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基本脉络

2010-08-01刘芙君

文化学刊 2010年4期

刘芙君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早期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初起阶段，因此也更容易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变化与路径。辽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区域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比较多见的是对其文明起源的研究，对其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还处于较薄弱的阶段，笔者试图在此问题上加以探索，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几个概念的界定

辽河是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条大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它有东西两个源头，“东辽河发源于吉林哈达岭；西辽河又有两个源头，北源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白岔山的西拉木伦河，南源是河北省七老图山脉光头山的老哈河，它们在河北省北端汇合，称为西辽河”。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昌图县古榆树附近汇合后开始称为辽河。辽河流域是指辽河流经地区逐渐形成的一块较为独立的区域，近代东三省的范围大体被其涵盖，从空间范围与现有行政区划分的关系来说，辽河流域地跨“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四省区”。[1]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那么什么是现代化？“从现代化理论的原本含义而言，它是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理论，因而实质上也就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说。从学理上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2]“最好把现代化看做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3]既然是一种过程，自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不但包括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包括工业社会继续完善的这一过程，而后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现代化”与“近代化”在一段时期内曾被通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二者在内涵上同质，也即“（近代化）这一概念并没能够同现代化概念区分开来。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化，而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也是工业化，两者实指一件事情”。[4]“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纳入现代化过程的视野中加以宏观理解，有两大特征可加以提炼。首先，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现代性（工业化、民主化、契约化、城市化、商品化等）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别无二致的。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理应纳入中国现代化的总进程。其次，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的最初发生。基于这样一种双重历史内容，‘近代化’这一概念理应由‘早期现代化’这一概念所替代。”[5]本文采用“早期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早期现代化”从字面意义看就是现代化历程的早期阶段，从时间维度上大体可以涵盖1840年—1912年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从标志性事件来看，应以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为开端，但历史是离不开前提影响的，如果没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导致此后的一系列巨变，如果没有西方列强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冲击，中国古老的传统社会恐怕还要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更长一个时期，当然“简单地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这一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是由于具备了两方面的动因：一是西方国家的侵略使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这是外因，是启动的外在条件；二是先进的中国人因应危机形势，而开始了解和学习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内因，是启动的内部根据”，[6]因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面对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国先是消极、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经历了震惊与迷惘之后，中国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向外国大量购买枪炮船舰，兴办军事工业及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活动，洋务运动开始兴起。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日益强烈的危机感刺激下，纷纷探求挽救危亡的道路，维新变法思想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发展为政治运动。此后的清末新政改革、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中国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的具体体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早期现代化也由此走向制度性的变革。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初步形成。

二、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基本脉络

在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及社会变迁几个方面，这也是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基本脉络，即经济发展促使政治制度改变并最终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龙兴之地”的辽河流域也难逃厄运。营口，旧名没沟营，位于辽河下游入海处，是东北地区与关内沿海城市通商的最早商埠。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山西与直隶的商人到营口经商。嘉庆道光年间，东南沿海各省商人与外国商人也纷纷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到营口掠夺大豆。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营口的金融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营口的经济地位不仅受到国内商人的关注，也引起外国侵略者的觊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曾多次派间谍船到奉天洋面，测量水道，侦察军事设防。[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俄还签订了《瑗珲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外，鸦片改名为“洋药”，成为合法的商品在中国自由流通，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通商。对辽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当属牛庄的开埠（后改为营口）。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英国第一任领事密迪乐于1861年5月到达牛庄，但发现这里海口水浅，不适合较大轮船的出入，经过探查认为距离辽河入海口最近的市镇营子（即营口）有成为外国贸易中心的潜力，于是在得到英国政府支持后，密迪乐在与负责牛庄通商事务的山海关监督瑞麟交涉时，以“情近骄恣”之势强行于6月11日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对外仍称牛庄之名。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俄国等相继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外国洋行势力也随之侵入。从此，“营口成为西方列强源源不断地输入外国商品的批发站，同时又是掠夺输出辽河流域资源和农产品的转运站”。[8]

随着营口开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逐渐深入，中国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大量涌进辽河流域。西方国家的棉纱、粗布、绫布等棉纺织品输华量逐年增加，国内的土产品及手工业品受到排挤。如果把各年输入营口的本土产品计为100，那么1867年—1872年外国商品输入的比率可以列表如下：

1867年—1872年营口输入商品价值表[9]单位：千海关两

从表中可见，营口开埠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商品中鸦片输入占有极大的份额，如1871年鸦片占输入总值的60%以上。后来随着西方国家对营口输入商品的增加，“洋货的进口又有大幅度增长，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进口总值为1945600海关两，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为3134398海关两，在七年时间内增加将近一倍。在这时期输入的洋货中，主要是棉丝织品、煤油、火柴、染料等”，[10]由此可见，辽河流域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场所。

