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川

地理空间与诗歌体验
——兼谈冯至《北游》的现实主义批评倾向

/王巨川

中国现代新诗自上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从破而立，从注重诗的精神内容到重视诗的形式建设的过程。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是使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重要诗人之一。他早期的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和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十四行诗》是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作品。

长诗《北游》是冯至第二本诗集中最重要的一首，全诗共13章481行，是诗人在哈尔滨教书时利用假期的三天时间完成的，是诗人对现实生活长期观察与体悟所得到的艺术结晶，也是诗人一生新诗创作中最具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冯至本人及许多学者都认为《北游》是其早期诗歌《昨日之歌》的一个进展，是他诗歌创作的明显的提高。也有学者认为“从《昨日之歌》到《十四行集》，《北游及其他》可以说是一本带有过渡性质的诗集”，从而对《北游》的考察只限于冯至诗歌创作中那种风格转换的轨迹及其原因。笔者以为，冯至诗歌创作过程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过程，这种情况是在其他诗人的创作中不多见的。同时，从精神角度来看，冯至也走过了一条由内视角向外视角的转变，从对自身喜忧的倾诉转而俯视人类生存状况。冯至在边陲北镇哈尔滨的远游体验无论在诗歌创作上还是在诗人的人生里程中都是一次重大的转折性事件，《北游》长诗就是这次转折性事件的见证。“北游”经历使冯至能够在陌生的地理空间经历了关照自身和体验他者的过程。

《北游》一诗是冯至1927年到哈尔滨任教这一“北游”事件的文字记录，关于这段时期的生活,冯至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走入一个生疏的环境，接触到的人和事，听到的语言，和过去在北京的学校生活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有半年之久，写不出一句诗来, 那种孤单寂寞之感,自以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在新年，学校放假三天，不知怎么一种契机，我在三天内废寝忘餐，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了四百五十多行诗，把半年内胸中的块垒都泉涌似的倾吐出来，最后在封面上写了‘北游’两个字。”那么，冯至所说的这个“另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

哈尔滨原本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渔村，是“稀稀拉拉有些房子和小菜园的低洼地”，清朝末年，沙俄政府逐渐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哈尔滨这一本属于中国的领土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哈尔滨也曾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异域特色的“殖民城市”，对刚从大学校园里面走出来的冯至来说充满了陌生感。1927年冯至大学毕业，听从好友杨晦的意见，告别了熟悉的北京，告别了母校北京大学，经过长途跋涉，乘火车抵达杨晦所说的“艰苦”、“甚至黑暗”的哈尔滨，来到了任教的广益中学(今为哈尔滨一中)。对于外来者的冯至，这座“庞大的、灰色的都市”是一个永远无法进入的“他者”空间。从北京的校园突然转向于北方黑暗都市的生存，一切熟悉的生活都成了历史，纯朴正直的冯至成了一个局外人。

冯至到达哈尔滨的时候，距离中国政府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仅有两年多的时间，这里的建筑、文化等等依然是“充满了异乡情调”。在这个受俄罗斯、苏联浓烈影响的中华北国的大都市里，冯至仿佛到了另一世界：“所接触的都是些非常grotesque(奇怪，古怪)的人们干些非常grotesque的事，而自己又是骤然从温暖的地带走入荒凉的区域，一切都不曾预备，所以被冷气一袭，便弄得手足无措：只是空空地对着几十本随身带来的书籍发呆，而一页也读不下去。”作为中国的边陲之地哈尔滨历来就被认为是俄日等国的殖民地。1920年初，瞿秋白路经哈尔滨去苏联考察时，在他的旅途游记《俄乡纪程》中写道：“哈尔滨的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洋泾浜的俄国话……俄革命后亡命者的白党资本家将军都聚集在此地。成天在街上只看见俄国人，那些亡命的资产阶级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肚皮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哈尔滨盘踞着中东路的要津，已经根深蒂固，如一旦动摇，他们就恐慌起来，阴谋诡计日出。革命后各处的俄国亡命客又都聚集在哈尔滨。于是哈尔滨，就变成俄国新旧党的纠葛地。” 的确如此。当时哈尔滨的街道、商店、工厂等名称都是用俄语写的，而且城市的布局、建筑风格都和俄罗斯一般。刚到哈尔滨的外地人，感到似乎到了异国他乡，大街上满眼是俄文。企业的名称也是如此：阿盖耶夫商行、敖连特电影院、伯理司敦烟草公司、维多利亚点心铺、格瓦里斯基林业公司……至今哈尔滨的一些企业仍沿用着当年的老字号，像秋林公司、马迭尔宾馆、老巴夺香烟等，街道上还留有当年街名的痕迹。

