陆文婷这里还是高扬的。

不过，“人的现实精神形态，既有超越世俗的昂扬的、充满理想和激情的一面，同时还有价值和理想受现实人生的磨砺而向世俗妥协、归于平庸的萎缩感，无奈和麻木的一面”。［7］在寻找价值定位的过程中，普通知识分子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固守的精神家园己渐趋荒芜。《一地鸡毛》、《单位》、《烦恼人生》描写了他们因找不到精神家园而空虚苦闷。这时，知识分子开始拒绝诗意和浪漫，对生活诸多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表现出默认的态度。

在诗意与栖居的关系上，海德格尔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8］荷尔德林的诗句说：“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9］人之特殊就在于，人除了有肉体生命之外，还有精神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在世的方式应是创造生存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保存和延续生命的“生存”。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生活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深入人心，物质刺激蚕食掉了海德格尔宣扬的生存的诗意。在《一地鸡毛》中，小林的老婆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目清秀的姑娘，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几年之后，竟变成了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偷水的家庭妇女。“小李白”是小林的大学同学，在学校时喜欢写诗，但在生活的打磨下，“小李白”弃文从商，言谈举止粗俗不堪，诗意不再。诗意在现实生活中脆弱得不堪一击，从前的个性、爱好甚至外在形象，由于缺乏精力、财力的支持而逐渐萎缩，解决物质难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种诗意失落的生存状态中人的精神被异化，每一个个体都被抛入这个漩涡而难以自拔，深刻地反映出人们精神状态的生存危机。

同时，经济转型给普通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价值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知识分子主体性的缺失，使他们不得不转而依附并顺应世俗潮流。《单位》中，刚进入社会的小林心灵纯朴，满是学生气。女老乔劝小林写入党申请书，小林竟说：“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这说明小林在刚走出象牙塔时，有一种冲破固有体制的勇气。但有形或无形精神和物质的压迫，摧残着小林的个性，后来小林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写入党申请书，每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人们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更不必说改造环境，人的主体精神在泯灭。在生活的逼迫下，人的精神活动停留在对世俗的随波逐流上。正如弗洛姆所说：“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现代文化模式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塑造自己。”［10］

小林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去卑躬屈膝、行贿送礼，甚至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微小的权力谋取利益。“小林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在小林身上丧失殆尽。对于社会的不正之风，小林不是批判而是参与其中”。［11］小林夫妇曾经被社会规则玩弄，为调工作送礼，为孩子入托找关系，元旦要给幼儿园阿姨送礼。后来他们则从社会潜规则中得到了实惠。小林轻而易举帮了瘸腿老头的忙，就得了一台七八百块钱的微波炉，并从中得到启示：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他经历着精神的蜕变，一点点出卖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当他对一切安之若素，对丑恶的现象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时，他的主体精神就消失殆尽了。

四、结语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许多底层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离理想越来越远，对人生产生迷茫。坚守传统的精神独立，就无法获得物质上的丰盈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因此，贫穷带来的尊严丧失和主体精神的沦陷成为时代的无奈选择。外在现实与内心坚守的矛盾造成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荒芜，投身世俗成为他们的人生策略。

普通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的困境中失去了原始的坐标，但这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分明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新时期的许多作家通过对自身精神环境的探索与叩问，在精神迷惘中强烈折射出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一地鸡毛》的确打碎了旧的金碧辉煌的神殿，留给人们一片精神的废墟，但正因为是废墟，所以才拥有了重建的无限可能性”。［12］知识分子需要在“网”与“梦”的交织中重拾远大的“梦”，重建自己的独立精神，昂扬其人格，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从社会担当来说，不仅必须是一名拯救者，而目必须是一名自救者，甚至首先必须达成心灵的自我拯救才能去拯救别人”。［13］

［1］张捷鸿.坚守：现代英雄的特征——也读《烦恼人生》［J］.妇女学苑，1996，（3）.

［2］管宁.灵魂的裂变：社会变迁中的人格姿态——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人性描写之流变［J］.江汉论坛，2001，（11）.

［3］郜元宝.《人到中年》摘评［J］.当代作家评论，1995，（3）.

［4］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2）.

［5］［6］池莉.烦恼人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49.72.

［7］管宁.人性视角：新写实小说的价值评估［J］.浙江学刊，2001，（5）.

［8］［9］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465.468.

［10］冯川等译.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87.

［11］吴正华.论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J］.文教资料，2009，（6）.

［12］范家进.中国现当代小说点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98.

［13］贺绍俊.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J］.文艺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