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臣

作 者：孙武臣，文学评论家，曾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副主任、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撰有专著《文学经纬论》《长篇小说发展论》等。

如果硬是用一句话道出文艺创作是什么，可以定义为：文艺创作是生活在创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为这句话起码含纳了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以及二者互动互为因果的关系。然而，说来容易，其实解析起来极为复杂，复杂到说不清的地步。这一切都因为“人”是宇宙万物之中最为高级最为复杂的。我们这里只能权且将这句话的思路延伸下去。

生活，自然可以囊括家庭、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说人的生态和心态。一个人阅历的广与狭、深与浅取决于他对以上所囊括生活内涵的多与少。

我参加过不少老少文学活动，看过老少写作的作品，因此，我能大体地感知到他们阅历的多与少、宽与窄怎样决定了其作品的大与小、重与轻。

一些从战争岁月走来的老人，历经时代风云，历史沧桑，历经人生坎坷、人间冷暖；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选择题材，还是开掘主题，都凸显出他们人生阅历的优势。而相反，当今的中小学生不得不顺从着社会一张文凭的价值取向，每天忙于应试，社会让他们疏远了德育、美育，只剩余个被扭曲了的冷酷的“智育”将他们死死地束缚住。我们的孩子们失去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快乐，失去了融入友谊亲情和文学艺术的温暖。从他们的作品中，明显见出一些灵气，但视野的狭小，思想的贫乏，多“小我”之轻，少“大我”之重，却是普遍的。

老者的优长和少者的劣短，大体可以说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的古人其实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事众文饶，水大鱼多。”(王充)“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世上万事自然要与时俱进，但并非一切都要时易理迁，变中总有不变，全都变了，则此非此，彼非彼，就可怕了。比如，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追求意义的，如果这一点也变了，人岂非又回归到动物了！文艺亦如此，生活永远是创作之源，是真正的文艺创作者应该守望的。遗憾的是当今创作的“贫血缺钙”的种种病症，究其根源几乎都由创作的水土流失所致。

一般地说，一个创作者只能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写不出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再伟大的作家，具有再高超的写作技巧，也无一例外。鲁迅当年听了陈赓将军讲述长征，很是为人类社会这一奇迹感动，也曾文思澎湃，很想写一部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终因不熟悉红军的生活而未能实现这一梦想。

当然，这个例子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任何一个作者的生活范围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生活，并且在拥有的有限的生活里，也不能逃离开时代、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个人经历的种种制约与作用。所以，一个写作者要尽力拓宽生活面，只有广，才可能深，正如打井，井口没有一定的广度，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这便是“行万里路”的象征性内涵。

“深入生活”的提法，其实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过去在践行时走到了极端，似乎非“长蹲死守”不叫深入生活，甚至以此作为“惩罚”的一种手段，强迫“深入生活”，这种被扭曲了的“深入生活”怎会不引发创作者的反感呢？但话又要说回来，如果被冲动的情感引领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整体性地反感“深入生活”的理念，只靠“宾馆策划”和模式化的胡编乱造，创作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的生活积累当然越厚重越有利，如同矿藏愈厚实，开采量才能愈丰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生活积累越富有固然是创造者的一个优势，但反过来说，生活经历宽广的人却未必能成为文艺创作者，我们许多老年朋友，并没有因为具有别人无法取代的独特生活经历而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之源，似乎完全不具备创作中的生活优势。想来岂非浪费了一个富矿？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仅涉及到“在创作者头脑中的反映”这个创作主体中的兴趣爱好的指向，思想感悟和情感激发能力的强弱，文化艺术修养的薄厚，文字驾驭能力的大小等多项内蕴，还涉及到由此而对生活题材的选择指向。这些问题因为都属创作主体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说；但关联到渗透到创作主体中的创作客体的话题，本文可以接着探讨。

