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建

（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福建漳州 363000）

论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杨宗建

（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福建漳州 363000）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既坚持反对教条主义，也坚持反对经验主义，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坚决地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实践证明，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毛泽东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反对和纠正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最大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是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同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是毛泽东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错误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割裂开来。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 ”［1］（P819）1945 年 4 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1］（P988）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针对具体历史条件得出的具体结论，却不研究这些结论是否合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他们不是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本本”，并用这些“本本”来套中国革命和建设无限丰富的实践。这样，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只能重复使用的教义。因此，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的最主要的根源，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决议》还指出，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而是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P989）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往往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前途，也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他们也成为我们党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障碍。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往往容易被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包装起来的教条主义者所俘虏。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经验主义往往成为它的助手，教条主义者也往往借助于经验主义者的合作而毒害全党，因此，经验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曾经多次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的损失。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几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2］（P825），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不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 “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P833）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必然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人们并不能够从思想根源上认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更不能够清除它们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总是不可避免地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种状况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开始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逐步地清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但是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才有条件从思想根源上来纠正各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正是因为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清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可靠的思想保证。在毛泽东看来，这次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建国之后还多次指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3］（P79）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全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鉴于“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3］（P116）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我们党高度警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我们才在建国初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从1958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又盲目地照搬革命战争时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酿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而且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断产生了教条主义的理解，追求一种过于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实践中又不断地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表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障碍。

二、从思想根源上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影响

毛泽东在的党的七大上郑重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 ”［1］（P1094）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他在这里也总结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这就是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

由于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往往容易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所俘虏。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4］（P372）正是这个原因，在毛泽东看来，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除了努力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之外，还必须与中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传统作坚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针对它们的不同特点，毛泽东主张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克服。经验主义者满足于局部经验，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要使全党都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5］（P84）。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为此，他曾多次亲自给全党开列了学习的书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在全党的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比较突出的一次。这场全党范围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使各种主观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的影响大为减少。之后，全党学习和研究理论的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又领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这次学习运动的开展，“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6］（P1918）确保了过渡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实践证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克服经验主义的最好办法。

教条主义者则与经验主义者相反，他们不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研究，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1］（P820）在领导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对这种学习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作了尖锐的批评，他一再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它能够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提供一个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要特别注重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还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书不仅要读，而且要非常注意消化，否则它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照抄照搬经典著作词句的教条主义者。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是克服教条主义的有效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不管是教条主义者也好，还是经验主义者也好，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缺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的了解，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肃清他们的影响，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还在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除了加强对党员的理论教育之外，还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7］（P92）在这里他指出了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要性，因为社会经济调查是了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确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基础。但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却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他们指责毛泽东是犯了“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与他们作斗争的时候更进一步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7］（P115）在这里，他既强调了“中国同志”，也强调了“中国情况”，明确地反对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做法。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能够为全党所接受，因此教条主义者才能够几次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非常强调全党都要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强烈地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指出他们“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1］（P797）在他看来，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与当时我们党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很不适应的。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工作方针，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他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8］（P1308）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还率先垂范，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中国社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不仅领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建国以后，他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等策略，成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成功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也深刻指出：“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9］（P262）为此，他提醒全党必须重视调查研究，要求他们牢牢记住：“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10］（P605）推动全党上下养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努力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成为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杨宗建（1956—），男，福建省漳州市委党校哲学法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