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2000年,以“失言”著称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1937—)接连做出了不合时宜的“神之国”和“国体”发言,一时间舆论哗然。“希望国民牢记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5月),日本“共产党……不承认天皇制,要解散自卫队,也不承认日美安保条约。与这样的政党一起,如何能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的国体?”(6月)。森喜朗的发言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界的严厉批判,但与其说舆论的反对是由于发言中的迷信色彩 (“神国”)和保守立场,不如说是因为战前曾与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有密切联系、战败后已从言语层面上消失的“国体”一词,却在战败半个世纪之后,从日本的国家元首口中再次出现。联系到国体论在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日本的有识之士有理由担心,如上发言不仅仅是一种“失言”,而是暗示了某种思维或意识在战后的延续。

国体论从明治起就被确立为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直至战败为止。它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的统治为万世一系、日本乃一大家族国家、君民关系并非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而是基于浓厚的感情因而情同父子等等,这些特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传统在内的国家特质统统被称作“国体”。国体论者声称日本的“国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常在“国体”前冠以“万邦无比”“金瓯无欠”等形容词,用以表达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国体论为天皇的统治赋予了政治正当性,而它对日本民族特性的强调也发挥了统合民众、确立民族认同的作用。纵观日本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发现“国体”几乎每次都是重要契机和推动力量,因此战前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用“国体民族主义”①关于“国体民族主义”这一说法在《丸山真男座谈》(第六册)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98年版第 7页及姜尚中所著的《民族主义》东京岩波书店出版,2001年版第 23页都有提及。的说法来概括。日本在上世纪 30年代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就是发生在 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由于集中暴露了“国体”意识形态的绝对价值特征和暴力特征,国体明征运动是战前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

“明征”与“明证”相同,即“明确证明”之意。顾名思义,“国体明征运动”是一场明确“国体”是什么的运动。但运动虽然打着国体的名义,其目的却并非如字面所示是为了澄清国体的含义。国内对国体明征运动的研究寥寥可数①王金林的专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任佳韫的《天皇机关说事件——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的催化剂作用》发表在《中国高教论丛》2003年第 4期。,且都偏于实证研究,尚未见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的深度分析。本文拟采取民族主义的视角,以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分析国体明征运动,进而考察国体论在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中的作用。

一、关于“国体”的两次争论——国体明征运动的背景与过程

国体明征运动是在 1911年明治末大正初的一个重要学术争论——“天皇机关说”与“天皇主权说”之争——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一争论是对1889年明治宪法所确立的天皇制国家体制做出的不同解释。在法学者之间,以“统治权的主体是谁”为焦点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信奉“天皇机关说”,即在宪法学上主张天皇是国家的机关,统治权在于国民,主要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1873-1948)为代表;另一派则信奉“天皇主权说”,主张天皇是国家主权的主体,以继承了穗积八束的学说的上杉慎吉 (1878-1929)为主要代表。

“天皇机关说”以德国公法学者耶利内克的“国家法人”理论为基础,认为国家是法人,是拥有共同目的的共同体,统治权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天皇,天皇不过是国家行使统治权的最高机关。“统治的大权绝不是天皇一人的私事。统治权不是为了天皇御一人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目的而存在”[1]否认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认为天皇须受议会限制,议会在原则上对天皇完全独立,并不需要服从天皇的命令。这一学说对议会内阁制和政党政治形成了法理上的支撑。

“天皇主权说”则认为国土和人民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君主是超越国家、拥有绝对权威的存在。天皇是一切国家意志的最高决定者,议会只是参与行使天皇的统治权,并不能独立地表达国家意志。上杉慎吉由这种观点出发,批评美浓部的学说违反了日本固有的国体。

这场 1911年开始的争论也叫做第一次天皇机关说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美浓部学说压倒上杉学说占据了优势,成为法学界的主流。因为天皇机关说主张立宪政治、限制君权、加强议会的作用,符合当时明治国家的政党内阁制趋向,因此成为政府依据的学说,并且美浓部的著作在高等文官考试和文部省对教员资格认定的考试中,一直被作为考生的权威参考书。但到了 1935年,天皇机关说再次受到了攻击,这就是国体明征运动,也叫做第二次天皇机关说争论。相对于第一次天皇机关说争论只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作为第二次争论的国体明征运动却由一个学术问题直接转变成了政治斗争,最终天皇机关说被明令禁止。