比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生活”，自然是指客观生活，但就写作而言，其实你所经历和体验的生活，即你的客观生活并非都能成为你的创作客体这一点很容易成为我们认识的误区，使我们误认只要经历和体验的越多越好，其实不一定。从正道理上说，“没有生活就没有写作”，是对的；但“写作就是生活竞赛”，就不能成立了。我接触过多生活阅历丰厚的老年写作者，他们也写了一些品，但从作品中并没有显示出生活积累的深厚功底相反却让人感到单薄轻浅。这是因为他们经历和验过的生活没有进入和融入到创作主体之中，没和创作主体取得联系的那些客观生活，对于创作说，是用处不大的客观生活，甚至和写作没有关系打个比方，如同你认识的人，并非都是你的朋友样，而只有“朋友”才是你写作所需要的对象，是你的创作客体。更何况，老人一生的朋友，随时间的流逝，记忆的衰退，有许多失去了联系，渐地疏远和淡忘了，于是真正能够进入创作主体客观生活也就愈发少了，特别是失却了许多曾经自己感情的潮水激荡和浸润过的细节，而没有了节，也就丧失了写作的艺术，丧失了感人的艺术撼。许多老作家的多部头的长篇小说，常出现一不如一部的衰退现象，一些业余作家一旦转为专作家，创作之源也容易衰退和枯竭，其最重要的因，都是找不回了记忆中的艺术细节。

生活不等于艺术，即使一个作家，他的所有活经历并不能全部化为他的“创作客体”。从哲层面上说，就是不能将事实判断混同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即主体的好恶或好的表现。这就是说一个作家的经历经过自己的美“筛选”所剩下真正能成为创作客体的生活经并不多。因此，创作客体与生活经历并不成正比。

在思想方法上，我们不能“两极跳”。过去们将“深入生活”引入一个极致，似乎只有长地蹲守在一个点上，才叫“深入”，孰知反而容致使作家成为“井底之蛙”；但也不能因为“深入得不对就对“深入生活”说“不”了吧？否定与绝“深入生活”，片面理解与强调“到处有生活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致。当今创作的“贫血症的病因，几乎全部源于生活的贫乏与肤浅。

新时期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拔得头筹的是谌容的《人到中年》。写作之前，她曾到北京“同仁医院”深入生活三个月。读者会问，这么短的深入生活，怎么能写出这部大作呢？我曾就谌容的写作访问过这位影响很大的女作家。她说《人到中年》的故事与人物的原型，甚至一些细节，早已烂熟于心，那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都是她的邻居们和朋友们，通过长期观察、体验、理解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世界。去“同仁医院”这个眼科专科医院，只是去观察、设想她的人物应该工作在怎样的环境里，怎样的空间里。三个月足够了。这样有针对性的灵活的“深入生活”方式，我以为是应该提倡的。

“深入生活”还应该有深入时代这一层面的内涵，“深入生活”也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即观察体验和理解当今时代的目的。新时期之始，作家蒋子龙为我们奉献出乔厂长等一系列改革先锋人物，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期，他笔下的改革人物没能接续的根本原由，我以为还是作家对与时俱进、已经变化了的生活不那么熟悉了。而更年轻的一些作家，如周梅森等却有着“下海经商”、“金融市场”的新的生活体验，于是他们能写出《中国制造》《天下财富》等崭新时代背景中崭新人物的生态与心态的长篇小说。

写作者自然最好是写作自己亲历的生活，我把它称之为“直接生活”，但并非“华山一条路”，而是可以用“间接生活”来弥补其一部分未亲历的生活，即所谓“流”。当然在谈及“流”的作用时，不能将其夸大到可以取代“源”的作用，“无源自无流”。

我以为谈到创作客体中的间接生活体验时，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读万卷书”，借鉴前人他人的体悟，激发自己的情志，启迪自己的感知，拓宽自己的视野，多读书多得益。我这里要特别对青少年朋友说：人的记忆容量大得几乎无可限量。美国议会图书馆可谓世界大图书馆之一，它藏书两千万册，但一个人的大脑的记忆力可以容得下三四个这样大的图书馆。朋友们，努力读书吧！让自己大脑中的空间都得以充分利用，都明亮起来，再也不要有荒疏空置的黑暗角落。我们可借助“读书万卷”之力之利，这对写作是尤为重要的。

二是“感觉平移”，写作者不可能直接获得所有的人生和生命的历程和体验。作家莫言在《红高粱》中描写“鬼子活扒人皮”，这是自己不可能具有的感觉，但又不能不写，因为这一笔是揭露鬼子灭绝人性的有力细节，他说，他扒过兔子和青蛙的皮，于是将这种特定的感觉平移到“扒人皮”的细节描写上，那是血淋淋触目惊心的一笔，也是移花接木，用“间接生活”补充“直接生活”的典型一例。

但“间接生活”毕竟是“流”，不是“源”，它永远取代不了“直接生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永远是“变”中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