其次，辽河流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原料的主要地区之一。这一地区自古以出产大豆、粮食、柞蚕丝而闻名。“以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三年经营口港大豆三品的输出为例，大豆输出了49.9万吨，豆饼输出了47.2万吨，豆油输出了1713万吨。而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年间经营口港给出的大豆三品就达到550700吨之多”，[11]“柞蚕丝是东北出口的大宗商品，其出口总值仅次于大豆，排在出口商品的第二位”。[12]上述资料说明营口开港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掠夺原料的基地。

再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侵略随之而来。营口开港后，列强蜂拥而来，在营口开设的洋行是资本主义各国在辽河流域进行资本输出的尝试。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亚细亚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德国的德茂洋行、瑞记洋行等，纷纷在营口开业。洋行是外国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具体执行机构。他们除了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外，还利用辽河流域盛产大豆的有利条件，开设榨油厂、豆饼厂等企业，以获取更大的利润。“1867年，一个英国的机器榨油厂——普拉德公司，为了‘和中国制造商进行竞争’，在牛庄开工了。1884年，有丹麦商人在牛庄建立了榨蓖麻油的‘苏尔兹洋行榨油厂’。”[13]“至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英商太古洋行始用手推螺旋式蒸汽机器做动力，此为东北机器油坊之嚆矢。”[14]在这种情况下，辽河流域的一些榨油业如果要想生存发展，也必须进行技术革新，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机器榨油业逐渐在辽河流域占据首位。其他手工业行业，如酿酒业、磨粉业、棉纺织业等也是如此，这无疑对辽河流域旧式的家庭手工业发展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工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的过程中，辽河流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的冲击，农产品及农产制品的输出急剧增长，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农产品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机器生产工业化的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可以提供工业原材料，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城市的工人对市场的依赖加深，自然也促使辽河流域经济与国际经济市场加强了联系。

随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在辽河流域的出现，辽河流域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而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必然促动政治制度的变化。

随着营口开港及沙俄侵略我国东北，辽河流域民族危机加深；山东、直隶等地农民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纷纷突破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令，不断移民至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政府加重对东北人民的盘剥，致使1860年—1866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北农民起义。这些形势的变化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其统治政策作出一些调整，1875年2月，清政府命崇实署理盛京将军。崇实在清政府中是一名较开明的人物，倾向洋务派的观点，他到任后就着手进行官制改革。将奉天省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大权统一归盛京将军，解决了“事权不一”的问题，将旗民争讼问题统一归奉天府尹管理，缓和了旗民之间的矛盾，强化州县统治，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之后，吉林、黑龙江也相继变通官制，为以后东北实行行省制奠定了基础。

《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反对清政府统治的呼声日高，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也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进行“变法”，在全国推行“新政”。由于当时东北地区正进行日俄战争，因此清政府在辽河流域实施“新政”的措施推迟到战后。1907年，清廷裁撤东北三将军和盛京五部侍郎，改设奉、吉、黑三行省，并在三省之上设立东三省总督。东三省总督下，特设蒙务局，负责哲里木盟10蒙旗事务，三行省公署下设蒙务司分管辖境蒙旗，从此拥有较大自主权的盟旗制逐渐向行省制过渡。[15]

