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转型

□戴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当今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80多倍，出口总量是当时的500多倍，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花旗集团因而在其研究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成功故事”。与此同时，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在面对世界进口大国的经济波动时，显得越来越敏感，投资与出口两架马车拉动经济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转型为何转、如何转，再次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

美欧金融危机与战略机遇尾声期

三十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的政治与经济需要，开始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慢慢接纳中国以转口贸易、直接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主流经济体系；而中国自身也面向全球市场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无论是利用劳动成本优势占领外部市场，还是利用国内市场换技术，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功。特别是面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由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金融衰退，中国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的财政投入方式应对，不仅弥补了短期的需求缺口，还为两次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做了良好的铺垫，并抓住了两次大的全球贸易大扩张的机遇，这些成就在世界上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

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降临，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在外围需求不足情况下，中国企业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产能绝对过剩、规模收缩并开始进入紧缩周期。其时，大量中小企业被迫关门，数千万的就业岗位蒸发，农民工纷纷返乡，中国开始第一次体会到由大型发达国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威力。这一次，中国公布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除了基础设施支持政策，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成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厂商提供支持。这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广泛刺激政策，与前两次的稳定措施类似，只是规模更大。而在消费刺激方面，只有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贴、农村工具补贴等相对较短期的举措，规模相对较小。这些举措，总体说来还是在解决短期缺口的同时为下一次的全球经济增长高峰做准备，问题是，下一次的全球经济增长何时来？会不会来？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其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由此引发了全世界对欧元区经济体不信任情绪的发酵，致使欧元兑美元由2009年底开始下跌，半年累计下跌超过20%。欧元区的金融问题致使全球经济二次筑底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一次，中国开始真正认识到美欧两大经济体可能长期维持低增长，消费增长可能长期低于中国的产能增长。中国的出口怎么办？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还能不能持续？继续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还能持续多久？中国巨大产能的市场在哪里？过去三十多年融入世界经济，发挥中国后发优势的战略机遇期似乎渐渐进入尾声。2010年的世界政治动荡因素增多，世界贸易纠纷、制裁越来越多，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减弱，中国暂时也不可能成为火车头拉动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次次提及的中国经济转型，而每提一次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紧迫。

“中国模式”的瓶颈与突破

“中国模式”是所谓“北京共识”宣扬的经济增长模式，最早由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固然“中国模式”受到世界认可并指导其他国家实践的事实令人欣喜，但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动态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任何经济增长模式离不开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中国模式”成功在于自然资源的获取便利，用市场换取了资本以及用出口积累了资本和相对低廉的成熟劳动力。现在，资源越来越难以获得、出口面临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仍然偏低，毫无疑问，“中国模式”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而富士康鸿海工厂2010年6月的大幅加薪事件，本田广东零部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被逼加薪事件，无不昭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面临结束。经济增长三大要素弊病的暴露，确认了以后发优势取胜的“中国模式”已经面临瓶颈。

早在2004年讨论“十一五”规划时，就发生了增长模式是否要转变的争论。最后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转变模式，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化的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等。但“十一五”规划更多的是发展目标，而不是过程与方法，到底如何转型，“中国模式”如何突破，仍然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经济增长是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的投入与协调，那么新经济则增加了创新（包含科学、技术创新与不同于一般劳动力要素的知识型人力资本创新）要素。面对创新这一新的增长要素，既不能过度悲观地认为与美欧的科技差距、人才差距还在拉大，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各种创新人才自然就更多了。从中国的现实状况看，确实有着喜人的成绩，一方面国家级科研机构取得大量重大科技突破，另一方面很多民营经济企业发扬“山寨”的精神攻城略地。应该说摒弃单纯抄袭、适度模仿的本土化“山寨”，是值得鼓励的，无论是深圳的国产手机制造商、比亚迪汽车还是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高铁机车，都是在“山寨”基础上寻求自主创新与突破的成功案例。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创新、释放新的生产力，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从根源上鼓励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发展，因为他们是商业市场的创新主力军，相关的扶持与鼓励政策既有短期的拉动作用，也有长期的促进作用。而在创新人才培养与积累方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搭建起一个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们发挥创业精神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等方面的适当改革、逐渐培养。

如果说建国以来的主要成就来源于“发动群众”的话，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模式”的突破仍然依赖于群众，依赖创新领域的“人民战争”。

金融危机下的转型思考

从“十一五”提出转型，到目前讨论“十二五”计划过程中明确了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也知道方向是要发展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等。但当前经济转型的难度在于，一方面是产生过剩与就业压力的短期困难，另一方面是科技与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的长期影响因素。从这个转型困难的角度出发，转型仍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第一，中国可以利用产业布局上的梯度结构，让较发达地区将不具备优势的产业淘汰或迁移至中西部地区，腾出空间迎接新兴产业与创新经济，即“腾笼换鸟”。以广东为例，其外贸增长率早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就已经落后国内一些地区，一味补贴刺激效率落后的出口产业已经达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目标，需要腾出空间引入新鲜血液。从转出的产业来看，虽然有部分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消化，选择了湖南、湖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面对内需更有区位优势的中部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腾笼换鸟”虽对全国的非农就业状况影响并不大，然全国的整体产业布局却能够得到优化。这是一种渐进性的温和转型，新产能替换旧产能。

第二，面对全球的商品市场，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做好产业对接工作。以前中国主要与美国、欧洲进行产业对接，生产他们不生产或者有巨大需求的各类产品，并将之出口。面对美国、欧洲的连续金融危机，似乎现在除了中国，已没有其他大国愿意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贸易，外部的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汹涌，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产业与企业的转型，需要以更强的实力与自由竞争的方式争夺国外消费市场，特别是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目前，中国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多国人民币货币互换项目、海外投资扶持政策等都属于新背景下的应对措施。只有更好地与全世界的市场进行对接，才能在较好地消化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产品的全面销售。这也是一种渐进的转型，由面向发达国家转型到面向全世界。

第三，加大居民增收计划的力度。增收应该从社会保障与收入增长两个方面来看待。社会保障方面，已有了医疗保障的全面覆盖计划，规划的规模也较为庞大。（尽管仍有争议）但另一个大类，住房保障方面一直以来却受到诟病，房地产行业确实促进了消费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当房地产行业规模过于庞大、房价过高以致脱离现实基础时，不过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重演。并且，中国人历来有存钱买房的习惯，房地产方面的透支消费（按揭、房奴）严重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间接导致国内市场驱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需要切实地推进住房保障的相关工作。收入方面，富士康与广本零部件工厂的涨工资事件揭示了收入增长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显示出在居民增收的保障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善，新劳动法仅仅是个开始。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虽然势在必行，但却面临短期缺口与长期困难，需要在坚定转型大方向的前提下，迈出朝向创新经济的渐进式步伐。

book=207,ebook=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