1935年 2月 18日,在乡军人 (即退伍军人)议员菊池武夫等攻击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是对国家的“慢性谋反”,美浓部为破坏国体的“学匪”,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2月 25日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身为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对此只身进行了辩解,赢得了贵族院和新闻界的支持。这刺激了机关说的攻击者们,于是以民间右翼团体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中心,贵族院、众议院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想要借此实现倒阁目的的政友会也加入进来,一齐掀起了反机关说运动。逐渐地,反机关说的打击范围从美浓部本人扩大至赞同“天皇机关说”的学者和政界要人。随着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步步紧逼,运动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倒阁,后来,运动发展成全国性的大众运动。“天皇机关说”问题终于由学术争论转变成一场政治斗争,从知识阶层扩展到国民 (nation)范围。本无意反对天皇机关说的政府终于顶不住压力,于 8月 3日和10月 15日发表了两次关于国体明征的声明,指出“我国统治权之主体在于天皇,此乃我国体之本义,帝国臣民绝对不动之信念,帝国宪法之上谕及各条章之精神亦存乎此。然所谓天皇机关说漫引外国事例学说,言我统治权之主体不在天皇在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有悖神圣国体,严重曲解其本义,必须铲除之。政教及其他百般事项,皆要以万邦无比之我国体之本义为基本,显扬其精髓”。就这样,美浓部的学说终于被“铲除”。

这以后国体明征运动更加激化。1937年 5月,文部省发行了《国体之本义》,作为国体明征、教学刷新的国民性教科书,印刷了 30万册分发于全国的小学、中学、高中、专门学校、大学、图书馆等处。在第一部分“大日本国体”的开头就指出,“大日本帝国乃奉万世一系之天皇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之国家,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此乃我国体精华之所在。”《国体之本义》到 1941年 5月发行至第六版,作为其续篇 1941年又出版了《臣民之道》。文部省变成了普及国体教义的思想统制机构。

国体明征运动的背后自然有政治势力的较量,但是如果仅把它定位为一个权力争斗的政治事件,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就不会进入研究视野。比如,为何运动围绕“国体”进行?为什么明确国体的含义甚至需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来解决?在第一次天皇机关说争论后占据法学界主流并被政府所提倡的美浓部的学说,为什么在 20年后再受攻击并全面落败?为何在这场由军部和右翼发动的政治运动面前,从知识界到广大民众阶层,不仅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抵抗,反而几乎是“万马齐喑”?在这些问题之中,蕴含着日本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乃至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异性。下面就将借助思想史的研究,考察“国体”与日本民族主义结合的原因与特质。

二、“国体”意识形态的功能——从同化与统一转向防御与排斥

在源于西方的近代法学政治学里,“国体”指按照主权所属来区分的国家形态,如君主制、共和制等。但在日本近代所用的“国体”却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它专指在神敕的基础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现人神进行统治的日本独特的国家形态,以及支持这种政治形态的伦理体系、历史叙述和世界观。因此它并不仅指政治体制,还同时涉及了伦理、历史、风俗以及感情等领域,是日本近代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正由于其含义的多面性,“国体”是一个无法纳入法学政治学范畴的概念,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学者关于日本的国体含义的解释不计其数,但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统一的定义。

虽然“国体”的定义暧昧不清,在实施意义上却未妨碍它功能的发挥。在幕末以及明治前半期,它成功地发挥了统一民族意识聚合民族力量的作用。在幕末时期,正是国体论成为尊皇攘夷运动的思想依据,推翻了幕府统治,在列强环伺之下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在明治前半期,强调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论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为本来远离政治中心的天皇赋予了政治正当性,并通过对国民的长期国体教育,确立了民众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可以说直到大正时期之前,国体论作为近代国家建构的核心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发挥了统合国民的功能。

但是到了大正时期,国体论功能的重心开始转向防御与排斥。因为在经历了明治自由民权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以后,个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唤醒,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逐渐传播,再加之经济危机和战争导致的阶级矛盾的激化,日本的统治阶层感受到了人心和社会变动的危机。为了防止这些根源于西方的“危险思想”渗透到民众当中,引起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缓解和转移阶级矛盾,必须要对这些思想进行压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否认天皇权力来源的先天性和天皇权力的绝对性,在右翼眼中自然成为对“万邦无比之国体”的挑衅,因而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打压的对象。

