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才”、“气”、“学”、“习”论新探

2010-08-15严迎春

文教资料 2010年8期

严迎春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北京 100025）

“才”、“气”、“学”、“习”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在研读《文心雕龙》原著时，发现以往学者们对于这四个概念的界定，以及几处关键原文的理解上，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不揣浅陋，谨陈如下。

一、才

一般认为，“才”即“才能”，作家天生的禀赋。这一理解并不全面，也不够深入。在刘勰看来，“才”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而且，才能是天生的，所以不仅十分珍贵，而且会各有不同（“才难然乎，性各异禀”①）：既有高下之分（“才有庸俊”），又有迟缓之别（“人之禀才，迟速异分”）。

因此，刘勰非常重视“才”在创作中的作用。在《事类》篇中，他以“姜桂”与“文章”类比，指出“才”对作家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他还将“才”与“学”对比，指出了“才”的“盟主”地位（“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

但刘勰的“才”，却并非指饱读诗书后的满腹经纶之才，而是仅指文学方面的才。这点很有必要强调。因许多学者都是将此“才”笼统概括为“天生的禀赋”（如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等）。而事实上，刘勰在书中是讲得很清楚的，如《才略》篇：“桓谭著称，富号猗顿，宋弘私荐，爰此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只长于讽刺，不及丽文也。”

牟世金也深有同感：学术论著的写作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才气，《才略》篇只承认文才，故桓谭的论著仍旧是“无才”。而所谓“丽文”或者“绚采”，作为与“著论”和“博识有功”的相对概念，是指与之性质不同的文学而言了。［1］

所以，将刘勰的“才”释为“天生的文学才能”比笼统的才能更合原意。

在这个问题上，刘勰还有一重大超越。他也认为文学才能是天生的，但也认为“才”是可通过后天的训练得到增加或发展。他一重要观点就是“酌理以富才”，指出博闻强记、积极思考对增加才能的重要作用，“将赡才力，物在博见”。又主张“因性以练才”，强调在“练才”时要依照本性，否则“习与性乖，则勤苦而罕效；性为习误，则劳而鲜成”。［2］

这样，刘勰的“才”，就不仅仅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还是一种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到开掘和发展的。较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思想，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气

所谓的“气”，范、杨、周都注释为“作者的气质”。②据王元化的考证，刘勰之所以将“气”作为作家素质的重要因素，“是受到王充的自然元气论的一定影响”。［3］王充《论衡》有云：“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

刘勰对作家素质中“气”的要求，较之于“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体性》篇有这样四句话，为学者们广泛征引，以为明证：“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

但在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句读上，我有不同的看法。前人解释时，都把第一、二句和第三、四句之间用分号断开，按两个意义段来理解。如周振甫解释为：“个人内蕴的才能最初是由于气质所造成的。”［4］王元化也说：“照刘勰看来，才性或才情是由气所决定的。《体性》篇‘才气居中，肇自血气’，即申明此旨。”［4］

我以为：“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 三句都是上承第一句“八体屡迁”而来，它们之间实际是并列的关系。表现在句读上应该是：“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换言之：“八体屡迁”的完成，最后一步靠“学”，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才”，但最初起作用的则是“气”。因此，在下文中刘勰才详细论述为什么开始发挥作用的是“气”。否则，刘勰又何必还将“才”与“气”并列为作家素质的要素呢？所以，笔者认为，只有依照上述的断句和解释，才能充分证明刘勰对“气”的重视，也才能看出他这种观点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前后传承。当然，也更符合原意。

刘勰既然如此重视作家的气质，那么他最为欣赏哪一种气质呢？

从《体性》篇中“柔”字的解释可知：“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在解释这句话时，各家都将“柔”解释为“柔婉”之意。但参考上下文，这一解释则明显矛盾。“庸俊”、“刚柔”、“深浅”、“雅郑”这四对词，不仅是反义词，而且是感情色彩对比鲜明的四组褒贬词。如果这样解释“柔”，岂不是和上下文矛盾？而刘勰对此四者的态度可谓是爱憎分明，取“俊、刚、深、雅”，而鄙薄“庸、柔、浅、郑”。所以，这里的“柔”解释为“柔靡”、“轻浮”之意似更恰当。基于此，我们就会明白刘勰喜“刚强之气”，恶“靡靡之音”了。

如何“练气”，使文章文气浩荡呢？刘勰认为要有丰富的思想感情，所谓“思不环周，索莫乏气，无风之验”。黄侃解释说：“可知情显为风深之符，思周乃气足之证，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气者，荡荡如系风捕影，乌可得哉？”［2］97这可谓不易之论。

三、学

所谓“学”，乃学习之意。然刘勰的“学”非泛泛而学，而有“必学”、“选学”之分。在刘勰看来，儒家经典著作是必学的。所以他视五经为“群言之祖”、“极文章之骨髓者”。又说，“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对圣人之言推崇备至。

此外，刘勰还认为在技巧上要有“风”和“骨”：“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是创作者所必须拥有的，如果此方面没有练好，“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刘勰还认为，在“必学”之外，还要据自己的天资、性情学习。即所谓的“选学”。在《正纬》篇中，他说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所以对于纬书也不宜一概排斥，而要有选择地学习，“芟夷谲讳，糅其雕蔚”。另外，每个作者的自身素质是不一样的，所学习的东西应该适合自己的本性，才能有所收益，而不可逆性而学，所谓“摹体以练习，因性以练才”。

因此，在选择“学”的对象问题上，刘勰主张要十分慎重，特别是在初学之际，“学慎始习”。因为作家写出的作品，和他所模仿的东西总有几分相象，而学习对象的“庸俊”、“刚柔”、“深浅”、“雅郑”，将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创作的风格和品位，“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体”。

在学习态度上，刘勰认为应该有恒心。“熔铸经典之范，翔集经史之术”是很伟大也很艰辛的过程，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长期坚持，下苦功夫。

四、习

所谓“习”，指的是后天的陶染。这种陶染首先是来自书本的。如果“习”仅仅指对书本的研阅，那么“习”与“学”就毫无二致，刘勰又何必重新提及呢？

综观全书，这里的“习”还应该包括外界环境的陶染，包括作家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时代环境两个方面。首先，自然环境。刘勰在《物色》中说：“情以物迁，物以情发。”这说明，在刘勰看来，外界环境对作者内心情感的激发陶染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人的思想感情也是随着外界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明诗》篇又说：“应物斯感，感物吟志。”作家所见“物”之不同，所“感”也应不同。其次，时代环境。《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明确说明了一个时代的文风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风。建安时代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晋世群雄，稍入轻绮”。“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上来，形成一代文风”。［3］133

综上所述，刘勰所说的“习”，应该包括书本、自然风光和时代三者对作家的影响。而后两者都取决于先天的因素，难以左右，只有书本是可选的。这实际也就指出了作家学习创作所应该主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