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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尊德“分度伦理”的社会文化基础

2010-08-15

外国问题研究 2010年1期
关键词:分度日本思想

秦 颖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 116600)

一、二宫尊德及其报德思想

二宫尊德 (1787—1856)是日本德川时代后期的农民思想家,幼名金次郎,出生在现今神奈川县小田原附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可是,1791年 8月的酒勾川大洪水,使得他家的田地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一家人从此跌入生活的深渊。16岁时父母双亡,金次郎被其伯父收养,过着寄人篱下的艰苦生活。但是他凭借自身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20岁便复兴了家业,36岁成为小田原藩幕僚,56岁被幕府起用,全身心致力于农村的复兴事业。他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然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自己最后的结论。在不断的人生实践过程中,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造了将神道、佛教及儒教融合到一起的、独具特色的报德思想。

报德思想中的所谓“德”,并不是指现今我们常说的道德之“德”,而是二宫尊德所独创的,认为世界万物均有其各自的“德”,即万物所具有的“天性、长处、价值、效用、恩泽”等,万物之“德”因为其相互的存在而彼此感恩,并以自己之“德”回报他人之“德”的行为及思想即为报德思想的根本。他认为,要想达到社会发展、生活富足这一人类共同的目标,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都应该持有报德之念,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二宫尊德认为“至诚”即诚实才是生活富足的根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坚定诚心以理解事物的根本,并倾注全力实践,才能使生活变得富裕,为此他提出“わが道では才知、弁舌を尊ばない。……至誠と実行を尊ぶのだ。”[1](我之大道不崇尚才智与雄辩。……而推崇至诚与实践。)为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创建理想社会,二宫尊德提出“至誠をもって勤(勤労)、倹(分度)、譲(推譲)を実行すること。……この勤(勤労)、倹(分度)、譲(推譲)は必ず三つを関連して行うことが大切です①夜話二十五《わが道は至誠と実行》。。”(以至诚之心实践勤劳、分度与推让之道。……而综合实践“勤劳”、“分度”与“推让”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所谓“勤”、“俭”、“让”是实现报德思想宗旨的三大仕法,具体地说就是“精力を傾けて勤 (勤労)、倹 (分度)、譲 (推譲)を実行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豊かな生活が得られる”[1](倾注精力实行“勤劳”、“分度”与“推让”,这样就能获得富裕的生活)。

二、“分度”伦理的内在含义

报德思想的实践是建立在“俭 (分度)”这一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分度”的报德是不存在的。“勤劳”、“分度”与“推让”是实现报德思想宗旨的三大仕法,“俭(分度)”的确立是“勤劳”、“推让”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是报德仕法的出发点。二宫尊德曾经明确指出:“わが法は分度を定めることを全ての基礎とする。”①夜話一四九《わが法は分度確立が基礎》。(报德仕法是以确定“分度”为其全部基础。)

“分度”一词的具体意思实在很难解释,“就高低程度而言指高度或深度,就气候而言指温度或湿度,就质量而言指程度或轻度或重度,可以说这是一个表达包罗万象的一切因缘、任务分担、关系等意思的词语。”而在《広辞苑》中,对“分度”一词的解释只有四个字:“分限度合”。“分限”意为:その者の身分·地位·能力などで、ぎりぎりの範囲·限界。身分の程度。身のほど。“度合”意为:程合い。程度。

笔者认为在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中,“分度”一词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分度”与当今社会中人们常常使用的“收支预算计划”意义相似,即根据一定时期的收入制定该期间的支出。在现今社会,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已经习惯性地超前或超额消费,把超出收入部分的支出称为“赤字”,然后简单地以“借款”或“贷款”填补“赤字”以达到收支表面的均衡。对此二宫尊德认为,为了使生活富足,支出应该控制在收入范围内,甚至应该把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储蓄,而只有设立合适的“分度”才能达到目的,不产生不应有的“赤字”。