而既然树立了“违反国体”的反面典型,就不得不面临着解释日本的“国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正如运动过程中冈田首相在贵族院答辩的时候说的,“我国国体实乃尊严,无法用语言表达之”[2]。要“明征”无法用语言说明的“国体”,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以明治时期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 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为标志,国体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得以确立,并以教育敕语为基础开始了长期的国民教化。但 40多年后,作为国体明征结果的《国体之本义》对国体的阐释仍然不脱 1890年教育敕语的窠臼,学者松浦寿辉甚至指出,1935年发挥巨大作用的“国体”论,甚至与一个世纪前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年)中的国体观念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正因为“国体”论中没有值得明征的内容所以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咒力”,成为共同体的防御机制[3]。尖锐地道出了国体论内容的空洞化和意识形态偏执化特征。就连皇道派国体论者里见岸雄也指出,“被政府和右翼利用的国体明征,并没有与这单纯的语义相对应的实质,它只是一种政教的口号。”[4]正因为如此,运动结束后,国体的定义最终也依旧未能澄清。

国体明征运动是日本面临危机时的一种反应方式,其中“国体”的价值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它作为否定性价值反对什么的时候所发挥的排他性作用和暴力特征,这也是国体明征运动的性质所在。当“国体”作为打击一切与之不符的“异端”学说和思想的时候,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已暴露无遗。

三、“国体”的显教与密教——“国体”问题为何由学术问题转变为政治斗争

“天皇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看似对立,但是两者对明治宪法的解释都各有其立论的依据。因为明治宪法对于天皇的地位实际上同时做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规定,一种是立宪君主,一种是绝对君主,这两种学说实际上是对其中一种天皇形象的解释。这恰恰是明治宪法自身潜藏的深刻矛盾,也是日本的“国体”之奥秘所在。

为什么对天皇的地位会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呢?这要从明治初期对于近代国家体制的设计说起。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明治国家的缔造者对于西方的宪政制度有较深的了解,他们清楚地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近代的国家,把国家和民众都看作君主私有物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实行立宪政治。所以他们在统治机构中设立了代表国民的机关——议会,并在明治宪法中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但有了议会和政党,势必会有意见的对立和争执,这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危险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爆发出的能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因此,为了中和政治中的对立,伊藤苦心在日本寻找一个与西方基督教一样能发挥统合民心作用的存在,他最终找到了皇室作为日本的“机轴”,在民众中竖立天皇信仰。因此,明治建立起的天皇制国家一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制,一方面又具有君主专制的色彩,天皇在具有政治上的权力的同时,还是精神上的权威。“天皇通过把政治上的权力和精神上的权威二者集于一身,就相当于把德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两种资格集于一身,国民不仅在政治上是天皇的臣民,而且在精神上还是天皇的信徒。就这样,天皇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发布与教育有关的敕语、和振奋精神的诏书等。国民则不仅要在外在行动上遵守法律,还被要求在内心意识方面遵照敕语和诏书。”[5]132-134

于是明治建立起来的天皇制国家就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国家支配原理。一种是君主立宪制,一种是绝对君主制,这对应着对于天皇地位的两种理解,在前者那里,天皇是政治上的掌权者,其权威和权力受到宪法等法律和组织的限制;而在后者那里,天皇不仅掌握政权,而且作为“神”及“家父”君临万民,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和权威。这正是天皇机关说和主权说各自立论的依据。

这就是久野收、鹤见俊辅所称的“显教”和“密教”。明里把天皇解释为拥有绝对无限权力和权威,以此获取民众的绝对服从,这是“显教”,而在实际上则践行君主立宪,把天皇看做国家的机关,权力要受议会和宪法的限制,这是“密教”[5]132-134。在向民众宣扬的时候,在国民的中小学教育和军人教育中,使用天皇主权说的“显教”,而在大学教育等高等教育和高等文官考试中,即在将来有望成为国家栋梁的精英阶层则使用天皇机关说的“密教”。“显教的天皇”和“密教的天皇”为天皇制的权力原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框架,成为战后风靡日本思想界的词语,连费正清、赖肖尔这些学者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所以天皇制存在着双重面目,“对于天皇制的本质到底应看作绝对君主制还是立宪君主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课题。”[6]在明治国家的缔造者伊藤博文的有生之年,作为一种统治技术,在“显教”和“密教”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但随着中心人物明治天皇以及伊藤博文的去世,两者的斗争变得明显和扩大,从明治三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密教”后退,“显教”开始占据上风,天皇机关说才在明治末期第一次作为“国体”问题受到攻击。