难怪冯至初到哈尔滨的印象就是：“听那怪兽般的摩托，/在长街短道上肆意地驰跑，/瘦马拉着破烂的车，/高伸着脖子嗷嗷地呼叫。/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北游·哈尔滨》）“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高丽的妓院”是哈尔滨这座殖民地城市在当时所特有的风貌，也成为冯至的最初印象及其诗歌中对殖民文化的独特批判意象。这样一个恶俗的世界超越了诗人心理承受的阈限，诗人的应对策略只能是，“快快地毁灭，像是当年的Pom peii，／第一个该毁灭的，是我这个游魂!”在这个文明的大都市里，“这里有人在算计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钱，／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她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诗人面对这个现代文明的都市产生了深深的绝望感，他的生存经验和情感心理已经无法应付，如果说诗人在《昨日之歌》中表达的孤独、失意是个体性的、偶然性的，那么在《北游》中体现的则是一种无可逃脱的绝望，他的苦闷不再是他一人的苦闷，他的感受也不再是个体的担当，而是整个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这部长诗里开始出现一些如“死亡”、“生意义”等现代主义的命题，有学者将《北游》比作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正是观察到这首诗作内含着的某些现代性因素。

在冯至创作的《北游》诗里面，“荒原”意象是贯穿其中的主要视点，也是作为外来旅者的精神体现，在创作中与生活在本地的俄国作家有着不同的价值批判。根据冯至到哈尔滨的缘由以及好友杨晦的劝告来看，冯至在殖民地色彩浓重的北方哈尔滨的经历明显具有了“历练”的过程，是对自己精神的一种炼狱。吴武洲认为：“境遇与心态的突入，形成了《北游》既有北方城郭的精心雕刻，又有诗人的愤激心态，既有客观实在的原貌展示，又有主体情绪的细微渗入的写作风格。”

孤独的诗人并没有因为外界精神的极度荒芜而沉沦，而是用批判的笔触深入到这个现代化都市的文明深处，为时代的物质及精神状况状写了一篇真实的寓言。可以说，《北游》一诗就是这篇“真实的寓言”。

身处这样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冯至既贴近又疏离，他实际是在第三者或者说是用“第三只眼”观察着自己与都市的关系。在对都市的叙述中，冯至就表现出了与其他作家明显的不同。俄侨女诗人E·聂杰里斯卡娅在她的一首无名诗中这样描写哈尔滨：

……

岁月是越走越远了……

头上异乡的晚霞红似火。

美人般的城市,我见过许多，

可你，我带灰尘的城市最可爱不过。

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你们在一起，

曾有过，多么多的体验!

可你们远在天边，

可我能忘记么？能忘记么？

我的爱,怎样才能用语言表现？……

另一位女诗人E·芙达莉在她的《煎饼》一诗中，却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上世纪20到40年代哈尔滨市井生活的情景。诗中是这样写的：

风，轻轻地摇动着榆树的枝，

春，来到了我们马家沟这里。

一中国老人，坐在破旧车上，

嘴里嚼着烧饼，哼哼着小曲。

卖破烂儿的，躲进门后的荫凉儿，

陶醉地闭上眼睛，哼哼唧唧。

傅家店里，好不热闹的大喊大叫，

翻花似地，沸腾着各种生意。

街上是香喷喷的，香喷喷的，

大煎饼使劲地往外冒着香气。

亲爱的哈尔滨，中国一城市，

也使劲地挥放着，春的气息。

冯至眼中的都市却非上述两个诗人眼中的亲切与美丽，而呈现出“荒原”式的都市意象。《在公园》中 “我只能这样呆呆地张望——/望着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各各的肩上担着个天大的空虚，/此外便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如果说诗人在大学时期的痛苦、孤独仅仅是青年人内心的带有一定程度的想象体验，那么这次在北国哈尔滨的体验之旅则将要把一个真切、现实的社会摆放到诗人的面前。

《北游》前引杜甫《乐游园歌》的末二句为引子。乐游园，又称乐游苑、乐游原，葛洪《西京杂记》有记载。据说，该园系“汉宣帝所立。唐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其地四望无敝，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杜甫此诗的前三首，铺陈此地游乐时的盛况，四、五首切入主旨，“我”未醉先悲，罚多少酒也不在乎，怀才不遇，无归宿处；唯有“独立苍茫自咏诗”。而冯至录杜甫的两句诗，显然也有同感，因为他在哈尔滨也感到前途茫茫，写《北游》确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冯至在《追悼会》一诗中写道：“不知不觉地，树叶都已落尽，/日月的循环，在我已经不生疑问；/我只把自己关在房中，空对着/那‘死室回忆’的作者的相片发闷。/忽然初冬的雪落了一尺多深，/似乎接到了一封远方的音信，/它从沉睡中把我唤醒，/使我觉得我的血液还在循环，/我的生命也仿佛还不曾凋尽!”

如果说冯至的前期创作表现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的抒情，那么，《北游》一诗则从现实的处境出发，在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张力中表达了诗人有意识的社会批判倾向。诗人没有在孤独中沉落下去，而是不断地自我反省、责问“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并在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过程中探寻生存的意义。因此，我们从《北游》的批判现实精神中发现出诗人沉思的哲性，从这里出发，诗人突破了自我狭小的个体空间，进入更为广博深邃的哲思世界。

作 者：王巨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