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平山 黄沛芳

（中共广西扶绥县委党校 广西 扶绥 532100）

1956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全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党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毛泽东同志们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石。认真总结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十分必要的。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背景

（一）国内形势的变化，客观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这在客观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尽快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首要任务。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全党不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我们“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1)。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艰难和复杂得多。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国内和平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建国以后，我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效。西方国家全面对华封锁的局面有所松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2)，所以，“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3)”这样，国内和平建设就有了国际环境的保证，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三）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各国一直是效法苏联建设的道路，中国当时也不例外。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曾号召“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而且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情况。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比较集中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史，同时也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多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主要成果

（一）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且要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4)，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6)的号召，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7)，对于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及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

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论十大关系》又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新方针。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也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加大对加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在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要下决心降低国防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国家和省市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允许工厂有一定的独立性，要统筹兼顾，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方针是：在汉族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坚持多党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社会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的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是非关系上，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9)

继《论十大关系》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方针，毛泽东又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他认为，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应该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并对如何看待中国的古代文化作了精辟的分析。

（三）提出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分析了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的矛盾，阐明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深刻地分析了了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并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

（四）提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重要论断

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需要更长的时间”(11)。目前“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2)。

（五）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实事求是毛泽东确立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雏形，经过40年代的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为丰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许多论述。1961年，针对1958年以后党内在思想路线方面滋长的一些坏风气，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3)，还提议把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强调“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4)。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5)，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六）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经过不断的思考，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6)，这是毛泽东比较早提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基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是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7)。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七）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太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对此，毛泽东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18)，他们“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19)，强调指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0)，“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1)，告诫我们，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性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2)。

（八）提出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提高生产力的思想

毛泽东一贯重视科学技术从1958～1964年，毛泽东作了多次论述，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提高生产力的思想。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23)。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4)。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25)。这就为我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指明了道路。

除上述之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如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注意远景规划；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在国际战略上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等等。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现实意义

在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世代中国人的强国之梦，第一次由理想付之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奠定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出发点

毛泽东在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大胆探索，大胆创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出发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此后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都把从本国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为探索的共同目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更加明确地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六大报告中更简明地归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一生十分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写出的《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等论著，构筑起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毛泽东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作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已成为中国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仍具有当代价值。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其价值，解读其精髓，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挖掘其契合时代主题、适合当代需要的内容，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三）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树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在毛泽东在探索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思想，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私利作为社会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正是在这一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经验与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率先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

注释：

（1）（4）（5）（7）（11）（12）（13）（14）（15）（17）（22）（24）（2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第一版，第 72、109、109、71、116、302、234、237、322、116、34、351、341 页。

（2）（8）（9）（10）（16）（18）（19）（20）（21）（2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第一版，第 26、44、41、54、268、434、437、437、435、351页。

（3）（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第一版，第 392、390页。

[1]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