明治末的第一次天皇机关说争论虽然美浓部取胜,但只限于法学界等知识分子阶层,天皇主权说的“显教”仍然支配着国民教育和军人世界。当在军队里接受《军人敕谕》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军人,立身处世进入军部后,他们所接受的“显教”国体教育自然与美浓部等人提倡的密教格格不入,1885年出生的菊池武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之所以对天皇机关说进行攻击,不仅仅是由于无法接受其学说,还更是因为担心这种学说广泛渗入国民大众后可能造成的危险影响。久野收鹤见俊辅对国体明征运动定义为“显教对密教的征伐”,可说是简单明了。

因此天皇机关说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宪法学上的问题,因为关系到对“天皇”和“天皇制”的评价,必然会变成一个“超越了学术”的问题。因此学问的问题马上就变成政治问题,在国体明征运动之前,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作用,尽管将天皇置于宪法和议会之上,但还是要做出立宪主义的样子,但 1935年发生的天皇机关说和国体明征运动,则连立宪主义这一外表都索性不要了。国体明征运动之后,原本被知识分子拥护的、从机关说角度解释天皇的思想终于被完全葬送,军部法西斯信奉的“神权的天皇”思想成了官方公认的正统思想,“显教”超越了“密教”,从此开始了贯穿整个战争时期的肆虐。

四、“国体”意识对国民精神的压制

在国体明征运动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已在学者当中成为定论的“天皇机关说”遭受如此攻击,在知识分子中却没有出现有组织的维护学术自由的活动,这与 1933年的“泷川事件”形成对比。1933年京大教授泷川幸辰的刑法理论被右翼分子蓑田胸喜等攻击为“赤化思想”,文部大臣对泷川施以停职处分。京大法学部院长携法学部教员 39人联袂辞职以示抗议,捍卫学术自由。虽然抗议最终失败,但带动了以京大为首的大学生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运动。但两年后可称之为第二起“泷川事件”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发生时,却没有看到从正面进行抵抗的有组织的行动,美浓部几乎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学说在东京帝国大学已经教授了数十年,其著作成为高等文官考生的必读书籍,但在右翼势力的集中攻击下,著作立刻变成禁书。而被视为同一学派的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和法制局长官金森德次郎等也被冠以‘学匪’或‘国贼’的恶名,陷入不得不辞去一切公职的境地。这种时候,学术界以及以自由主义为信条的报界不仅全都陷入了沉默,而且被害者与政界、官界、财界的高层都有着不浅的交往,朋友后辈也都不少,但却没有一件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公开行动。就连众议院中第一大党政友会的总裁,竟也站在了弹劾这一为立宪主义提供基础的学说的前列。”[7]192

出现这样的反差固然有菊池武夫等强权势力的压力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脆弱性的原因,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国体”作为绝对和超验的价值,所形成的文化强制力量,使日本人丧失了任何反抗的立场。

国体论将天皇制支配体制的正当性依据指向了“天壤无穷之神敕”,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正统性是先天性存在的,与被统治者的意志毫无关系。所以否定天皇制权力的正统性依据在原理上就是不可能的。并且国体论宣扬日本的国家是自然而非人为形成的,因此“天皇制是自然的秩序。所以意图变革体制的都是自然的破坏者,诉诸火刑也不过分。天皇制对革命势力施加的‘冠绝’世界的暴力和压制,其基础就在这里。”[8]国体论成了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一旦涉及国体的讨论,学问的问题马上就变成政治问题,从基督教与教育敕语的问题开始,经神道祭天古俗说、咢堂的共和演说,再到天皇机关说,无不如此。

因此,“当他们 (右翼——笔者注)举起‘国体’这一面锦旗的时候,除了一小撮宗教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外,几乎所有的党派和集团都自身都不具备与之进行正面对抗的思想依据。面对‘右翼’的攻击,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要首先辩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国体’决不矛盾才行,因此争论必然容易变得被动。如果不把这样的情况考虑在内,那像 1935年如暴风骤雨般横扫日本的‘天皇机关说’事件等,就无法彻底理解。”[7]192由于“国体”成为超越一切的绝对价值,因此阻碍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国体明征运动中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悲哀结果。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天皇机关说”与国体论的关系。虽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在国体明征运动中被当做“反国体”的事物列为首要打击对象,但实际上,天皇机关说并未从根本上破除国体论。

