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扬波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上海 200433）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目的，以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政治思想体系，对维护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长久以来它无法突破儒家思想感性大于理性、伦理说教大于科学分析的弊病，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显现出其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阻力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事实雄辩地证明。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曾有许多理性的火花，北宋在167年统治期间历经的两次改革都是在当时的理性政治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体现了理性的思考。

一、北宋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为了牢牢掌握统治权，基本沿袭了唐朝的吏治制度。为了防止军队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军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至此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了历朝历代。北宋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复式路制，不在州以上设置统一的高级地方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长，把这一级的事权分属不同部门，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权力。在极度分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对边防和对内治安能力大大减弱。如民族英雄文天祥感叹：“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邵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1]北宋改革了科举制度，增加殿试，在一定时期内起到积极作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家。但由于缺乏有效地监察体制，北宋初期以后官吏腐败现象开始出现，北宋中期以后越来越突出，使北宋统治岌岌可危。

北宋自建立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外敌入侵的威胁，宋太祖赵匡胤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斗争，最终征服了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但辽与西夏的不断侵扰造成北宋边境战乱连连，为抵御外敌维护统治，北宋兵役繁重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因为官吏腐败欺压百姓，导致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使中央统治遭到削弱。在与辽、西夏屈膝求和而求得一段时期的相对安宁后又遭遇金的大举入侵，最终以“靖康之变”结束统治。

北宋的经济十分繁荣，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农业、手工业、采矿业都取得的明显进步，生产工具也不断发展，商业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据《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户数由初年仅有的650万户左右增长到北宋大观三年户数的2088万户，人口约11275万。

二、北宋统治面临的困境

（一）“偃武修文”国策与抵御外敌入侵的矛盾

北宋的“偃武修文”政策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北宋建立以前是中国的一个乱世期——五代十国，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权林立，军队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之事屡见不鲜，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后周大将“黄袍加身”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巩固皇权削弱军权，防止军事政变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他亲自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剧目，解除了朝中大将和一些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宋太祖还通过改革科举等方式大量使用文官压制武官，如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这些措施确实永久消除了武将夺权的威胁，但同时也废除了有效的军事激励机制，导致北宋军事力量一直难以得到较大提高。然而，北宋建立后面临着统一中原的历史任务。北方的辽、西夏、金都是军事强国，要维护北宋的安定就必须保持能够与外族抗衡的强大军事实力。

（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

将军权收归中央后，宋太祖又派文臣到地方作知州，并设置诸州通判，防止知州专权。在中央由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上，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2]，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由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3]，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4]，就此地方的财政权也被收归中央。通过这些举措，北宋统治者成功巩固了中原大一统的局面，彻底解决了历代以来困扰封建君主的藩镇割据问题。但是表面的稳定是以地方军事及行政能力弱化和政府机构臃肿腐败为代价的。北宋地方实行三级行政区划，层级间横向纵向处处分权、相互制衡，官员数量巨大但办事效率低下，朋党现象严重，御辱能力与平暴能力很弱，为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埋下祸根。

（三）冗兵、冗官与落实“民本”的矛盾

官僚体制效率低下，军事系统弱化，与外族交战屡屡战败，北宋统治者采取增加官员和军队整体数量的方法试图改变局面。官僚体系中，每年通过科举入仕者成倍增长；军事体系中，北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只禁军就有20多万。从宋初到宋仁宗时期，军队数量持续增长，最高达到141万。与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共机构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负担最终都落在北宋百姓的肩上，这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严重背离。宋神宗时期，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相当严重，大量土地被大地主占有，北宋财政收入严重缩水，人民所遭受的剥削也日益加重。这些社会现象都不得不引起北宋士大夫们的深思。

三、北宋政治思想家的理性思考

（一）“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

北宋户口分为主户、客户两大类。主户大致为地主及有田自耕之农民，主户按资产和人丁又分为五种，前三等是“从来兼并之家”，包括官户、形势户和地方豪强。第四和第五等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人数最为众多，大致是“转徙不定，佃人之田，居人之地或借人之牛，事主田以分利，或寄附豪家，佃其田而纳其租”之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失业贫民。宋太祖建隆二年诏定每县民籍五等，此后“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籍，有五等丁户簿。此五等户皆为主户。另有客户、形势户。”[5]有权有势的官僚阶级和大地主均为形势户，能通过各种途径逃税避役，作为社会底层的第五等户民承担着北宋的大部分赋税徭役。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李觏等政治家和士大夫们都以“民本”思想剖析社会的弊病并试图寻求变革方案。他们的立足点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紧密相连，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司马光认为自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6]他主张重谷，平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一贯反对巧立名目盘剥农民。李觏认为儒家学说的宗旨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他说：“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7]王安石更是在变法中努力实现“民本”主张，他提出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都以解决人民生产问题和饥荒问题为目的。

