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视角下的儒商

2010-08-15李少玉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儒商徽商商人

李少玉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 241000）

徽商视角下的儒商

李少玉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 241000）

近年来关于儒商问题的探讨的文章不少，主要集中在何谓儒商，儒商的标准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商是个宽泛的概念，很难用固定词语来表达它的含义。大体来说所谓儒商，无外乎没有超脱儒家伦理的“仁、义、礼、智、信”标准范畴。徽商向来以“贾而好儒”著称，以此为例，可以更明确儒商概念。

儒商；徽商；仁；义；礼；智；信

一、儒商的渊源

从神农氏教人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1]至今，我国商业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商人，这其中既有“富比王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儒商大贾，也有“奸猾狡诈”“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为人们所唾弃的“奸商”之辈。早在汉时，司马迁就按商人品德高低，把商人划分为“廉贾”和“贪贾”两种，并分析指出“贪贾三之，良贾五之”。[2]可见，从司马迁开始，前人已经对商人群体进行了模糊的分类。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具备儒家伦理，被称为“良贾”或“廉贾”的商人。如：子贡、白圭、计然等等，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儒家的精神来经营商业，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商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白圭提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基本素质能力。“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矣”[2]可以说他们是儒商的鼻祖，为后世商人提供了典范。真正“儒商”这一称谓的提出，有学者认为初见于明清时期一批亦儒亦商人士的言论和著述。[3]这里最具代表性就是徽商。

二、儒商的定义

何谓“儒商”？简单解释就是“儒和商的结合”。这里的“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读书人或有知识的人，而更应该上升到儒家的伦理道德层面，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其核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商人。儒是思想，商是行动。这里的儒家伦理道德又应该是传统儒家学说里的合理、积极成分，而不是笼统的指儒家伦理。戢斗勇先生认为：概括儒商精神，一言以蔽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4]戢先生只讲到儒商条件的一方面，即财富来源合法、合理。然而以正常手段致富的大有人在，是不是取之有道就是儒商呢？不是，儒商定义之关键在于其致富后的精神境界，有为富不仁者，有守财如命者，有兼济天下者，唯有一颗仁心，富己而及富人者，患人犹若患已者，富则兼济天下者，穷则独善其身，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商。所以说儒商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取之有道，二是兼济天下。唯有同时具备此两条件者，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商。所以，我认为更确切的“儒商”定义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商人”。其财富不在多寡，其知识不在深浅，而完全在于其致富前后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表现。我认为：取之有道，为富且仁者，上贾也；取之有道，独善其身者，中贾也；取之无道，为富不仁者，下贾也。称得上上贾的人才算得上儒商。

三、儒商的内涵

儒家精神的内涵是“内圣外王”，上升到具体层面，即儒家伦理核心的“仁、义、礼、智、信”，我认为儒商精神也应该包含儒家精神的主旨，下面分别叙之。

（一）“仁”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伦理核心，儒家的“仁”应该分为两层面，即“内仁”和“外仁”。所谓“内仁”，是“仁”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要注重加深自身的修养。儒家向来倡导修身的重要性，“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5]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吾一日三省吾身”[6]公治长“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5]以达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俱。”[6]宪问具备“孝悌忠信”“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的品格的目的，这是“仁”的第一种境界。所谓“外仁”，是“仁”的第二层含义，即“仁者爱人”，“泛爱众”，“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以济世”“匡世济时”以达到惠及他人的目的，这是“仁”的第二种境界。称得上儒商的商人，其在“仁”上，必须同时具备此两种境界。即必须具备自身基本的修养，除此以外还要扩大到以“忠恕之道”来“推己及人”。作为儒商，其不能仅仅在商言商，不但要善于从实践中摸索经商的知识，更要善于从书本中学习历史上经商的智慧和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徽商向来以“贾而好儒”著称，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不断加深自身的修养，闲时总是手不释卷，他们虽然寄身于商海，却没有放弃读书习理。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7]有的经商前就是儒生，有的经商致富后归而习儒。歙县大盐商王廷璋，“年甫十三能文章”。身为盐贾，“喜读经史，衡论古今，虽硕儒老宿，咸称其当”。徽州《汪氏谱乘·奉宸苑卿汪君事实》歙商舒遵刚曾自言：“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8]歙商吴颜先在两淮经营盐业，“虽隐于贾，暇辄浏览书史，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以为不及”。[9]这些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10]徽商以读书习理来加深自己理论修养，加深“内仁”的同时，还“推己及人”，将“仁”的内涵扩大到对别人的关爱上，以实现第二种境界。婺源商人朱文炽贩茶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批交易的好时机，新茶也就不新了。于是他出售时自书“陈茶”两字。当牙侩劝其去掉“陈茶”两字时，朱文炽“坚执不移。”致使自己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11]再如徽商吴鹏翔一次性购买了800斛胡椒，在付款前他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卖方愿意收回，而吴鹏翔仍按原价买下，再一把火烧掉，主要他考虑到如果退回，买主可能再转卖给别人，这样会坑害更多的人。这就是“推己及人”“患人犹患己”——“仁”的第二种精神境界。

