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平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近代城乡关系变迁最重要的表现是城乡间经济活动的频繁，城市对周边农村经济的带动。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大市场的融合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中国农民进入市场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它无疑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好机会。抗日战争前是中国农村是高度发达的和自由竞争的市场。[1]

一、农产品的商品化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的时期，农户家庭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大口岸城市到乡村集市的进出口商业贸易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贸易交换的空间范围扩大，部分农副产品甚至进入了国际市场。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贸易中农产品的粮食产品占大宗，民国时期粮食生产已经普遍商品化。如黑龙江札赍特旗：本地所出之粮，向即不敷本地之用。近更为外人搜买一空，粮价愈形奇昂，穷苦小民皆有不能糊口之势。[2]P6海州：按海州出口之麦，多至五六十万石，少亦二三十万石。[3]P42-43江都县：出口贸易岁亦数十万，其售之本地者不计也。[4]P2-4据1921-1925年间对芜湖、南京周边农村的调查资料显示，在农产品出售部分和家庭自用部分的百分比中，芜湖为55.7∶44.3；南京周边淳化镇为73.7∶26.3；太平门为66.4∶33.6。[5]P275

开关后，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蚕业和茶叶的需求导致了中国蚕丝和茶叶出口额的迅速上升，从而带来了桑蚕业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展和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现代机械缫丝厂和棉纺织厂的建立和发展则推动了养蚕技术的变革和美棉的推广和普及。[6]P3-5也有许多农民把棉花卖给中间商，由中间商转运到诸如苏州平原一带的市场上。那些不种棉花的地区农民们，可以买来棉花，纺织成布匹，在把它卖给商人。再例如福建等地的另外一些地区，农民种植甘蔗等作物，出售后用所得款购进棉花，纺织布匹再出售于市场。[7]P104农产品也不断走进国际市场，历年出口额不断增长，从1893年至1920年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比例由15.6%增长到36.4%，[8]P72增长了近一倍。

中国农产商品化的发展情形，表现出特殊的现象，若干种的商品作物，在贫农经营中间，反而比较地主富农经营更加来得普遍。例如山东等省，种烟田亩在全体田亩中间所占比重，贫农一般是要高于富农。这是中国农产商品化的一个特殊现象。由于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农产价格的低，阻碍地主资本家向农业投资；另一方面许多贫农因为负债关系，迫使他们向着商品生产方面发展。

二、城市周边农村产业和经济作物的变化

1、城市周边产业结构的变化

20世纪开初，城市近代化兴起、发展的外向辐射率先影响到周边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与城市近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为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生活服务的蔬菜、瓜果、花卉、禽蛋等农副业产品生产变化上。

（1）城市园艺

花卉生产有直接供应市场的观赏性花卉及制茶用的香花两种。观赏性花卉以上海农村所产最具代表。19世纪末，上海郊区已逐步形成彭浦、法华及漕泾三大花卉产区。进入20世纪，法华一带渐入市区，浦东塘桥又成为一新兴的花卉生产区。30年代初，上海市郊登记在册的花圃已有180余家。其中漕泾区花圃分布于龙华、梅陇、漕河泾等处，主要生产暖房花卉，花农大都建有玻璃花棚，40年代后期总数已达1200余间，主要生产康乃馨、茨菇花、象牙红、豌豆花、苍兰、大丽等，上海市区冬季所需花卉，皆由该区供应。[9]P15-16制茶用香花生产，以广州市郊河南岛出产最为著名。“珠江之南，有村名庄头，亦名花田，人以种素馨为业。……花贩络绎于道。今年婚丧等事，多用生花，业此益众。”[10]P465

（2）蔬菜生产

近代上海自19世纪后期，城市人口迅速从20万左右增加到50万、100万，20世纪40年代已达400万以上，年消费各类蔬菜达750万担。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市属17个区农村都有蔬菜出产。总计菜地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4%。[11]P40-41

广州，附城东北一带，民多为圃，疏果瓜豆，因时易种，以供城市。[12]P1蔬菜、花卉之外，近代城市周边农村还兴起发展以城市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养蜂、乳牛、家禽饲养等农副业生产。

此外还有重庆、汉口、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以及芜湖、安庆、沙市这样的中型城市，其周边农村都逐渐成为城市蔬菜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蔬菜以及其他园艺作物也逐渐成为城市近郊农村主要的农作物生产品种。