第二,“分度”应为合乎天道的人道。天道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天分”,其中分为不可变动和可变动两部分。不可变动的“天分”如人种、性别、体质等即为先天的部分;可变动的“天分”即是根据自己的努力可以增减的“天分”如健康、性格、职业等即为后天的部分。

第三,“分度”还意味着量入为出。二宫尊德指出:“この分度をしっかりと立てて厳重にこれを守ってゆくならば、荒地も何ほどあっても、借財が何ほどあっても、何の恐れも心配もない。”[2](如果准确地确定“分度”并严格遵守,那么无论有多少荒地,无论有多少借款,都不用有任何恐慌与担心。)因此,不建立“分度”,或者即使建立了“分度”而不遵守它,是无法实现安定而富足的生活及经营的。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彻底计算出本身具有的“天分”,并以此为依据设立“分度”,实行与自身相适应的生活及生产活动,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紧紧地抓住这一点,那么无论你怎样拼命努力,也无法实现既定的生活目标。二宫尊德在治理小田原藩的“家老”②家老:日本江户时代大名的重臣,统领大名家中武士并管理家务之职。服部家的负债情况时,就是首先将“家老”的俸禄作为固定收入,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服部家的“分度”;在这之后的樱町的复兴事业中,也是经过缜密的调查,明确指出各村、各家的“分度”,然后指导人们在“分度”标准上生活,最后达到了治理的目的。

第四,实行“分度”还要遵守“不借贷”的原则。日常生活中或经济活动中,资金不足常常采取借贷的方式,而在“分度”伦理中的大原则是不存在借贷观念的。它强调通过“积小为大”的决心积累财富,完成经济活动,以达到生活富足的人生目的。

最后,表面看“分度”是一种对支出的限制,但它又不仅仅是限制,它还包含着想方设法扩大收入的含义。并且,要将这部分扩大了的收入清清楚楚地纳入整体收入范围内进行统一管理,也就是应该根据切实收入进行支出计划。

三、关于实现“分度伦理”的具体指导

二宫尊德不仅为人们提出了实现富足生活的方法——“分度”,对如何具体设定合适的“分度”,也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分度”的设定并没有固定的方程式。在报德思想中,把每一个经济个体 (个人、家庭、经营单位)的技能、资质以及当时的自然情况 (天时、地利)统称为“天分”。根据各自的“天分”计算出一定的收入,将这部分确定的收入分配给构成支出的各个项目,力争达到“收支均衡”,这个过程就是确立“分度”。但是,确立“分度”的基准却没有固定的方程式,而是通过对每个经济单位的具体经营状况进行彻底、准确的调查之后,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应其实际情况的“分度”。“分度”一经确立就应严格遵守。如此无论有多少荒芜的土地,无论有多少借债,都无需恐慌。假设确立“分度”为十石,则必须以此十石度日。遵守则生活安定,超出“分度”浪费“分度”以外的余财,生活则将濒于危机。

第二,设定“分度”的出发点和基本条件是“知足”。二宫尊德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何事も事足りすぎて事足らず、徳に報ゆる道の見えねば”①夜話一四九《わが法は分度確立が基礎》。(任何事情过分或不足皆不见报德之道)。即主张“知足”。人总是有着无尽的欲望,总是有更高以及不切实际的生活欲望,如果对已经富足的现实表示感谢,对现实充满感恩之情,就完全可以告别目前窘迫的生活。

第三,“分度”的顺利实践取决于“克己”,相反不实行“分度”即“分不相応”(与本身应有的“分”不相符)将毁灭自身。“己”就是私欲,如果抑制一己之欲,不受外界影响,拥有这种荣辱观,就完全可以达到“克己”这一目的。二宫尊德认为,不能“克己”的人,穷其一生都将和贫穷为伍。