作为一名儒商首先必须符合儒家“仁”的标准，它包括：一是以修养的功夫加深自己的“内仁”功夫，将商业的发展更好的建立在高深的道德和知识修养上，为商业的发展提供厚实精神基础。二是以“仁者爱人”的“外仁”功夫，将自身的仁爱更多扩大到他人和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精神，为商业的发展，赢得广泛的社会空间。如果一位商人只知道去拼命的赚钱，而不知道提高自身的修养，不知道去关怀下属、关心顾客，关怀社会，最终是成不了儒商的，最大也只不过是个市井的小商贩。

（二）“义”

“义、利”之辩，始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义、利”问题上，儒家并不避利，主张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合情合法的手段来求利。“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6]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邦有道，贫且贱也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6]泰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6]里仁只不过，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儒家主张“以义为利”、“先义后利”。作为儒商，其行为也必须符合儒家的“义利观”。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候，应该“舍利取义”或“义利兼顾”，反对“舍义取利”和“见利忘义”。在“义利”关系上，徽商向来主张“以义为利”、“先义后利”。歙商舒君遵说：“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8]徽商李大暠常说：“财自道生，得缘义取。”[12]汪忠富也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13]徽商翁姓汪氏尝命长子商曰：“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13]

作为儒商不但要坚持在其致富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义之财，坚决不取”，最重要的是其致富后能够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关怀社会，回报社会，做到“义行天下”，“急难输财”。作为儒商不但爱家，更要爱集体、爱国。徽商致富后将大量的财富用于赈济灾民，帮助政府捐纳、助饷，修里社，筑水坝，置义学，建义冢，修桥铺路，周济婚丧，造福乡里。方士焕，字尧卿，(婺源)荷源人。少失恃，事父兄克循弟子职。比长贸易粤东，饶于财。捐赀建义仓、造支祠，所费不下数百金。咸丰间，发逆蹂躏，颓垣碎瓦，填塞于河。焕购隙地容纳，今成高阜。里有泽梁，被水冲决，焕输三百金倡首兴筑。岁终，村之贫乏者告贷，无不用恤。[11]卷三三朱文煊，字锦林，(清婺源)官桥人。读书明大义，凡遇善举，慷慨乐施。煊为紫阳支裔，尝见祠宇颓坏，输五百金修之。邑侯陈修城垣，输八百金，工峻遵例纪录三次。在粤八载，凡徽郡流寓不能归者，概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乡人殁在粤者，众商敛费，立归原堂，首输千金购地，停棺五载，给赀归葬。同乡建安徽会馆，输银一千二百两，兼董其事。居乡时，建福泉庵，造新城庙，修晓秋岭，置义仓田，种种义举不下数千金。[11]卷三四徽商的这种义行，举不胜举，和今天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同时大慈善家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

儒商必须具备“先义后利”的品格，坚持“义字当头”。不能“见利忘义”或“舍义取利”。当今不少地方出现了“见利忘义”的不道德商业行为，以牺牲消费者利益来聚敛钱财，甚至不惜损害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诸如“三鹿奶粉”事件、疫苗事件层出不穷，正是缺少了以“义”来规范商业行为的教育，忽视了商业自身的社会责任。

（三）“礼”