东三省的官制改革，使其与内地的行政体制渐趋一致，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先进性，加快了东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步伐。官制改革的同时，东三省“还成立了奉、吉、黑三省咨议局及各府厅州县议会”，[16]省咨议局的成立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提供了讨论时政、集聚力量、联合行动的合法平台。省咨议局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10年10月3日，中央资政院成立，“奉天咨议局派‘民选’议员三名；吉林、黑龙江各派‘民选’议员二名出席资政院大会，议了三个月，除了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旨照准外，别的什么名堂也没能议出来”，[17]但“民选”议员大多为立宪派人物，因此立宪派也利用这一年革命风潮高涨的机会发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要把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推向实质性，力争资产阶级上层的参政权。“1910年1月，奉天、吉林咨议局代表参加了‘一年内即开国会’的十六省请愿团。6月，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又参加了第二次各省各界国会请愿团。不久，资政院成立，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亲赴摄政王府门前，忍痛割臂写了‘请开国会’血书，参加了全国第三次国会请愿团活动”，[18]12月“奉天省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赴京上书，各界团体组成‘请愿国会同志会’踊跃为他们送行”。[19]但清政府镇压了第四次请愿活动，并随后颁布新订的内阁官制，“皇族内阁”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破产，其结果是使一部分立宪派人物对清政府彻底绝望，与革命派更加靠拢。清末新政的种种措施，初步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雏形，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清政府的统治陷入绝境，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辽河流域后，强烈影响了东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直接推动了东北各地的革命党人走向起义，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获知了起义计划，于是派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部入奉天，逼走革命党人蓝天蔚，控制了“奉天国民保安会”。之后赵尔巽、张作霖拥护清王朝，血腥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了东北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赵尔巽也被迫于2月14日在东北降下龙旗，承认“共和”。“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先后有赵尔巽、张锡鸾、段芝贵任此职，但最终都被掌握军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所驱逐。”[20]而张作霖正是利用这次国体之变，实力大增，于1917年7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9年又先后控制黑龙江、吉林，成为“东北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的总统制，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设立了临时参议院，推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然而这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却并未在中国存在很长时间就被新的专制统治所取代，因为“为了获得参政权力，西方人经过数个世纪的斗争和思考才建立起议会制度，而中国的议会制度并没有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轻而易举就成立了国会。事实上这样的议会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21]尽管如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制度性变革已经出现，对辽河流域的政治影响也有所显现，而政治变革对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新政改革包含了教育改革的内容，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废除科举制度。1901年清廷下诏书院改为学堂，辽河流域最早的学堂是1902年盛京将军增祺创办的奉天大学堂。学堂“开设新学和旧学相结合的经史课程和文学课程，也引进西学的格致（物理）和数学课程，并且把体育列为新课程。同时，还保留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满文课程”。[22]“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新式教育，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学务处管理省区兴学和学校教育，由提督奉天学政李家驹管理学务处。1906年清朝撤销各省学政和学务处，改设提学司。10月新任奉天提学司使张鹤龄创设奉天学务公所，作为主管省区教育行政机构。”[23]在新式教育机构领导下，辽河流域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08年时，东三省已是各类学堂齐备，而且总数已达2400余所，比1907年以前的100余所猛增了20倍”。[24]在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同时，出国留学成为一个热潮。1905年奉天将军赵尔巽选派官费留学生70人赴日本、英国、美国和比利时留学，1907年奉天一省就有200多人去日本留学，这其中包括了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选派的37名女学生。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知识精英“通过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发起戏曲改良运动等媒介和场合，以达到对下层社会启蒙的目的”。[25]报刊、杂志、文学、戏曲对人们的思想有启蒙的作用，也为更多的人接受蕴涵现代性的观念，加快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教育的发展、民智的启迪改变了辽河流域的落后面貌，通商口岸的开设使辽河流域的人们与外界接触的范围扩大，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生活方式对辽河流域的人们影响也越来越深。清朝时辽河流域虽因是“龙兴之地”而被封禁，但关内平民由于各种原因纷纷移民到此，“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与那些居住在中国长城以南，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的同胞们相比，满洲人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通常，中国人也称满洲为东三省”。[26]辽河流域人民有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特点，再加上近代以来受到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切身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筑路的特权，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控制了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即南满铁路。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1905年日俄战争后转入日本之手。日俄以铁路和港口为中心加强对辽河流域的控制，以长春为例，他们在其霸占的“铁路附属地”内，“修建了比较完善的市政设施，如取水管道和车站供水设备、站房、兵营、俄国员工住宅，而且员工住宅都是田园式的庭院建筑，铺设了秋林街和巴栅街等两条俄国式的街道，从而形成了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小镇。日本则更是对其霸占的‘满铁附属地’进行了苦心经营。他们按照近代城市规划手法进行城区建设，……建成了大量的当时比较先进的近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如医院、学校、旅馆、住宅、邮局、电话局、公园以及自来水、排水、电力、煤气等”。[27]交通发展、市政设施建设对辽河流域城市化进程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生活进步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彰显过程，因此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综上可见，辽河流域早期现代化的过程很好地体现出由经济到政治进而到社会文化转型的基本脉络，这既符合也印证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1] 董守义.辽河文化丛书总序[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

[2]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

[3]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

[4] 吴忠民.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J] .社会学研究，1991，（02）：101.

[5] 周积明.现代化概念构架三论[J] .湖北大学学报，1995，（03）：1.

[6] ] 戚其章.《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J] .民国档案，1997，（02）：65.

[7] [9] [13] [17] [18] [19]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60-61.62.108.367.367.369-370.

[8] [10] [11] 郑川水.锦绣衣带缀明珠——辽河流域城镇文化[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94.197.197-198.

[12] 江沛.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94.

[14] ] 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7.

[15] 阎光亮.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7.