而且,二宫尊德不仅提出“分度”伦理,从理论上深刻阐述分度原则的具体内容,而且还积极地推动人们对分度的实践,实现富足生活的人生目的。他指出,在对一个经济个体的收入进行周密地彻底调查之后,将其固定的收入分配到各支出项目之下,然后按照设定的“分度”原则进行有计划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二宫尊德教导人们通过采用记账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消费,在年终岁末,务必通过个体经济的决算,对过去的“分度”设定进行必要、合理的调整。而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那样,二宫尊德本人在生活中就采用了“簿记”的方式对自己的生活实行“分度”管理。他在实践中具体地指导人们运用“分度”,帮助 600多个“町村”实现了财政的振兴,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贫穷、生活富足的光明之路。

四、“分度伦理”的社会文化基础

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杰出人才,而当内村鉴三(基督教传道者、社会评论家)被问及“日本人究竟是何等民族”时,他为了回答该问题,列举出五位日本历史上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伟人,二宫尊德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农政学家,二宫尊德得到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并得到日本人的普遍认同,其中的原因除了其勤奋简朴的形象曾经是日本政府极力宣传的典型这一因素之外,他所创建的报德思想中所涵盖的伦理观符合日本社会的精神结构,接近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

在日本社会中,“潜在的集团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其要素源于日本人传统普遍存在的‘家’的观念。”[3]这里的“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以家业为核心的,从事一定类型生产的社会集团,并通过“单独继承制度”[4]实现了从祖先到子孙的“家”的无穷无尽的延续。为了实现家业的延续,发挥“家”的经济功能,不仅夫妻这种横向关系要服从纵向的亲子关系,即使同胞兄弟姐妹这种本来居于平等地位的亲缘关系,也变成了具有主从地位的纵式关系,甚至作为家业继承者的养子或女婿这种无血缘关系都要比脱离家族组织的有血缘关系的成员更亲近和重要。而且在传统的日本家族中,家长的至上权力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以家族成员无可抗拒的权威及由服从权威而产生的恭顺表现出来的。这种观念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在,整个社会结构就是按照家族的形式来组合的。

“家族制度是日本千百年来群居生活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日本家族制度对近七百年的幕府统治影响巨大,并形成了‘家国同构’这一东方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组织结构[5]。”二宫尊德正是生活在江户幕府的统治年代,江户时代的幕府统治者实行幕藩体制,其根本支柱就是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等级身份制度。等级身份制度就是家族制度在国家统治政策这一层面的具体体现,处于“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中的人民必须以一种符合其身份地位的方式生活。明治维新时,日本按照西方世界的模式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而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则是这次改造中取得的最大成就。表面看来,日本社会由于封建制度的废除而变得相对平等起来,日本社会似乎已经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日本人也同时拥有了强烈的平等意识。但是,日本社会本质上依然是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和封建等级不同,是社会集团中上下排列的、有秩序的社会关系。社会是有很多集团构成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以小集团为主的社会,其集团人员都是严格按照等级排列的。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博士在其论著《日本社会》一书中指出,日本社会是典型的“纵向社会”。“纵向社会”要求各个阶层的人遵守与其身份层次相适应的各项规定,也就是要求民众“守分”,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该得到的、什么是不该得到的。如果超越了一定的限度不仅会引起别人的不满,自己也会觉得内心不安。在日本这种等级集团中,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十分重要,人的言行举止也要和身份地位相符。这种“守分”的精神特征经过历史地推进,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日本民众的头脑深处。在这样的民族观念的统一作用下,日本人、日本社会都强调、遵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一为人处世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贯穿于生活中的每一环节。

笔者认为二宫尊德在日本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高的声誉,是因为他所创造的报德思想中所包含的价值观符合日本社会的人文心理,“分度”伦理中的“各安其分”的思想内核正是日本的传统观念所要求的。因而,其人、其思想才能广为传播,成为后世许多思想和运动的先驱,受到国人的尊重。

[1]宮田勇.どうすれば豊かになれるのか[J].北海道報徳社,2003(10).

[2]刘金才,草山昭.報徳思想と中国文化[M].学苑出版社,2003:224。

[3]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

[4]张健,王金林.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5]武心波.当代日本社会与文化[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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