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文（新乡学院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1990年代初，余华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唤》，在创作中，余华感受到了来自叙述自身的力量，人物的力量，命运的力量，“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①这时，余华的艺术观念在渐渐转变，人类生存中的悲悯情怀开始慢慢地侵入他的内心深处。在重新反思以往的暴力写作时，他对存在的苦难本质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理解空间，把苦难的事件放在更为现实的历史时空来展示，也使他笔下的苦难更具有人性内在的生命光泽。《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正是余华艺术观念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也是他对人物不断理解过程中的产物。作家进入了丰富广阔的民间天地，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富贵和许三观的一生，并将他们的故事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状况和人性境遇给予了一以贯之的关注。

一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叙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末到文革结束这个历史阶段，主人公同样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之间，这一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注定了小说中的人物必然挣扎在贫苦线上，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生存的困境在当时除了在忍耐中得到自我精神上的超越，是不可能获得根本上的解脱的。作者正是从这种角度上开始了对故事的叙述。

（一）虚构的真实

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指出：“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的存在只能是他的精神。”因为现实的无法再现，作家选择了自己“内心的现实”，当这种观念实践到创作上时，就转变成了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使这种“内心真实观”成为对人类生命精神的展示目标。“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民族，时代背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达好一个人的真实内心，就什么都有了。”②《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采用的都是直线型情节结构模式，但故事的情节发展既没有传统小说的冲突与巧合，也没有现实主义写作中的事无巨细的描写和写实般的叙述，而是依据人物生活或生存的自身逻辑和规律。

《活着》虚拟了“我”在乡村采风过程中与老年农民福贵的相遇，由此设置了一主一副的两个叙述层面，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构成了主叙述层面，也是整部小说的主要构成。作家让福贵用他自己的语言，即作为一个农民身份的福贵的话语来回忆他的一生境遇以及他一家人的生活，并通过他的语言，展示了中国社会三十几年的历程，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福贵一生的时间浓缩在他一个下午的叙述中，故事中生活是以回忆的方式即以富贵内心的感受一步步展现的，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也随之浮现出来。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家选择了完全局外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这里，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历史跨度的跳跃、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都通过对话来实现。对话也完全由作家根据人物的身份和心理状态做出准确的表达，成为表现人内心世界的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的推进，所有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都能使我们能够在对话中领略到生活的真实一面。

另一方面，余华充分意识到了人物自身的生命价值，他极力地怂恿人物按照命运朝着各种“可能性”方向奔跑，使人物跑出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逻辑。

（二）苦难的主题

行走在余华的故事里，总能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有时就是纯粹的苦难。余华将苦难的抽象溶解于历史的生活场景之中，溶解于具体的个人命运之中，通过对生命细节的把握，余华在普通人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关于苦难的一般性解释，并在其中灌注了很多令人感动的生气。

《活着》写了福贵一家在动荡不安的现代生活中浮萍般的命运，灾难和死亡接踵而至。福贵青年时赌博成性，将富足的家弄得倾家荡产，父亲因承受不住打击而去世；浪子回头后，刚过两年清苦但还安稳的生活后，却被抓壮丁，在战场上见识了尸体横陈的景象并死里逃生了一回。回到家后，母亲已经去世，和妻子儿女没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又开始经历了砸锅炼钢办公社，三年的自然灾害……这些经历，不仅把福贵一家清苦但还安稳的生活彻底打破，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贫困，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甥苦根先后死亡，只剩下福贵孤苦一人与一头老牛做伴。作为一个旧社会里成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福贵当然意识不到社会历史对他造成的苦难，他只能将这一切归于命苦，因为认命，他也就安然于自己所经历的苦难，用达观、平静的态度来叙述自己的一生。然而，作为读者，却无法无视苦难的内在因素，小说给人震惊的，不仅是其呈现出的一次次苦难和死亡，而是对人何以承受这些苦难，并在苦难中继续生存的质疑。当作家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描述出福贵和他的家人在经受了一次次的苦难中依然顽强地生活着时，文章的主旨也渐渐浮出水面——“《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人和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时如何熬过来的。”③《许三观卖血记》写的依然是小人物在极端生存状态下的生存故事。二十几年里，每有家庭变故、贫困危机，许三观就以卖血来解救，前后一共经历了12次卖血，仅仅为了一乐，就卖了七次血。在文革期间为了给一乐治病并筹钱，年近五十的许三观不仅不顾一个月前才为了二乐而卖血，而且在去上海的路上沿途卖血达到五次。在三个儿子终于各自组建家庭后他才恍然发觉岁月已夺去了他的健壮，他的血已经再也卖不出去了，对未来灾祸的忧虑使他在街头痛哭起来。许三观的卖血串联起一个人普通的一生，也串连起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小说的关键在于，许三观先后用七次卖血行为来拯救的一乐，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妻子许玉兰和何小勇的私生子。面对这种有悖于人伦和尊严的尴尬现实，许三观经受了极度的内心煎熬和挣扎，不仅如此，一乐是私生子的事件还要被许玉兰大肆张扬出去，到了一乐为何小勇“喊魂”这里，就完全被公开化了。小说的高潮在许三观去上海途中的五次卖血，寒冷的冬日喝冰冷刺骨的河水，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直到倒在了地上……作家对许三观沿途经受的苦难的描述达到了极致，人性的内涵和光辉也同时闪现出来。

