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芹（三峡大学文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传播作为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直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的主体，每一个人都在人际传播空间展示自己，阿Q也不例外。因此，本文从传播学者欧文·戈夫曼“拟剧理论”出发，通过探析阿Q的人际传播特点，重新理解阿Q的人生悲剧。

一、阿Q的人际传播策略与精神胜利法

戈夫曼认为①，一个人一旦介入他人的存在，就要考虑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相比而言，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倒是无足轻重的。为此，人们会利用来源于戏剧技巧的方法来制造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印象，即采用各种策略来进行印象管理。在小说文本中，鲁迅先生为阿Q设置了一个“孤儿”的特殊身份：无父无母、没有任何亲人且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出生信息，如籍贯、姓氏。这个身份在讲究血亲宗族的封建社会自然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极其卑微。所以，在未庄“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为了改变自己在现实中的边缘处境，打造“完人”梦想，得到未庄村民的注意与尊重，阿Q选择了这样一些印象管理策略：

1.理想化表演。理想化表演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掩饰，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具体的实施方法有：

（1）掩饰过去的生活经历。阿Q从没具体陈述过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偶然间所谈及的常是自己想象中家族辉煌。小说一共有两处写到这一点。一次是他喝过两碗黄酒后说“他和赵太爷原本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所以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这于他也很光彩”。另一次是阿Q和别人口角时会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正因为这“先前阔”的生活经历，阿Q才能“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2）掩饰失误。阿Q生平的两件屈辱，实际上都是掩饰自我失误的结果。第一件屈辱是被自己一向看不起的王胡打败了，第二件屈辱是被自己“深恶而痛绝之”的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阿Q主动挑起来的。他先骂王胡“你这毛虫”，打不过了，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指责王胡没有见识；骂假洋鬼子“秃儿。驴……”快挨打了马上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掩饰说：“我说他！”因为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所以虚妄自尊；因为虚妄自尊，所以阿Q更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将自己的种种错误不断掩饰，在心理上塑造自我的完美印象。

（3）隐藏参与活动时所必须遭遇的耻辱。阿Q因进城发财回乡后，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四处炫耀。“据阿Q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后来是“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就回来了。而且，他“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这些关于自己城市生活的描述，完全隐藏了他在城市打工期间可能所遭遇的屈辱。试想，阿Q在未庄给赵太爷家帮工尚且挨打受罚，换了一个更陌生的城市，难道举人老爷就会尊重他吗？消解、隐藏生活中的种种屈辱，也是阿Q努力想在未庄村民面前成为“完人”的一个重要途径。

2.误解表演。使别人产生错觉，得到假印象的表演叫“误解表演”。误解表演有两个目的：获得利益或者满足某种虚荣心。阿Q的误解表演主要为了满足虚荣心，这和他的“完人”理想是相一致。

小说中着力描写了阿Q如何掩饰自己的生理缺陷——“癞疮疤”。阿Q“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这段文字用了喜剧的笔调，写了阿Q如何煞费苦心掩饰自己生理缺陷，从一开始强硬（不准说，谁说打谁）一步步走向怒目而视（只是用眼睛盯着说了的人），看似滑稽，实则凄凉，把一个不甘于社会底层而又不能摆脱底层身份的阿Q写得十分传神。

3.补救表演。补救表演是用来应付一些意外情况的，如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等，这些都会导致个人表演的不协调。阿Q求爱失败后用的就是这一策略。

阿Q一向以“正人”自诩，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很严。可那一天，他“忽然抢上去”，对着心仪的对象吴妈就跪了下去，很直接地说：“我和你困觉！”结果当然很失礼，吓得吴妈“且跑且嚷”，随后秀才就用大竹杠向他劈下来，骂他“忘八蛋”。不过，大骂之后，阿Q很快“便动手去舂米”，舂了一会，“他听外面很热闹……便即寻声走出去了。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赵太爷的内院正在热议阿Q侵犯吴妈的事情，阿Q再次被大竹杠打了出去。对待这次意外，阿Q之所以能很快就恢复镇定，其实是他用预设的角色行为方式（“我是一个正人”的角色）补救自己不当表演，这才迅速在心理上自我化解了前后不一致公众表演的印象负重，以至于自欺欺人地认为事情在他第一次挨打后就“已经收束”了。