美浓部达吉在 1935年 2月 25日在贵族院为自己辩护时,并不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揭穿国体论的本质,而是证明自己的著作完全没有违反国体,说菊池武夫没有看懂自己的书,才会攻击他否认国体。他说他的《宪法精义》15页至 16页明确写着,“日本国体的基础是君主主权主义,再加上从西洋文明传来的立宪主义,这就是日本宪法的主要原则,即君主主权主义加上立宪主义,而且万世不易,自日本开辟以来不曾变动,在将来也永远不变。”他认为,君主主权主义是日本宪法最宝贵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他之所以受攻击,是因为他认为天皇的统治大权不是万能无限制的,还需要依照宪法的条规行使[9]。由此观之,天皇机关说并未从根本上破除国体论,它只是主张天皇的权力也要受宪法约束,主张天皇的统治大权不是为了他一人的利益而行使,而是为了全国家。美浓部认为这才是符合日本自古以来的国体。

正因为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并没有在根本上触动国体论,所以在国体明征运动中备受迫害的美浓部,在战争刚刚结束、天皇本人面临是否被作为战犯起诉的关键时刻,没有以反对天皇制、主张国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旗手出现,却“以‘君权主权主义’者的形象站到历史舞台上来”。1946年1月,他在《世界》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民主主义与我国议会制度”的论文,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拥戴“万世一系的皇统”,对皇室“怀尊崇忠诚之念”,实是日本“国民团结的中枢”,“最大的优点”。如果失去“中枢”,日本就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就无法“建设新日本”。第二,日本虽有民主主义化的必要,但这种民主主义化并不是以国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而是“在君主制下的民主主义”。主张君主依宪法总揽统治权完全适用于战后制度[10]。如果看不到天皇机关说并不破除国体论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美浓部的这种举动。里见岸雄就认为美浓部战前战后对国体的态度是“学术上的矛盾”。但从机关说与国体的关系看来,这种表现看似“转变”,其实是前后一贯的。这对于正确理解天皇机关说以及国体论根深蒂固的影响非常重要。

五、战后国民认同的新课题

由于战前“国体”垄断了国民的认同,所以当战败导致国体崩溃的时候,日本不得不面临由此带来的国民认同的危机。在“国体论”长期禁锢下的国民精神,在战后如何重建,这是战后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但除了南原繁、丸山真男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持续探索之外,从日本战后至今的轨迹来看,这一课题无论是在政治家还是国民层次上,都没有得到真正持续的反思和解决。战败后国体论虽被否定,但日本的接受停战是以“国体护持”为条件的,而且由于急于走上民主化道路,国体论并没有经过彻底的反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围绕着如何应对冷战后新环境的问题,国民认同的危机再次浮现出来。联想到战前国体论的数次勃兴都是为了回应国民认同和体制的危机、并且也确实起到了强力的国民统合作用,再来看森喜朗“神之国”和“国体”的言论,也就不是特别难以理解了。不过若要因此就判定战前的军国主义就要复活,恐怕未免轻率。因为要想在今天恢复战前天皇集权力权威于一身的全体主义国家体制,已经几乎不可能。森喜朗的发言体现了在重建国民精神这个课题上,当今部分日本政治家过于简易和不负责任的思考。

除此之外,前几年的畅销书《国家的品格》(藤原正彦著,2005年 11月发行,2006年 4月时已印刷到第 26次,5月销量已超过 100万册)中质疑具有普遍价值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主义,提出要“复活武士道精神”,也是试图以日本独特传统对抗西方价值、从中构建国民认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国体论”非常具有相近性。恐怕这就是法学者长尾龙一在某种意义上把战后的“纵式社会”、“娇宠”理论等日本人论称作一种“新国体论”性质的日本人论[11]的原因。但是,战前的“国体”虽然保证了国民的同一性,但却是以严重阻碍国民自主精神的形成为代价的,它不仅使日本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也导致了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国民性抵抗最终无法产生。

而对于日本当今的民族主义,数年前丸山真男指出的仍具有启示意义。即如果日本的民族主义仍然放弃了所有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使命——国民的(精神)独立,那终究只能是一种变异的民族主义。相信立足于国民精神的确立这一课题,对于看待现今日本政治社会的动向具有诸多启发。这也是 70年前的国体明征运动在今天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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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松浦寿辉.国体论[A].小林康夫、松浦寿辉.媒体表象的政治 [C].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 312.

[4][日 ]里见岸雄.国体学总论 [M].东京:展转社, 2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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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藤田省三.[新编]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M].东京:影书房,1996:17.

[9][日 ]历史研究会.日本史史料 5现代[Z].东京:岩波书店,1997:58-59.

[10]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30-431.

[11][日 ]长尾龙一.国体论史考[A].青木保 (等).近代日本文化论 2日本人的自我认识[C].东京:岩波书店,19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