（二）“通变救弊”的改革思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最好地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心态，他们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改革，勇于变法。“夫救弊之木，莫太乎通变。”在李觏看来，只有通变，才能救弊，通则变，变则久，否则社会的政治危机是无法解决的。李觏认为，要改革弊政，就要了解社会的弊政所在。他主张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体察人民疾苦隐痛，要允许人民讲话，尤其是讲真话，这就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实行“开讳”，不设“禁区”。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指出当时天下的形势：“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他坚定地指出“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就会“天下为血为肉……”欧阳修在《本论》一文中指出：“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他认为施行新政改变现状是唯一的出路。以改革吏治为主的新政失败后，王安石主持了涉及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和教育的变法，同朝廷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针锋相对，展现了思想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魄力。

（三）义利统一的辩证思想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义和利是完全对立的概念，重义轻利是君子的价值追求与行为准则，见利忘义是小人的卑劣行径。北宋的进步政治思想家不这么认为，他们以理性的唯物主义思维将“利”作为人的正当追求从生锈的价值观牢笼中解放出来。李觏提出“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昌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易为不可言？”他认为利与义是统一的，只有将义与利结合在一起才能解决天下国家正事，而不陷入只讲求信义的虚伪说教之中。明确指出“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陈亮是北宋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破除了理学家朱熹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提出人之同欲的性命论，认为人的物欲就是人的天性，不论是好是坏都不应该加以抹煞。他的思想核心在于提倡农商互补，批评空谈。他认为商和农是同样重要的，两者要互相结合共同发展作用。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对义利关系的正确认识。

（四）治财有道的经济策略

“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未，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命也。”[8]李觏在《富国策》中开宗明义就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即“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明确指出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财物金钱为基础，没有“财用”，则一切都办不成。李觏还提出：“君不理，则权在商贾；商贾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9]即君主要理财，掌握、控制市场物价，这样不仅可以纤贫篓而钳兼并，而且可以防止好商乘民之危，断民命之物，使老百姓受害。主张用政府信贷调剂百姓生产收入，解决百姓在青黄不接时节缺粮问题是王安石在变法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这也是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实行的超越时代的创举。王安石在理财上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之所以有财政困难，主要还不是开支大的问题而是理财无方的问题。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不能光节流，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并合理理财。“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道耳。”[10]王安石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他主张推行青苗法，目的是通过其实现救济与援助的功效。这一政策的受众群体是贫苦之家,百姓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应由官府向百姓发放粮食和贷款以渡过难关。

（五）“明本治军”的强军策略

北宋军事力量薄弱，士大夫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言兵者更为活跃，论兵著作十分丰富。李觏、范仲淹和苏洵都明确提出强军对于国泰民安的重要性。李觏在《周礼致太平论·军卫第一》中提到：“兵者，国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有兵而尝足矣。何以言之？”[11]李觏极力主张“强兵”，并写出《强兵策十首》，陈述他的“强兵”之策。他力主“强兵”，但反对穷兵黩武、耗尽民财，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12]阐释了强兵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的科学理念。苏洵是主张强军和以仁义治军的又一代表人物。他认为强军关键是要强化军威、统一号令，“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要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他批评把仁义和兵术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二者能够找到结合点。“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13]提出了要科学带兵、禁止军队扰民乱政、实现强军与仁政统一的进步思想。

四、结论

北宋中期以后出现的“积贫积弱”现象与其“重文轻武”国策和吏治、徭役等政策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政策是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形成的。北宋政治思想家们对于这些政策提出质疑并且倡导以“新政”或“变法”对旧的政策进行改革尽管没有撼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实质上已经对儒家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北宋政治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摆脱了儒家僵化的思维方式，以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寻求治国安民的途径。他们提出的许多主张都彰显着人类的理性与智慧，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奠定了基础。很遗憾，这些理性的火花并没有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在强大的宋明理学的排挤下不得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又一个被冰封的希望。

[1]《宋史·文天祥传》.

[2]《长编》第五卷.

[3]《长编》第六卷.

[4]《长编》第三十四卷.

[5]《邓广铭全集》第六卷第557页，河南教育出版社.

[6]《司马光评传》第30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7]《李觏集》第四卷，《删定易图序论六》.

[8]《富国策第一》，《李觏集》卷十六，第133页.

[9]《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六》，《李觏集》卷八，第89页.

[10]詹大和等，《王安石年谱三种》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705页.

[11]《周礼致太平论·军卫第一》，《李觏集》第九卷，第92页.

[12]《强兵策第一》，《李觏集》第十七卷，第151页.

[13]《苏洵集》嘉祐集卷二·权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