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锐（西安财经学院， 西安 710100）

文学的使命要求它不能逃避对个体生存的关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有生命个人的存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文学作品不能忽略人的生存世界。但是，曾几何时，中国文学成为集体、国家的代言，成为政治理论的工具，文学与人的心灵、命运、生存疏远的时候，也是与本真的生存分道扬镳的开始。汪曾祺小说恰恰来自于作家对集体、形象、典型这些抽象名词的拒绝，作者把个体的人从“人民”话语中还原出来，并把它们放在了更能展示人本性的生存处境中去，写出了他们的本真和坚强，同时也写出了他们所忍受的屈辱和处于困境中的盲目和茫然。

存在论美学观重要的哲学方法是：走向身情本身——亦即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这就是说，通过将一切实体加以“悬搁”的途径，回到认识活动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现象在意向性过程中显现其本质，从而达到“本质直观”，这也就是所谓现象学还原。这种走向身情本身的哲学方法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便是还原生存的原生相，回到生存本身。因此，回归具体的人的生活，也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非常关注，钱中文说：“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