儒家强调“礼”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所谓“不学礼，无以立”[6]季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颜渊这里我们且不论“礼”的阶级局限性，是指它的社会积极意义。“礼”的积极意义一在于强调人的行为方式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要求具备“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二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礼之用，和为贵”[6]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子路作为一名儒商，虽然置身商海，其自身能够以儒者的风范从事经营活动，具备儒者所具备的优良品质，接人待物更是崇尚“和为贵”、“和气生财”。徽商“贾而好儒”，“富而好礼”。其言行尽洗商人的庸俗之气，而款款有儒雅之风，他们好交结士大夫，或吟诗作画、鼓瑟弄舟，或寄情于山水，或构庐于闾里。婺源湖溪孙大峦“尝持筹吴越，生计渐裕”。“好与文人学士游，多闻往古嘉言懿行，开拓心胸，故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14]郑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15]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驰骋于商场的劲旅，它之所以能无往而不胜，和其自身更多的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徽商以儒家之道来经营商业，具有浓厚的儒商之风，这种儒风是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儒商除了其自身行为要有儒雅之风，还要“礼贤下士”，尊重人，理解人，重视人才。不但要在企业内部坚持以“和”为本，把维护员工的利益，提高员工的福利，放在首位，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徽商善于利用宗族关系，其所用伙计大多是本族的宗亲。由于这层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使得管理者更容易利用乡土人情和宗族情感来和谐关系，使得整个团队更加团结，更具凝聚力。徽商与同行之间也坚持以“和”为上，“和气生财”。他们往往利用会馆作为纽带，互通信息，互帮互助，从而形成强大的商帮。

（四）“智”

儒家重视“智”的作用，孔子云:“知(智)者不惑。”[6]子罕智者所以不惑,是因为他能够明是非,辨善恶。所以,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智也。”[16]荀子肯定“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17]商场如战场，充满了艰难险恶，稍有不慎，即有失败的危险。因此，商场竞争就是智谋与胆略的竞争，不讲究智慧，是成不了真正的儒商的。儒商的“智”不是简单的“明辨是非”就能涵盖的，更多的是善于把握商场的信息，预见于未来，以超人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来规划自己的商业。同时，儒家的“智”和奸商的玩弄权术，损人利已，这些所谓的“智”，是格格不入的。徽商重视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商的智慧。因而能善于掌信息、察低昂、权时宜，擅握算，工心计，多谋略。能审时度势的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和经营项目，能“趋时观变”，“因俗时变”，“决定取舍”，因而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徽商程致和“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趋时观变若猛兽鹜鸟之发。”[18]徽商翁名莹，新都歙人也，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倚(猗)顿以瑙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而礼贤赈乏，终身无沣焉。”[19]

（五）“信”

儒家讲究修身之道，而修身以诚为本。“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恪守诚信,信义至上，是儒商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徽商在经营上，主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梅庄佘先生文义(歙县人)，家素贫，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反三倍。中年积著累数千金，居乡以长厚闻。[20]歙商吴南坡云：“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久之，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21]歙商许宪也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他因诚而享誉商界,“出入江淮间,而资益积”[22]徽商非常清楚骗术只能得逞一时,要想永久地赢得顾客,财源茂盛,只能坚持以诚为本。徽商正是凭着自己的以诚信为本，才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从而在异地站稳脚跟，打开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

四、小结

以上是以徽商为例，对儒商的精神内涵，做简单的阐述。其中“仁”是其精神内核；“义”是其社会关怀；“礼”是其行为之矩；“智”是其生存之方；“信”是发展之基。徽商信奉“儒为名高，贾为厚利”的信条，将“儒”和“贾”结合在一起，以儒家之道来经营产业，最终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儒家思想合理内核，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论在过去还是在现代，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儒家精神在商业上仍大有用武之地。新时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下，涌现了一大批既有救国济世之鸿鹄之志,又有驾驭市场之雄才大略的一代新商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韩国人运用儒家思想振兴了本国经济,而且仍乐此不疲。可是，时下国内仍有不少商人丢弃了儒家起码的伦理道德，只注重自身的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了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最终坑害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故时代需要儒商精神，而儒商精神更加需要发扬光大。

[1]《周易·正义》

[2]《史记·货殖列传》

[3]施炎平.儒商精神的现代转化[J].探索与争鸣.1996.10

[4]戢斗勇《儒商精神》[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5]《大学》

[6]《论语》

[7]《旌阳程氏宗谱》卷13

[8]《黟县三志》卷15《舒君遵刚传》

[9]《丰南志》第五册

[10]《戴震集》上编卷12《戴节妇家传》

[11]光绪《婺源县志》《人物·义行》

[12]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李公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