以上三种印象管理策略催生了阿Q的招牌法术——“精神胜利法”。它的内核是面子问题，目的是塑造完人阿Q，实施手段是不断掩饰。

二、阿Q的表演框架——“未庄”公共空间的人际传播特点

戈夫曼说：“我所面对的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的任一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②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就是所谓表演框架，人们是依据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来表演的。阿Q表演框架在未庄的公共空间，他的悲喜剧故事与命运走向始终与封建、落后的未庄交织在一起，未庄的组织原则与经验直接影响了阿Q一系列的行为表演。路边、酒店、茶馆、庙檐下……这些未庄村民经常在同一个时段不约而同地去的聚集点，是他们聊聊农事、话话家常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未庄村民们相互交流生活信息，维系日常人情往来，并且培养出了自己的意见领袖，形成公共舆论。

讨论未庄公共空间人际传播特点，可以从未庄村民培育出的“意见领袖”邹七嫂谈起。传播学中把意见领袖也称为舆论领袖，专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通常他们是组织传播的闸门，是人际传播中的“小广播”。那么，在没落、封闭的未庄，意见领袖邹七嫂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三个因素可以给出答案：

1.邹七嫂的人际交往。邹七嫂交际广，有吸引力，周围常有一批追随者。小说是这样写阿Q中兴过程的：邹七嫂第一个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于是未庄的女人们就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最终阿Q的大名从浅闺传到了深闺，赵太爷家经过“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Q，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邹七嫂的人际交往范围之广——从浅闺到深闺，追随者之多——从赵白眼的母亲到赵太太，在这里可见一斑。

2.邹七嫂的社会地位。人见人爱的邹七嫂并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惯用了“邹七”（她丈夫的名字）。这种妻随夫姓的依附姓名表明了：作为女人，她高于雇民吴妈但低于赵太太的身份。而这个可以沟通未庄底层社会（以阿Q、王胡等为代表）和上层社会（以赵太爷、钱太爷为代表）的社会身份，使邹七嫂的活动空间较一般人更大些，所以她的影响力也就更普泛些。也就是说，邹七嫂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给予了她能担任未庄民间意见领袖的机会。

3.邹七嫂的价值观。邹七嫂身上呈现出的趋炎附势、庸俗势利、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品性，充分展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遭受封建统治者欺压、愚弄和剥削所形成的典型性格。有学者深刻指出③：邹七嫂是未庄三大文化形态——势力文化、闲人看客文化、从众文化——的活的标本。因为邹七嫂是未庄民众心目中价值的化身，她的一言一行备受追随者格外重视并且愿意去模仿的。请看邹七嫂和未庄民众的表演：邹七嫂见阿Q走投无路就躲，从城里带回来了便宜货就第一个去找他；听了赵太爷的“庭训”就马上与他划清界限，并且将阿Q可疑之点无意传扬出去，提醒和告诫别人……何其势利和帮闲！再看未庄其他村民：因为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地保训斥他，还找他要了酒钱，其他“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大家都不愿意去调查事实真相而盲目根据赵太爷的话来判断是非；看见阿Q和小D打架，看的人们说：“好，好！”“不知道是劝解，是颂扬，还是煽动。”旁观看客的冷漠充满了未庄的空气。不仅如此，和邹七嫂一样，未庄人始终跟随着上层阶级的言行，有着普遍的从众心态。阿Q被无辜当了革命的替罪羊，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以邹七嫂为核心的未庄村民在公共空间的人际传播活动呈现出了未庄的社会形态和整体局势，展现出了未庄的世俗人情。正是未庄的环境烘托出了阿Q，成为了阿Q的表演框架。