（三）悲悯的情怀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故事在现实的历史时空中展开，对人性善的发掘取代了对人性恶的展示，超然、平和、幽默的叙述基调取代了冷漠的叙述态度，体现出了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力量和悲悯情怀。

《活着》中，尽管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灾难和死亡，但支撑人物行动的信念是乐观、朴素的。作家将福贵一家的命运置于中国当代社会变动的背景上来写，但并没有对外来灾难进行激烈控诉和对历史作沉痛反思，而是写了磨难中的亲情和友情，展现了人性的善和美。如家珍对丈夫是那么的宽容，二喜对凤霞是那么的挚爱，小说中的每一个亲人，从父亲、母亲、家珍甚至到幼小的苦根，都特别善解人意，懂得亲情的温暖，他们每一个人都支撑了福贵对苦难的忍受。即便是在出现了县长春生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以普通人的身份相互宽慰，家珍在春生危难时还想用“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换吧”挽留春生的生命，这里，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体现了对人性善的考验。如果说福贵在对自己一生的叙述中讲述的是中国社会三十几年的历程，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联系的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那么作为小说中的“我”，一个到乡下采风的年轻作家，必然将这个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通过“我”联系过去与未来，作家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和人性善的肯定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对许三观一次次卖血的经历是用从容不迫、充满喜剧意趣的笔墨叙述的，故事情节简单明了，但故事情节下的人性内涵却丰富复杂。许三观一家在经历每一次家庭变故和贫困危机中，都能感受到家庭的和睦和人情的温暖。在一乐闯下大祸时，受害者也没有大肆谴责，只要求能够支付医药费；在自然灾害的贫困中，许三观发明了“用嘴炒菜”来精神抗饥，还以自己的孱弱之躯来卖血换钱，让家人实实在在地温饱一下；在许玉兰遭到批斗时，许三观不仅完全消解了对许玉兰的愤恨，还以夫妻间特有的亲情给许玉兰巨大的精神慰藉；尤其在一乐得病之后，二乐连夜将哥哥背回家，三乐拿出自己的全部工资，邻居们也都伸出温暖的手，一向不友好的何家借助了最多的钱；在许三观沿途去上海的路上，也不断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小说中的悲悯力量得到集中的体现——它不再是孤独的搏斗、无望的喊叫，而是一种质朴而崇高的相互支撑，心与心的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和相依为命的终极体现。最后，在许三观去上海途中与来喜、来顺两兄弟的相识交往中，许三观成了他们兄弟卖血的引导人，他们在初次卖血中尝到了甜头后还想再去卖血，许三观阻止了他们，道出了一番话，讲出了卖血的无奈；年老的许三观卖不出血，对未来灾祸的忧虑使他在街头痛哭起来，“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这里，作家借许三观之口道出了对当代人生存状况的忧虑——中国的社会如果不安稳，人民生活不能摆脱贫困，类似许三观的卖血故事还将继续演绎下去。

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现，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④在《活者》与《许三观卖血记》中，作家前期创作中那种自我和现实、自我和历史、自我和他人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冷面杀手般的叙述为饱含温情的叙述所取代，绝望的人生姿态为达观的人生态度所取代，抽象、封闭的时空为具体开放的时空所取代，日常的真实和“精神”真实获得了同等的表现价值，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是传达作者先锋观念的传声筒。回到现实的底层，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悲悯的情怀，是余华后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转变，他用自己的人道主义和悲悯之力，为那些善良而普通的生命寻找着苦难的救赎方式。余华将西方存在主义嫁接在了中国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上，提供了以文学方式审视中国人生存状况的一种存在主义视角，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①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②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③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④ 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