2、城市周边农村经济作物的变动

城市陆续开埠以后，随着周边农村卷入国内外市场程度的加剧，市场价值规律对于农业经济的导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而增加”[13]P48表现在农作物结构上，何种作物市场需求较大、经济收益较高，农民就会自发地选择更多种植和生产这类作物。此时，国内外市场对生丝、茶叶以及棉花的需求甚大，与此相适应，周边农村的作物种植中，此类经济作物的比例就显得相对较高，在农家种植业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在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沿江城市的周边农村中，受市场需求刺激而得到较快发展的是桑蚕业。1926年，“近十数年间，南京城内外种桑之地渐扩展，因之各家庭之养蚕者，在此期内，为数约增一倍之多”。进入20世纪以后，镇江周边农村的蚕桑业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有资料显示，“辛亥革命以前，在镇江从事桑蚕失业者不象现在这样普遍。以往，本地织绸机户不得不向其他城市购入大批的生丝。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间，镇江农民在养蚕方面已经表现了很强烈的兴趣。农村地区正在栽种大量的桑树，共占地2600亩，每年产桑共约7万担”。[14]P191

由于花生、烟草、棉花等作物市场价格远高于粮食作物，因此它们的发展也异常迅速。因花生含油量高，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仅次于大豆的第二大油料作物。1924-1929年全国花生产量达5085万市担，1931-1937年进一步增加到5380万市担。[15]P340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内迅速兴起的机器纺纱工业对棉花需求的急速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棉花种植业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近山东边界的南宫，保定府东南部之高阳，北京之东的宝坻，以及天津西南的一个地方并称为“四十八乡”，棉业闻名一时。如宝坻已经有一座水利纺纱厂，“收集附近三十英里之农户所产的棉花，制成纱线后，就分配于个纺织村落，待织成棉布，然后再事收回，运往东部各省或满洲地方发买。”[16]P25-26“四十八乡”的村民基本都从事纺织工业，购买者皆由个方面来此投资、购棉。

长江中游的沙市，1899年间，沙市“最要之土产即系绵制各货，制棉之地甚多，乡民以纺织为业者亦众。丰岁棉花可产有七八万担不等，土布出口运往重庆，闻有十五万担之谱”。[17]P80

烟叶的种植在近代中国是十分广泛的，在山东门台子，河南许昌以及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形成了产烟中心地，深处内地的陕西，种烟的面积也占很大部分。

由上叙述可见，在周边农村农作物结构的变动中，市场需求以及收益率的多寡已经成为作物结构变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在城市近代化以及市场化的影响下，周边农村的农产种类及结构越来越显示出以市场为导向的特征。一种农作物种植的兴起和盛行可以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刺激和拉动力，也可以因为由于市场需求的低落而中落或消亡。只有让农民现实的看到或者感受到可能增加的实际收入、实际收益时，才有可能使新的作物得到真正的推广和普及。

3、科技的传播与应用

新技术、新发明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由发明者传播给接受者。一定的社会条件对科学技术是有促进作用的，而另一些因素却起阻碍作用。

民国初期的农业良种的培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23年东南大学赵莲芳博士等培育的籼稻良种“帽子头”；1914年金陵大学培育的小麦良种“金大26”，“金大2905”；1914年南通甲种农场培育的棉花良种“鸡脚棉”；1924金陵大学培育的大豆良种“金大332”。这些良种推广遍及全国11个省，远及甘肃、四川和广东，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推广成果较好。与江宁县政府合作推广良种，1933-1935年三年来“增进生产，年至十余万元，全体成绩，可称良好”。1934年秋推广江东门、南京赤壳小麦26436市斤、623户、3000亩，“颇受农民欢迎”[18]P34-36。此外他们还广泛推广良种畜生和改良农具。

民国以来，若干人工劳动以及畜工劳动渐被机器所代替，这在戽斗工作中最为明显。如机器戽水在无锡已占绝大优势，畜工戽水则在淘汰之中。兹录庄前孙巷两村1928和1932两年的统计，机器戽水增加了3%，畜工戽水减少了1%，人工戽水减少了2%，[19]P492由此可以约略看出这一转变的趋向。至20世纪初，大批西方农机，如洋梨、马耙、玉米播种机、割麦机、渔轮等已经引入国内，推动了国内农机具的革新。然而，中国人对技术擅长求精，而不擅长于彻底改进。在无锡，农业机械的利用，一般也只限于戽水工作。近代科技从实验室到乡村仅限于沿海、沿江经济发达的城市周边农村。虽然在局部乡村得到了发展，但是近代农业科技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应用。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周边农村是首先做出反应的地区，也是近代城乡关系、变化最剧烈的地区，乡村的维生体系也同样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发生着变化，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引导，将会导致其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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