三、阿Q的“污名问题”与底层身份焦虑

阿Q是一个不完美的人。首先他是一个生理上有显著缺陷的人（体质瘦弱有癞疮疤）；其次，他是一个品质上有缺陷的人（当过偷儿）；最后，他是来自不受欢迎的阶层或群体的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亲人）。用戈夫曼的理论来看，阿Q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污名问题”。所谓“污名”，就是“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马上就有迹象表明他具有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使他可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成为一种不大值得羡慕的人……他就是这样在我们心目中从一个没有缺陷的、正常的人贬低为一个有污点、被轻视的人。这样一种属性就是污名”④。可见，污名涉及到一个定义或评价的问题。一个人本身是否有缺陷或者有污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和交往关系中被其他人视为是有缺陷、有污点的人。

因为“污名问题”，阿Q在未庄的社会交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所以，他常常会在人际交往中选择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一是退出社交圈，不参加对自己不利的演出。恋爱悲剧后，阿Q遭到了未庄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酒店不肯赊欠了”；“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为了生计，阿Q和小D打了一场“龙虎斗”，失意后一个人在路上走了很久，可是他“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等到尼姑庵偷吃了三个萝卜后，“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主动退出未庄社交圈，是阿Q发现自己在未庄处于不利地位后的选择。二是通过“误解表演”掩饰一些东西，使污名不被人发现。阿Q的误解表演直接催生了精神胜利法，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过。

阿Q最后选择要革命也与他备受污名问题困扰分不开。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污名的人也一样；任何人都有自尊，最卑微的人也一样。阿Q主动退出未庄正常的社交圈就是为了减少污名给自己带来的伤害。那么，受污名问题困扰的人为了寻求内心平衡会选择什么样的群体与之主动交往呢？戈夫曼认为，他们要么选择与自己具有相同污名的人组成的群体，要么就投身于由正常的、又具有同情心的人组成的群体。因为在前一种群体中，他们可以完全不介意自己的污名问题，甚至以污名作为资本，使自己在该群体获得某种相应的地位；而在后一种群体中，他们感到别人没有把污名当成什么问题，他们也无须感到羞耻。所以，阿Q进城后，很快就与一群有着同样污名问题的偷儿混在了一起。对于这一段生活经历，“阿Q也并不讳饰，傲然说出他的经验来”。“傲然”一词生动说明了阿Q找到同类群体后精神上曾有的短暂快乐。因为同样原因，赌场上的阿Q也是真正快乐的：他常常“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兴高采烈得非常”。

然而，阿Q的胆儿太小不敢再偷，只得重新回到未庄。未庄村民并不是一个充满了爱意与同情心的群体，势利与阶层倾轧很快就让阿Q重新对自己底层身份焦躁起来；人们的每一个面部表情——好奇、冷漠、反感或同情——也都会不知不觉地使他感到更加孤独。不断被排挤，使阿Q渐渐脱离了未庄的体制，成为典型的底层草根阶层。他也因此渐渐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的一切。于是，当偶然一次阿Q酒醉后大声嚷道“造反了”时，他发现了未庄人惊惧的眼光。“这一种可怜的目光……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从这以后，阿Q再也不愿意理会未庄的传统秩序，而是用尽全力欢迎自己其实也并不清楚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革命——能快些到来。可见，革命是阿Q的主动选择，他试图用这种最激烈、直接的方式彻底改变底层身份、解决污名问题。所以，有污名的人和常人一样都十分介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所以，当阿Q虽惶恐，但已醒悟到自己走上了去法场杀头的路时，他下意识地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是小说结尾的高潮，也是阿Q表演人生的完美谢幕！

综上所述，在《阿Q正传》中，阿Q的人际传播特点展现出了人类传播的表演目的——要为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而进行的表演。据此去反思阿Q的种种人际传播策略，我们对鲁迅先生力图揭示潜存于人类个体意识中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解读。

① 转引自芮必峰.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4期。

② 戈夫曼.框架分析[M].剑桥，1974：13.

③ 刘家思.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户——论邹七嫂形象.鲁迅研究月刊.2008.7.

④ 戈夫曼.污名：关于宠坏了的人的管理笔记[M].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林第斯·霍尔，1963：2-3.转引自芮必峰《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

[1] 文中所引用《阿Q正传》原文出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